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宜中:社会正义vs.市场正义:论自由主义思想里的两种正义观点

——2005年9月13日

更新时间:2007-11-08 01:38:41
作者: 陈宜中  

  此种秩序既不是任何人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产物,其运作方式亦与中央集权的“组织”有根本的差异。在多中心的自发秩序里,存在着各种互相竞争的经济单元和组织,而没有任何一方能主宰整个过程及其结果。由于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知识和信息,也很难完全预料到他的行动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所以任何特殊的后果都称不上是某人所意欲的,而是各种元素一连串互动、竞争之下的产物。50 这种秩序的伟大之处在于使多元分散的知识和信息“得以有效地用来造福所有人”、“使得人的欲望获得更大的满足”、“大幅改善了所有人满足其欲求之机会”等等。我们之所以必须选择自发秩序,不外乎是因为此种秩序所造成的整体后果或状态最为理想。51

  对哈耶克来说,“自发秩序”并不等于自由放任,而必须靠一个强而有力的法治国家才得以存续。哈耶克反对累进税制,认为等比例的所得税制才符合法治原则,并(在一九六○年)表示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得税是他可以接受的上限,而这等于是肯认了国家职能的扩张有其一定的必要性。52 他反对庞大的公部门经济、反对经济重分配、反对国家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由干涉市场,但却不反对国家为了市场经济的需要而扩充职能,如建立最起码的生存安全网、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财货、制定建筑法规、食品法规、环境法规、基本的安全法规及健康法规、反垄断法、执照认证等等。在教育与健康领域,哈耶克亦不反对国家财政介入,但强调国家不必成为财货或服务的直接提供者。53 为了因应社会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为了确保市场秩序的稳健运行,哈耶克承认国家职能难免必须有所扩张,而新的行为规范亦有制定的必要,或必须对旧规范进行调整。54

  如果正义/法治不应该关切后果或事态,则无论旧的行为准则造成了什么后果或事态,基本上都没有修正调整的必要,但这显然不是哈耶克所采取的立场。事实上,哈氏明白表示“所有正义行为之准则都必须指涉某种事务状态”。55 除了必须具备普遍、抽象、众所周知、确定、一视同仁等基本属性外,所谓“『正义』行为之准则”还指涉了哈耶克所憧憬的理想事态,即自发性市场秩序。

  哈耶克认为,在自发性市场秩序里,只要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合乎正义的,则无论这些行为(经过一连串互动过程之后)造成了什么结果或事态(尤指社经资源的分配状态),原则上都是正当的、必须被接受的。按照他的说法,谈论事态的正义与否,必须先问谁是造成此种事态的罪魁祸首,而他认为这唯有在中央集权的“组织”里才能够办到。由于自发秩序里的资源分配状态既非某人所意欲、亦难以预料、也找不出罪魁祸首,所以谈论其是否合乎正义乃是十分荒谬的。是故,哈耶克强烈反对社会/分配正义,并认为所有这类主张皆难以见容于市场秩序。56 如前所述,哈耶克不反对、并且再三强调现代政府有必要建立起一个最起码的生存安全网,或曰“保证的最起码收入”,以防止极度不幸之发生。这或许是“共同体里所有成员的道德义务”,但哈氏坚持此与社会正义无关。57 对他而言,所有社会/分配正义之主张都是有问题的,因其意味着某种中央集权组织进行计划性的经济分配,而使社会过程愈来愈趋近于苏联式的极权体系。58

  综上,我们可以归纳出哈耶克的几项主要看法。第一,正义行为之准则必须具备三项基本属性:普遍性、众所周知及确定性、平等对待。第二,正义行为之准则指涉某种理想的事务状态,即自发性市场秩序。第三,自由法治国必须根据市场秩序的实际需要,来评估是否必须制定新的行为规范,或对旧规范进行调整。第四,在市场秩序里,谈论事态(尤指社经不平等及社经资源分配状态)之正义与否是不正当的,所以任何社会/分配正义之主张都是不正当的。以下我们所关切的问题是:这些论点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足以说服吾人采取反社会正义之立场?

