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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反政治的政治

更新时间:2007-12-12 00:47:07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其势易骚动也。少发则不足以更适,多发则民不堪其役。役烦则力罢,用多则财乏。二者不息,则民遗怨”[4],进一步说,“匈奴牧于无穷之泽,东西南北,不可穷极,虽轻车利马,不能得也,况负重嬴兵以求之乎?其势不相及也”[5]。尽管汉帝国有过几次成功的武力征服,但对漠北从来没有能够建立长期有效的统治,可见《盐铁论》的学者们的政治判断更为真实:中华帝国实力有限,不可能成为一个以武力为基本原则的帝国,而只能采用传统的怀柔德化策略。

  儒家们一直推崇的怀柔德化策略本身虽然是正确的,但儒家们却往往忽视这一策略所需要的一个生效条件,即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去怀柔德化,只有强者的怀柔德化才是有意义的。儒家试图以道德去创造政治,却不知政治是道德的生效条件,所以儒家从根本上说是不懂政治的。中华帝国只能满足于象征性的朝贡体系,至于“德化天下”的想象,则是对天下体系伟大传统的一种有名无实的继承。本来,当放弃天下体系而建立帝国,帝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就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可是中华帝国迷恋天下观念的辉煌,于是把外交关系都看成是朝贡关系,这一幻觉最终被证明是有害的。

  

  3. 对内部的兴趣超过了对外部的兴趣

  

  从开放的天下观念到保守帝国观念的变化导致了政治的内向性转向。由兼并许多国家而形成的帝国本身形成了一个足够大的局面和政治空间,当一个政治空间足够大,它的问题就足够多而且不容易对付,这一空间的内部问题的重要性就超过了它的外部问题,人们对这个空间内部的兴趣就超过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尤其是当这个政治空间的文明水平超过其外部世界,人们就会更加关心这个空间内部而不是外部,这一现象与今天美国的情况有些类似。对于中华帝国来说,如何管理这个巨大的政治空间成为首要政治问题,它比如何去理解外部世界、如何去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重要得多。可以说,当一个国家足够大,不仅地域广大,而且文明发达,在任何意义上都足够强大,那么其政治问题就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国家内部问题,除非其外部挑战大到国家几乎无法承受,它才会去关注外部问题。

  虽然在观念上说,帝国都是“世界性的”,但实际上几乎都是“伪世界性的”,因为庞大的帝国总是关心内部超过关心外部,除了对外部的征服,它对外部世界缺乏认真的兴趣和尊重的态度,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既不积极也不严肃,外部世界似乎仅仅是尚未征服或者是不值得征服的地方,甚至是被蔑视和漠视的地方。只要一个国家漠视或蔑视世界上“其它地方”,把“自己”与“其它地方”割裂看待,缺乏与其它地方普遍合作的兴趣,就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治存在而不是世界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帝国是反世界的而不是世界性的。当天下体系退化为帝国,朝贡制度之类的外部制度就失去了原来的世界性意义,而变成了帝国的一种虚荣自大的象征体系。

  从理论设计潜力上说,天下体系才是真正世界性的政治制度,除此之外似乎还没有别的世界性政治制度,帝国不是,现代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华勒斯坦意义上)也不是世界性政治制度,而是在世界中的国家霸权体系。天下体系试图建立一个世界制度以保证世界性的普遍合作体系,但它决不是帝国,而是一个无限开放的政治网络,其中有负责世界制度和共同秩序的政治中心以及各地分治中心,特别重要的是,天下体系的政治中心的执政权力是向世界万民开放的,并不专属某个地方或某个民族。中华帝国是天下体系的一个变异,它虽有继承但又有根本性的修改,这种修改在政治性上是退化,但却加强了对有限空间的权力统治。有趣的是,由天下体系退化而成的中华帝国具有了一个自相矛盾政治世界观:一方面在理论上继承了天下体系的天下一家观念,但已经退化为一种有名无实的修辞性宏大话语;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从开放性的天下体系转变为自成一统的帝国,把帝国自身与世界分割开了,并且以华夷之辨来自高身份,华夷之别被重新解释为文野之分的自大定位,帝国的礼仪文化被自我定位为高级文化的标准。

