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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社会正义vs.市场正义:论自由主义思想里的两种正义观点

——2005年9月13日

更新时间:2007-11-08 01:38:41
作者: 陈宜中  

  但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正义/慈善(或慈惠)之分类方式,并且否认分配正义作为一种正义概念的正当性。20 对这些论者来说,后人所谓的“社会正义”确实是个毫无意义的正义概念。

  近代严格正义思想之形成有其一定的时代背景,其对错并非本文所能置喙。值得强调的是,严格正义思想形成于前工业、前政治民主时代,其主要思想家从葛洛休斯和洛克一直到休谟和斯密,既未预见十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之兴起,也未曾料想到普遍选举权在二十世纪的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逐渐高涨的“政治正义”与“社会正义”呼声,要求的正是对不合乎正义的政治及社经事态进行矫治。而与此同时,一种强烈反对政治正义与社经正义、完全以维护自由市场为依归的“市场正义”观点也开始出现。在亚当斯密所憧憬的市场社会里,工资的不断上升不仅得以使所有人的生存需要获得满足,更将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能跨越“可被接受性”(decency)的社会门坎。21 相形之下,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经济自由派论者如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却从不诲言他们为之辩护的是一种工资不断滑落、生存都成问题的市场经济。22

  换句话说,吾人实难从十七、十八世纪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持之“严格正义”观点,直接论断这些论者在十九世纪可能会采取什么立场。“古典自由主义”本是后人所发明出来的名词,而此一被发明、建构出来的产物其实包含了许多异质的成份,例如洛克、斯密和康德便为现代社会正义论述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由于位居主流的马尔萨斯思想全盘否认人有生存之权利,所以洛克关于生存权、财产权及劳动价值的论述,广被诠释成是基进主义或甚至社会主义式的,而生存权也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一种攸关社经正义、社经权利之主张,而不仅是一种慈善。除了洛克式的社会主义者之外,亦出现了斯密式的社会主义者,主张以造福弱势者的斯密式市场经济,取代陷人于悲惨境地的马尔萨斯/李嘉图式市场经济。23 无论这类主张与社会主义或基进主义有什么关系,基本上并未完全脱离古典自由主义之思想范畴,而不过是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以社经正义和社经权利为名,要求兑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曾经提出过的理念或主张。对英国工运影响至巨、奉洛克和斯密为思想导师的佩恩(Thomas Paine)即是最著名的案例,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现自由放任不足以兑现斯密的愿景,因此提出了一系列社经权利与正义主张以求其实现。24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一旦吾人使用正义概念来评估、批判不理想的政治及社经事态,也就等于放弃了“严格正义”此一狭隘的正义观点。

  

  四、社会与分配正义

  

  使用正义概念以评估政治及社经事态本是不足为奇的事,但“社会正义”却是个十分晚近的名词,首先假设了“社会”此一范畴之存在。在十九世纪诸多关于“社会”的用法(如社会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之中,“社会正义”是较晚出现的一个,姗姗来迟于一八四八年革命纷扰的前夕。25 而在社会正义的早期论者中,弥尔(J. S. Mill)无疑是最具言论份量的人物。他把社会正义与分配正义相提并论,称之为“社会与分配正义”,其所挑战的既不是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最主要是财产与社经资源的不公平分配。26

  自十九世纪中叶起,“社会正义”开始出现在弥尔等英国自由主义者的文字里。十九世纪末,欧陆天主教(基督教民主)阵营亦开始主张社会正义,并把它比喻成是某种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到了二十世纪初,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人士亦开始谈论社会正义。27 而在主张社会正义的多路人马当中,最具思想活力的无疑是自由主义者。事实上,社会正义的主要思想家们,从弥尔和霍布浩斯(L. T. Hobhouse)一直到罗尔斯和华瑟,清一色是拥护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28