  首先,哈耶克似乎假设了金钱政治或黑金政治等问题并不存在。在《法、立法与自由》的第三册里,哈耶克主张靠某种类似于过去英国上议院、独立于民主过程、由上了年纪的贤达之士所组成的太上机关,由上而下地监控政府部门的立法,以确保市场秩序及法治体系不致受到民意之扭曲。59 如果这种违反了“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化”定律之政治理想真的能够实现,那么以社会正义为名要求矫治金钱政治,自然是全无必要的。否则,使用正义概念来批判金钱政治这种事态,不但并不荒谬,反而非常合乎哈耶克本人的政治理想:一个不受特殊利益所污染、以公共旨趣为着眼点、公正公开的宪政法治国家。

  另一项争议焦点在于:哈耶克的三项法治判准(普遍性/抽象性、众所周知/确定性、及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是否足能决定任何特定的行为规范?例如,“宗教自由”、“禁止所有宗教活动”与“单一宗教”同样可以满足哈氏的法治判准,但自由主义者咸认为“宗教自由”才是合乎正义的,而后两者则严重侵害了个人自由。哈耶克式的法治国家似乎无法区辨这些立场间之重要差异,而吾人因此可以合理怀疑其自由主义之属性。60

  针对此类质疑,哈耶克重申,几乎任何行为都有可能干涉到他人,而对他人构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我们必须根据某些普遍抽象的准则,以界定出私人自由范围的界限,而不应以复数的“基本自由”(basic liberties)为思考起点。61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哈耶克的法治判准是否足能界定出基本政治准则,而毋需进行更实质的规范性论述?以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为例,这两项自由之所以经常被列为宪政基本自由,并不意味着以宗教为名进行恐怖活动、或毁谤是正当的,但确实意味其(相对于其它道德考虑而言)具有优位性而不得任意剥夺。在不论何谓基本自由、何谓社会正义的情况下,哈耶克反复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但“法治”却似乎不足以回答他自己所提出问题:受保护的个人领域该如何界定?复数的基本自由及权利或许太过具体、不够抽象,但至少相对明确地界定出了一个应受保护的个人领域,并且(至少在原则上)防止国家以追求某种崇高理想为名而任意侵害之。除非这些基本自由及权利不必予以保障,或不具政治道德上的重要性,否则,吾人可以正当地视其为最基本的“社会正义”要求。

  此外,哈耶克的法治判准是否足能界定出任何特定的社经政策,而毋需进行更实质的规范性论述,也是具一定争议性的。反对累进税制的哈耶克认为齐头式的等比例所得税制(如每人纳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得税)才符合他的法治判准,但事实却似乎并非如此。等比例的所得税就是不等比例的财产税,而诸如“无论男女老少、收入高低、财产多寡、有无工作,一律按人头抽取固定额度的人头税”看起来也很符合普遍性/抽象性、众所周知/确定性、及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这些判准。62

  终究来说,所有正义行为之准则“都必须指涉某种事务状态”,也就是必须取决于市场秩序的实际运作情况。在此,吾人不难发现哈耶克思想所隐含的另一项基本假设:何种规范、政策或法规有利于市场经济,哪些成份是“自发”秩序的构成要素,哪些又算是不当的“人为”干预,是有客观(或相对客观)答案的。此项假设是具高度争议性的,并非本文所能深究。但笔者以为,十九世纪以来的各项社会立法如关于工时限制、劳动安全、禁止剥削童工、基础教育、防止垄断、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食品药物安全、反性别歧视、反种族歧视、基因科技、生化恐怖、飞航安全等等,从某方面来看,全都是不利于自发性市场秩序的“人为”干预,但换个角度来看,也全都可以诠释成是“自发性”的社会过程,并具有“助使市场秩序稳健运行”之功能。毕竟,在历史过程中,哪些成份算是自发的、哪些又是人为的,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准确分辨出来。63 至于“何种行为准则有利于市场秩序”此项问题,似乎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因为各具特色的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成功的市场经济体显示:“条条大路通罗马”。要言之,自发秩序理论所排除掉的是极权主义,所主张的是以市场作为最主要的协调机制,但除此之外,各种不同的规范、政策或法规都未必与其相冲突。

