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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阿伦特论极权主义

更新时间:2007-11-12 10:34:04
作者: 陶东风 (进入专栏)  

  

  《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完成于1951年,原名《我们时代的负担》,是阿伦特的成名作。对于阿伦特来说,这本书是真正的呕心沥血之作,它凝聚了阿伦特太多的痛苦经历:魏马共和国的宪政危机、纳粹的兴起、种族大屠杀、“异乡人”的生活。可以说,极权主义对于她精神和肉体上的巨大创伤是阿伦特写此书的根本动力。

  阿伦特在此书中思考的极权主义原型首先是纳粹主义,但“极权主义”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被谈论的。她把纳粹的极权主义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的特质汇合在一起,试图概括出极权主义的一般特点,这使得本书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学著作而上升为一部理论著作,但同时使它遭到了尖锐的批评。在我看来,无论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理论概括多么具有误导性,我们却仍然无法否认,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两者的意识形态虽然不同,却都产生了噩梦一样的极权恐怖。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考察的时候,阿伦特通过自己深刻的洞察力抓住了某种现代特有的东西,并力图理解它们的产生原因。阿伦特先分别分析了反犹主义(第一部)和帝国主义(第二部),以便理解极权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在此书的第三部分即《极权主义》部分,阿伦特分析了极权主义和群众的关系,极权主义宣传的特点,极权主义的政权结构以及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等等。

  

  一、极权主义的特征:全面统治、意识形态、恐怖

  

  什么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和历史上的其他专制暴政有什么不同?阿伦特对此的回答是:极权主义的核心特点是“全面统治”(totalitarianism的前缀total就是全盘,无所不包的意思)并彻底消灭人的差异性、多元性,即使是私人领域的差异性也不允许存在。而它达到全面统治的手段则是一种全盘性的意识形态和全盘性的恐怖。所以,窃以为“全盘”兼有全盘统治、全盘意识形态和全盘恐怖三种含义。[1]下面这段话可以视作是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特征的集中概括:

  极权统治努力组织无限多元和无限区别的人, 似乎将全人类只看作是一个人,只有每一个个人的各种反应可以降到一种绝对不变的一致,使每一组反应能够和另一组反应随意互换,才能使极权主义统治成为可能。问题是要编造某种并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人的种类,像其他动物种类一样,其唯一的“自由”包含在“保存物种”之中。极权主义统治尝试透过精英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集中营里的绝对恐怖来达到这个目的,精英组织无情地从事暴行,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实践应用――精英组织必须在这个试验场上证明自身――而集中营相应的目标·也设定为完成对意识形态饿“理论”证明。[2]

  正如卡诺万所指出的:极权主义的特殊恐怖在于这样的事实:它的前所未有的野蛮残暴不是不受规约的狂怒(undisciplined fury),不是服务于什么“实用目的”(比如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而是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灭绝,它们是高度组织化、系统化的,这种特殊的、为了一个高远的“精神目的”而实施的野蛮行经,除了意识形态的角度以外是无法理解的,而这种意识形态除了其信奉者之外是纯粹的虚构。[3]台湾阿伦特研究者蔡英文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概括如下:

  这套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的运用下,讲究前提和推论必须首尾一致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不证自明的“种族斗争”“阶级斗争”为前提,而对人类政体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全盘的解释,同时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于实现某一种终极目的,比如“无阶级社会”或“纯粹人种”的统治,极权主义者运用这一套“意识形态”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实”或“现实”。在讲究首尾一贯之一致性逻辑的推论下,此意识形态拒绝实质经验适时的否证,其结果是,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4]

  这样的意识形态很相似于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说的“理性的自负”“理性的滥用”,它相信人的理性(实际上是非理性)是万能的,可以完全彻底地按计划重造世界和人性。而这就是极权主义所自诩要完成的“伟大使命”。著名的阿伦特研究专家卡诺万指出,在阿伦特看来,

  把极权主义和历史上的其他专制区别开来的,不仅是它的大屠杀的规模,而是这样的事实:它被理解为也被执行为是“使教条变成现实,把教条纳入到实践中”。依据这种教条,种族斗争是“自然法则”,至于被杀者是否无辜则是无关紧要的。让她感到震惊的是牺牲者和屠杀执行者的机器人一样的行为,他们都显然感到自己是别无选择的,是没有行动机会的,他们只能遵从比人类意志更加强大的力量。[5]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之前的暴政或专制常常是任意的,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好恶;而极权主义的特点之一正好是否定人类意志在世界上的任何地位。依据它的理解,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受“自然法则”或者“历史法则”支配的;但是同时,那个被认为掌握了“法则”“规律”的人又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极权主义统治者的特点是既狂妄――企图按照意识形态来改造人性,又谦卑――自称是执行“自然或历史的必然法则”,是主观唯意志主义和“科学”宿命主义的奇特结合。极权主义者屠杀犹太人或者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但却并不以为这是出于极权主义者的个人意愿,而是在执行历史和自然的必然法则,依据这个法则(意识形态),劣等种族和阶级敌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这不是因为他们作了或者想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所谓“客观的敌人”。