  弥尔之所以关切“分配正义”,或许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在他的政治经济学里,“分配”与“生产”被视为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这意味着在生产方式(商品生产、市场交换、自由贸易)不变的前提下,可以对财产与财富的分配系统进行调整,以使其更合乎正义。29 然则,什么才是合乎正义之分配?弥尔援用了流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配得”(desert)概念,并暗示合乎正义的分配方式就是“按配得分配”。关于配得,弥尔的讨论十分有限,彷佛只是应用流行观念对社会不正义进行批判。30 例如,在十九世纪英国,“女性不配得投票权”是一种流行说法,而弥尔则举出种种理由,说明女性确实具备行使投票权的条件,所以是配得投票权的。换句话说,剥夺女性投票权乃是一种社会不正义(或政治不正义)。31

  弥尔并指出,实存的大规模贫穷乃诸多社会罪恶之首,代表着“社会制度的失败”。倘若某种制度在一百个人中判二十或五十个人死刑(弥尔的例子),那么死掉的注定是二十或五十个弱者,但弱者是否就死有应得?32 弥尔认为,实存的劳动市场奖赏禀赋佳者、惩罚禀赋欠佳者,以致于弱者无论有多努力,还是难以脱离贫穷,而“此种酬劳原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义”。在现实社会里,决定谁强谁弱、谁富谁贫的最主要因素是“出身”(禀赋、阶级、家庭、世袭财富),然后是“意外”和“机运”,最后才是“努力”。33 贫富之间的悬殊差距几乎与个人功过(merit and demerit)无关,而这种状态“明显是不合乎正义的”。34

  但要如何矫治前述之社经不正义?对弥尔来说,个人自由原则及其所保障的私产权,并不适用于世袭的财产和巨富,而必须对超过一定额度的遗产课税,以进行经济重分配。35 在他的正义社会里,普及教育终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透过政治参与以发展自我;贫穷不复存在,劳动市场劫弱济强的现象亦被去势驯服;大规模的经济不平等已经消失,由经济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当政治与社会权力亦缩减至可容忍的范围。36 虽然弥尔对于某种多元分权、以合作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亦抱持着同情的态度,但他认为改革实存的私有制、使财产分散,或许是更实际也更有可能成功的做法。37 (提出这些社会正义主张的弥尔,被哈耶克说成是“把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导向社会主义”的原凶,并且必须为此“负最大的责任”。38)

  时至今日,关于社会/分配正义的讨论业已汗牛充栋,而根据笔者的了解,现代自由主义者至少提出了下列四大项社会正义主张。第一,公民之基本自由及权利(尤指公民权与政治权)应予保障。第二,公民之基本社会权应予维护,而社会权又经常被理解为社经基本需要(basic needs)之满足,或“一个还可以被接受的最起码社会标准”(a decent social minimum)之保障。第三,促进更公平之机会平等,透过如普及教育、经济重分配等方式,以逐渐降低“出身”(阶级、家庭、世袭财富、禀赋)因素对生活机会之影响。第四,为避免政治自由徒具形式,为使公共领域不致沦为私利的竞逐场所,社经不平等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设法对社经制度进行改革。

  在前述四项主张之中,最不具争议性的是第一项。第二项的争议之处在于如何界定社会权、社经基本需要、或可被接受的最起码社会标准,但其现实意义则颇为一致:国家必须营造出一个有利的社经环境,并采取相关措施以确保社会权之实现,如实施基础教育、组织全民健保、制定劳动法规、建立社会安全制度等。39 在第三项之中,透过经济重分配以逐渐降低阶级、家庭、世袭财富等因素对生活机会之影响,是广为接受的概念;至于降低禀赋因素之影响,虽然弥尔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认为很重要,但接受程度较为有限。40 第四项是现代自由主义传统里最具理想性格之社会正义主张,并牵涉到社经基本结构(劳动市场、所有制)之改革,论者如弥尔、罗尔斯、华瑟、达尔(Robert Dahl)等为其主要代表。41 以下笔者将以罗尔斯和华瑟为例,说明前述等正义主张之于当代自由主义的重要性。