  最后,我们还是必须追问:市场经济何以不须要满足一些基本的道德判准?使用正义概念以评估社经事态何以是不正当的?如前所述,哈耶克一则容许贤明统治者评估社经事态(自发秩序)的理想与否,另则反对自由主义者谈论社经事态的正义与否,而其理由是正义的对象不能是无人必须为之负责的事态。但事实上,倘若所有正义行为之准则「都必须指涉某种事务状态」,那么谈论事态之正义与否不仅是正当的,也是有必要的。

  值得强调的是,自发秩序理论从不反对国家矫治不理想、但无人必须为之直接负责的事态。原因在于,当某种不理想但却可以被调整或改变的事态(如某种污染)出现时,我们可能找不出真正的罪魁祸首(因为潜在的污染源众多),但却可以透过对行为的规范来矫治此种不理想的事态。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罪魁祸首是谁,而在于是否应该改变可以被改变的现状。这是哈耶克本人所接受的看法,也是自发秩序理论的基本假设。

  基于同样的道理,吾人不仅可以谈论事态的理想与否,也可以正当地谈论事态的正义与否。不理想但却可以被改变的事态有许多,却未必都应该被改变,也未必都是不合乎正义的。所谓“不合乎正义的事态”指的是某些可以被改变、不改变在道德上是不对的、应该被改变的事态。此种规范性论述之目的在于厘清究竟哪些事态具足够的道德重要性,而必须予以高度关切。反之,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吾人缺乏独立的规范性判准以评估事态(如黑金政治)之正义与否,则亦难以谈论行为(如贿选、利益输送)与行为准则(如政治献金法)之正义与否。使用正义概念来评估政治及社经事态,原则上既无不妥之处,亦有其必要。(至于现实世界里人们对“社会正义”、“法治”、“民主”、“自由”等名词之滥用,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哈耶克曾经指出,一旦选择了自发性市场秩序,就不该再问其结果是否合乎正义,但在此之前,我们仍可以质问“有意地选择市场秩序作为导引经济活动的方法”是否“是合乎正义的决定”。64 换句话说,选择某种经济秩序的确牵涉到其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而这必须仰赖一套独立的规范性判准。环顾今日世界,真正须做的选择并不在于“市场秩序”与“极权主义”之间,而在于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在各种可能的选项之中,选择哪种市场经济体制才是合乎正义的决定,终究来说取决于吾人之社会正义思考。交由市场决定何谓正义之立场,放在反极权主义的脉络下可以理解,但作为一种正义思想和政治行动纲领,恐怕是不太妥当的。65

  

  六、结语

  

  本文初步地探讨了“社会正义”与“市场正义”这两种观点的思想渊源和主要分歧,此外,亦针对哈耶克的市场正义思想、及全盘反对社会正义之立场,提出了一些批评。“社会正义”旨在于对主要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制度进行规范,以使其合乎正义,而笔者认为这是一项正当的政治概念。受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就现代自由主义者之社经正义主张及其哲学基础,以及政策面上的各种争议,提供更充分之说明。这些缺憾或许无碍本文主旨,但相关课题都仍有待进一步厘清。

  

  

  注释:

  1.Marshall(1950)、Rawls(1971)。

  2.Rawls(1971; 1993)。本文的一位审查人认为:“Rawls社经平等的理据是差异原则(the difference principle),而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与公平的机会平等不是社经平等的理由,反而是对社经平等的限制”。笔者的立论依据是,按罗尔斯(esp.1993)自己的说法,在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公平的机会平等、以及差异原则这三项规范社经不平等的正义原则之中,以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最具优位性,其所要求的社经平等程度亦最高,其次才是公平的机会平等,然后才是最不具优位性的差异原则。

  3.Walzer(1983)。

  4.Hayek(esp.1976),另见Nozick(1974)、Friedman and Friedman(1980)及Flew(1989)。关于当代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参见Barry(1986)和Kymlicka(1990, ch.4)的讨论。另见Roche(1992)论新右派政治思想。

  5.Rawls(1971)、Hayek(1976)。

  6.在中文里,“正义”是外来名词的翻译,系由十九世纪日本学者翻译出来之后,才辗转流入中文世界。若作“宜”解,“义”与柏拉图师徒所常用的dikaiosune一字在语意上颇为亲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645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