  在意识形态领域,所有行动都是既成教条的推演,无论在常识看来这是多么不可理解。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连贯性是极权主义之外的人觉得难以理解的。阿伦特要揭示的就是极权主义的这种本质:为了贯彻一种意识形态、和它保持一致,杀死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或“阶级敌人”在所不惜,因为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与群众心理分析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明显违背常识的,但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难以抵挡它的诱惑?为之疯狂、为止献身?这就涉及到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特别是群众心理的分析。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三部“极权主义”中,第一章即“无阶级社会”,主要是分析群众的特点。她指出:尽管极权主义统治如此残酷,尽管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此违背常识,但是它得到了群众的空前支持,而且这些追随者非常无私、超功利,全身心地献身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

  但是让阿伦特感到惊奇的是:一般极权主义运动,特别是其领袖,虽然在其执政的时候受到群众的三呼“万岁”式的狂热崇拜,但在极权主义运动和政体结束之后,却会被人们迅速遗忘。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如此。阿伦特认为,这样一种“短命现象”源于群众的反复无常(以群众为基础的名声必定是不长久的),也源于极权主义的生命维系于无休无止的运动,运动一停止,极权主义就完蛋。[6]从这里,阿伦特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观点:群众的突出特点就是朝三暮四、健忘、变化无常、无主见,他们一方面“缺乏延续性”,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adaptability)。[7]从这里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群众在极权主义革命时期狂热献身政治运动,而在极权主义政体倒台、社会世俗化以后,则迅速转向,从热血满腔的革命者变成了物质主义的消费者,从此前的革命领袖崇拜摇身一变为消费时代的明星崇拜、金钱崇拜。群众因为无主见而极易陷入狂热,至于为什么具体的对象而狂热则是变化不定的、被鼓动的和随大流的。

  在阿伦特看来,投身极权主义的群众是“无私”的、“超功利”的,与阶级和社团不同,群众不属于任何利益群体(这个观点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因此,诉诸利益的宣传对群众常常不能生效。所有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与政党成员的忠诚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前者缺乏自我利益意识。阿伦特说:“群众的主要特点是它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混乱多变的现状。因此在群众之中,以纯粹利益为基础的宣传不会生效。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8]

  那么,把不从属于阶级或任何别的社会团体的群众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什么呢?在此阿伦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多余。群众的共同经验是:自己在世界上是多余的、无根的,因为他们没有存在于世界的特定利益,也没有与他人分享的共同生活世界。极权主义运动之所以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首先是因为极权主义不是被真实的客观利益联系起来的阶级的运动,而是群众的运动。只有在个体从属于稳定的社会群体――他们有明确的社会归属和集体利益,有稳定的“在世感”、“共同感”――的地方,利益在政治上才是重要的。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无足轻重,因此,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9]而极权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运动和意识形态。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极权主义就是这样把由孤立的个体组成的原子化(atomized)群众组织起来,要求他们完全彻底的忠诚。极权主义者的花言巧语或豪言壮语,在置身运动外的旁观者或者运动之后的后人看来或许是不可理解的,但通过群众心理又是可以理解的: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化个体不属于任何阶级或其他的群体、机构,也不能和群体的利益认同。他们隔绝而孤单――也就是丧失了共同的生活世界,所以极容易投身那个据说是把大众当作“主人”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去参与一项伟大的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使命。

  除此之外,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还来源于它的井然有序的连贯性逻辑。人生活的真实世界是充满了偶然性、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的,现代人,特别是群众,对于这种不可预测性、偶然性的恐惧。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违反常识,违反真实,却以其逻辑的连贯性而消除了现代人,关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阿伦特有一下非常经典的论述:

  群众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之世界,漂泊无根(homeless),正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这些漂浮于厄运浪潮的泅水者,才能感觉安全妥当。处于这种情况下,群众张开双手,拥抱任何自认合乎“科学本质”的预测或意识形态,由此,纳粹党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道:我们必须一招遗传学来规划法律,以及指导民众的生活,同样的,布尔什维克党也对其党员强调“经济”是历史判断的权力。这些意识形态承诺群众一种最后之胜利,因此个人生涯的挫败,以及特殊事件的失败,都是无关紧要的。群众不是社会阶级,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对群众而言,意识形态创造出一种无所不包的全能力量,可以解释任何意外偶然之事,将之安置于法则的通盘解释构架中,而扫除任何意外巧合。[10]

  以上这段话不仅突出了群众的无根性的本质,而且集中表明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本质:它是由“寓言”组成的,它准备改变世界以便实现自己的宣言,它提出对于世界的全盘解释,这种解释宣称自己发现了经验的“隐蔽”意义,把握了世界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终极目的。这种宣传的吸引力,在阿伦特看来正好表征了现代的群众丧失了“现实”。阿伦特认为,这种丧失了在现实世界的实际拥有物(包括阿伦特后来在《人的条件》中反复强调的私有财产和人的具体社会归属如阶级、党派等)的人,常常不信赖现实,相比之下,前后连贯的系统(意识形态)比现实显得更加“合理”。换言之,现实的偶然性使得它看起来不像整齐连贯的意识形态那么令人信服。在意识形态中,每一样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每一个人都仿佛是机器上的螺丝钉,各就各位,秩序井然。[11]

  阿伦特认为,群众之所以有这种飞离现实、遁入虚构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是因为群众在这个世纪经验到的是强烈的失序感,是政治和经济的崩溃,迅速的变化,等等。这些都削弱了人们维持共识的社会关系可能性,正是这种社会关系使人们能够区分可信与不可信。

  群众特点除了认知上缺乏判断力、容易受骗,情感上渴望归属一种连贯的、一体化的、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以外,还有强烈的犬儒主义倾向。“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不可理解的世界上,群众已处于这样的境遇:他们同时相信一切又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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