  华夷之辨的意义演变很能表现从天下体系思想到帝国思想的变化。在周时代,华夷差异只是表达政治上的远近关系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与特定文化和特定民族的文化自我中心观点以及民族歧视无关。从后世的地理概念去看,古代圣王们都来源于东夷或西戎,并非中原本地部落,甚至本来就没有所谓的中原主流部族。在圣王时代,中国本来就有多民族多部族,很难说哪一个民族是主体民族,中国后来的主体民族是混成的,而且一直保持开放性,不断有其它民族同化融入到主体民族中来,同样,中华文化也是混成的,因此,民族观念在中国思想中一直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据傅斯年,圣王时代的众多部族大致可以分成东西两系,这两个体系的部族在中原交汇而多次争战,后来才混合形成占据中原的所谓主体民族,再后来才由东西争胜模式变成南北争胜模式[6]。如果按照后世标准,圣王们无非都是蛮夷出身,只不过移居中原,而与圣王们同族同源的一些人留居原地,后来就被认为是蛮夷了。

  按照天下体系理论,华夷差异只是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与边远地区的差异,只有远近,并无断裂,只有政治上和生活方式上交往合作程度的差异,而不是对异己的定性。在政治上完全加入到天下体系中来的诸侯都是华夏,尚未充分加入天下体系的部族都是夷狄,或者说,天下体系的标准成员国就是华夏,而尚未建立全面政治合作的邦国都是夷狄。因此,当时与天下体系的宗主国(周)尚未建立充分政治合作关系的楚、吴、越等都算做蛮夷,但后来它们深深卷入中原政治之后就都成为华夏了。天下体系是无限开放的,它将接受任何一个愿意加入天下体系的部族,而没有异己设定,这是天下体系的根本性质,即“天下无外”原则。文化意义上的华夷之辨一般被认为源于孔子笔削春秋,不过这一理解恐不可靠。孔子对夷邦并没有特别反感,甚至曾经“欲居九夷”[7]。据公羊春秋,孔子笔削春秋的原则是:“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自近者始也”[8],这一原则显然是从政治关系去理解华夷之别的,它指出,越接近天下政治中心的事情和问题就在政治上越重要。《春秋》是对政治事件的记述和批评,既然天下一家,为什么又有内外的说法呢?是因为天下体系政治中心的政治活动和事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显然比其它地方的政治事件的分量更重,影响更大,因此需要优先论述。可以看出,内外之别只是表现了政治重要性的优先次序,而不包含所谓的文化歧视。

  自中国成为帝国,华夷关系就发生本质变化,而这一变化归根到底是由政治制度的变化所导致的。天下体系是一个分治体系,其成员国能够维持其独立统治,因此,成员国与宗主国之间在本质上是政治合作关系。但是帝国制度改变了这一格局,帝国无法直接统治的地方不仅不属于帝国,甚至与帝国没有实质的政治合作关系,变成了真正的外部存在了,因此,凡是帝国无法统治的地方就具有了异己性这一新性质,外部世界意味着异己存在。如果不是因为对帝国形成了潜在的或现实的挑战和威胁,外部世界就几乎只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当帝国把直接统治看作是一统天下的条件,无法统治的远方就必定变成了异己的外部世界,这就解构和分裂了天下。作为对比,天下体系在理论上覆盖整个世界,于是,那些尚未加入天下体系的地方并没有被理解成异己存在,而是被理解为天下体系的未完成部分,同样是天下的合法组成部分。自从帝国定义了异己的外部存在,天下概念就变质了。

  当放弃了天下体系的世界观,就失去了理解“其它地方”的政治能力,“其它地方”不再是政治对象,而退化为军事对象。但是中华帝国的军力有限,这一点使外部世界甚至不是军事对象,于是帝国进一步对外部世界失去兴趣。有趣的是,帝国还必须把外部世界描述为落后地区,这样才能心安理得地轻视外部世界。班固曾经清楚论述了帝国为什么不值得招惹夷狄,他说,夷狄难以征服,即使征服了也没有意义。如果与夷狄合作,则经济投资很大而还难免被欺诈,如果与夷狄交战,则不仅劳民伤财还招来报复,即使打败了夷狄也得不到实惠,“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因此还不如不理夷狄。如果夷狄来犯则防守反击,假如夷狄居然仰慕中原而非要来朝贡,当然以礼相待,如此云云[9]。此类言论鼓励了帝国政治的内向化,而华夷之辨则以文化高低差距为理由去论证天下值得重视的事物尽在中国,于是,世界政治消失了。也许中华帝国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某些方面文化优势(绝非所有方面),但其错误的文化自身理解培养了固步自封的文化而失去了创造力,当帝国在外部挑战下崩溃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衰亡的不仅是帝国,而且是文化。