  在保障基本自由及权利之外,罗尔斯的正义论亦包含了三项(到四项)对社经事态进行规范的正义原则,其中位阶最高的是“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其次是“公平的机会平等”,最后是“差异原则”。42 差异原则主张以“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作为决定最起码社会标准(social minimum)之判准,而在罗氏的晚期著作里,最起码社会标准首先必须以“基本需要”为判准,也就是先确保社经基本需要获得满足。至于“公平的机会平等”,除了普及教育和全民健保之外,罗尔斯并未提出其它具体政策,但强调此项原则的实现与否,就和“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一样,取决于社经不平等的程度。43 为求确保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首先必须杜绝金钱对政治的直接影响,也就是对政治献金进行严格规范,设法防制种种利益输送行为。但此类围堵办法终究效果有限,而为求正本清源,便必须对社经制度进行改革。44 罗尔斯的制度构想综合了弥尔与凯因斯,主张透过经济重分配使财产更为分散,透过全面就业以提升劳工的议价能力,并透过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以缩减劳动市场中高低薪资间之差距。45

  华瑟所采取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说法,认为防制金钱对政治及其它社会领域之不当影响,乃是共同体成员必须采取的防卫措施。和罗尔斯一样,华瑟主张透过经济重分配以分散市场权力,提升工会的议价能力,并对工资系统(也就是劳动市场)进行改革,以压缩高低所得间之差距;而为达此目的,他认为有必要对生产事业的产权结构进行调整,积极鼓励合作所有制之实验。46 此外,虽然华瑟强烈反对罗尔斯的差异原则,但主张一个“强而有力的福利国家”,以确保共同体成员的经济安全与基本需要获得满足。47 至于机会平等之促进,华瑟强调必须透过长期的经济重分配与社会重建才能成功。48

  这些社会正义主张之理论基础何在、孰优孰劣等问题,并非本文所能深究。以上叙述之目的仅在于说明两项要点。首先,我们不难发现,包括弥尔、罗尔斯和华瑟在内的现代自由主义者,咸认为吾人可以正当地根据某些规范性原则或理念,谈论政治及社经事态的正义与否,从而采取必要的改革与矫治措施。此外,仅管当代各种社会正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各有不同,但就其大体主张而言,仍不出基本自由及权利之保障、基本社会权之维护、促进公平之机会平等、及对金钱政治或黑金政治进行矫治。如果我们撇开深奥的哲学论述以及实践面上的各类争议,这些正义主张其实并不难了解,当然也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专利。

  “社会正义”果真是毫无意义的吗?以下笔者将针对哈耶克的几项主要论点,进行分析与评估。

  

  五、市场正义

  

  哈耶克是当代市场正义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主张正义必须是消极的,其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秩序,其对象只能是个人行为而不能是事务状态(state of affairs)。由于社会正义意味着谋求某种合乎正义的政治及社经事态,因此被认为是不正当的正义概念。

  显而易见,吾人无法直接对事态进行规范,而充其量仅能透过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来矫正事态。但在休谟、斯密乃至于哈耶克的著作里,并不存在着任何以矫正事态(如政治事态、社经事态)为着眼点之“正义”主张。此脉思想强烈反对吾人使用正义概念以评估事态,但却不反对国家对某些不理想的事态进行矫治。是故,在哈耶克的著作里,为市场秩序(一种理想事态)服务的法治国家,有必要透过对个人行为之规范,以协助此种秩序之稳健运行,并在其运作不良时采取矫正行动。行为准则是否合乎正义,必须视其有利或不利于市场秩序,故名之为“市场正义”。

  在哈氏著作里,正义/法治指涉一套“正义行为之准则”(rules of just conduct)或“法治之法”(the law of the rule of law)。照他的陈述,并非所有行为准则都算是“正义行为之准则”,也并非所有法律都是所谓“法治之法”。这类与市场秩序休戚相关的行为准则,必须具备下列三项基本属性:必须是普遍的、抽象的,而不应针对某些特定对象;必须众所周知、并具确定性,而不致使人无所适从;必须符合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此项基本原则。符合这三项法治判准的行为准则是消极的,其功能在于界定出一个不容他人侵害的私人自由范围,而不施加任何积极义务。49 此种行为准则得以使市场行动者知所适从,从而营造出一个理想的自发性市场秩序。

  在哈氏著作里,“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被视为是自由社会的本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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