  

  4. 政治变成统治

  

  如果说错误的文化政治使帝国失去创造性,那么中华帝国为什么能够持续达两千年?一般的解释是,尽管帝国多历战乱,但由于中华帝国具有优越的文化,因此得以长期存在。这类解释完全找错了原因,甚至颠倒真相,其背后仍然是文化优越论的幻觉。先秦文化虽然辉煌,但帝国时期的文化由于失去了创造性而很少有什么思想创新,尤其没有能够发展出科学。而且,由于帝国背弃了天下体系的世界政治思路而没有能够在世界上形成普遍的政治影响,甚至不懂得如何正确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因此,帝国的长期持续绝非由于特殊的文化优势,而必定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帝国发明的反政治的统治。

  这是一种新政治,这种政治之新在于它是反政治的,它试图以一种政治制度去取消政治问题。正如前面所论,中华帝国放弃了天下体系,也就放弃了世界政治,因此,这种新政治的思维重心不在世界,而在国内,它对内部问题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外部世界的关心。以“安内”为主导的政治思路落实在社会管理问题上,而社会管理又落实在有效专政问题上。只有专政才能否定人们关于权力的各种疑问和争议,因此,帝国选择专政政治势在必然,但问题是,专政并不因为君主制而有效,仅仅规定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并不能形成有效专政,因为君主制远远不足以完全管理社会,它无法深入社会基层,甚至不足以控制统治阶级,各个实力集团都可以利用家族或部族的凝聚力而质疑和挑战最高权力,皇帝或国王不得不始终在应对各个实力集团的挑战。于是,皇帝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瓦解任何政治集团的凝聚力的制度。专政不仅需要集权,更需要能够把集权普遍下达到社会基层,这就需要创造一种只属于并且服从于皇权的社会组织,其组织密度足以控制整个社会,而其力量足以解构民间政治集团,于是这个组织就能够对社会结构进行重组。这个组织就是官僚体系,可以说,集权专制制度的有效性是通过官僚制度去实现的,没有官僚制度,专政必定是无效率的。

  中华帝国创造了官僚制度而形成官僚社会,官僚成为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核心,甚至可以说,中华帝国其实是个官僚帝国。官僚政治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其本质是反政治,因此它是对政治的终结,它把政治变成了统治,于是,退化了的政治变成了一种似乎是自动的习惯运动,政治问题被屏蔽了,人们似乎不再需要思考政治问题,而只需要完成行政工作。当然,政治问题并非真的消失,而是被隐蔽起来变成了隐性或潜在的问题,似乎无须过问也不成问题,就好像已经一劳永逸被解决了,而只剩下社会管理工作,按照孔子的概念用法,可以说不再有“政”而只剩下“事”了[10]。政治变成统治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回避了政治的原则性问题,特别是政治合法性、政治责任以及政治理想等等问题。当政治被假定为无问题的,就只剩下统治的稳定性和效率等等“技术性”问题了,于是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统治。这就是反政治,即以统治的问题去替代政治的问题从而否定政治。

  自秦汉以来,中华帝国两千年处于政治的麻痹状态,政治问题几乎没有推进,只有行政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执政政权的变更。中华帝国的这一政治转向是比较奇妙的,它首先放弃了天下体系,从而放弃了世界政治而转向了国家政治,然后又进一步放弃国家政治,把国家政治变成了国家行政。反政治虽是失败的政治,却是非常有效率的统治,或者说,中华帝国作为一种统治制度是非常成功的,它有效地管理了社会而维持了稳定的统治,但它作为一种政治却很失败,虽然这一失败是慢性的,却是严重的,失败的政治对于一个社会和社会来说是釜底抽薪的错误。这种反政治的制度抑制了具有创造性的思想方式,破坏了人们对公利公德的责任意识,而且推行一种反对卓越人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精神软弱压抑的文化。由官僚主导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更有利于发展懦弱、自私、虚伪、阴暗、阴毒的病态人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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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1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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