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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我的学思历程

更新时间:2007-09-28 06:48:03
作者: 金耀基  

  美国与台湾断交,香港也会受到波及,因此《明报月刊》主编胡菊人先生提出九个问题要我答覆。我一夜之间写了八千字回覆,台湾的《中国时报》也同时与《明报月刊》把这篇文章登了出来。在我的笔答中,我的分析指出台湾不会因美国之断交而影响自我生存发展之道。自这篇文章之后,我陆续不定期的写了不少有关两岸三地的政论,特别是关于台湾政治发展、民主建构的文字,后来辑成《中国人的三个政治》、《两岸中国民主的反思》二书。

  做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者,无法不面对政治问题,这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传统。我认为知识份子与学者的角色的确存有紧张关系。知识份子与学者在写文章时,不管是论証立场与表达方式都有不同。知识份子写文章难免不“热”,学者写文章就必须要“冷”。我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就以知识份子与学者二种身份,写过一些文字。文革发生后,西方有许多学者,有的是很有份量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已经寻找到一条中国社会的理想发展的道路。他们在对苏联共产社会的失望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更赋予了文化大革命理想的色彩。但在我看来,文革在「实际层次」上是非常残酷疯狂的政治灾难,而在「理念层次」上确是有非常浪漫的东西。它强调大民主、强调平等主义,强调人性、思想的解放,当时文革的「大话语」则是反官僚主义。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性社会,而其主要的组织型态就是韦伯 (Weber) 提出的科层组织 (Bureaucracy) 。韦伯认为科会组织是最有效率,也最有效能的组织。可是韦伯的科层政治是否就是人类最合理的组织形态呢?事实上,西方社会学、管理学多年来对科层组织作过大量研究,对它有很多的反思与批评,特别是批评科学组织压制人性的一面。我看到毛派的思想工作者,发表了成百累千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充满意识形态,缺少理论性,但都在追求一种理想的组织形态。我对韦伯的科层组织作过不少研究,这不只是一个组织的问题,它是关乎“现代性”很根本的一环。我对毛派思想工作者出版的大量的书与文章作了最「同情的了解」的努力,发掘了它的潜在理想性;也看到了它的虚无的浪漫性。当我在剑桥大学访问研究的时侯,我应剑桥社会学者论坛之邀,作学术报告,写了一篇”The Voluntarist Model of Organization”的论文。剑桥社会学者的论坛是一个十分绅士,却又是十分野蛮的地方,它像一个斗兽场,一进入论坛后每一个人都想要拆你的骨,在我之前报告的是刚卸任的美国社会科学学会会长柯塞教授,他报告一完,他的论文就被批评得体无完肤,柯塞是大家风范,一点未动气,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着名的社会学家,就气得不可开交。由于那次经验,我就不敢掉以轻心,做足工夫,有点意想不到,我的论文却得到大家的认同与欢迎,是一场愉快的讨论会。之后,我将论文寄到英国老牌权威的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也被接受刊登了。此后,一本英国出版的社会学教科书,还把它当教材来介绍。

  当我被邀谈我的学思历程时,我觉得我的学思历程很平常,没什么特别好谈的,可是开始回顾之后,发现有些经验,颇有意思,也愿意跟各位分享。上面所讲当年剑桥的经验,对我以后参加不同的学术会议都有影响。各位做学者,也必然会面临到类似的情景。我们要学习如何批评、以及如何被批评。剑桥那个论坛的「批评文化」未必好,但是中国学术界一定要形成一种批评的制度和文化。讲到批评或评核,我要指出,今天中国人的大学的文化已改变很多了。就如何评鉴教师教学的制度来讲,曾经有一个国际评审团来访问中文大学,我告诉他们,中文大学几年前就已经有学生对教师的评鉴机制,虽然今天我们多数会觉得这个评鉴机制是应该有的,但我说假如在半个世纪前钱穆先生任新亚校长的时代,你说要评鉴老师,我看那些老师会一脚把你踢出窗外去。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讲究的是「天地君亲师」,师的地位是何等崇高与神圣!应该接受老师授业传道的学生可以给老师说三道四,打分数吗?现代的大学中,教师的身份与角色已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知道,今天连学问的定义也已与过去不同,至于“研究”更是新观念。其实我们今日所了解的大学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以往有太学、国子监这样的人才养成所;但与今日的大学不同,北京大学被称为第一所中国真正的大学。实则,北京大学到蔡元培先生手中才突显出现代大学的性格。蔡先生以大学为“研究学问”的机构的观念,是他从德国带回来的。中国现代的大学是横向移植来的,不是纵向继承来的。

  现代大学里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同时也要创造知识,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单位。在学术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讲到做学问,创造知识,做为一个中国社会学者,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用英文还是用中文来发表论文呢?英文是国际语文,我到德国做访问教授,用的就是英文,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怎能不用中文呢?我执教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大教师对个问题就更在意。其实,香港中文大学一开始就以双语言、双文化为教育方针,教师可以用中文或英文授课,学生写论文或在试卷上也可以用英文或中文。中文大学二文三语(二文指中英文,三语指普通话、广东话、英语)政策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转前如此,在1997后亦如此。对一个社会学者言,用英文发表文章较易得到认可,因为英文的学报或出版社通常有严格的审查机制,而中文的出版物常是素质参差不齐,就是因为在审查方面没有完善的机制。我与中大的一般教师一样,发表学术性论文时,英文、中文都用。对我来说,用中文写作给予我更多的亲切感与满足感。久享盛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显然看到中国将来广大的市场,决定也开始出版中文书,他们在1992年第一次出版中文书,而第一本就是我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其后,陆续共出版了我五本书。我认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书的决定是有远见的。

  从1977年我开始担任新亚书院院长之后,我的学术生涯中,有一半是学术,一半是行政。我原本以为只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处理学术行政事务,事实上,有时连二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够用。当然,我不能不特别注意“时间的处理”(time management)了。应该说一说的是,在我兼任行政工作之后,基本上我已有意识地脱离了实地调查的研究,转向理论性的研究。我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当然,在研究着述过程中,特别着意「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我一系列写的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与面子的论文,就是这方面的较早的建构性的工作。

  我的研究兴趣从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到探索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我记得六十年代我在台湾演讲的时候,我曾谈到「现代性」这个概念,当时有人以为我在谈现代“性”的问题,结果发现我是讲“现代性” (modernity)。我不敢说我是最早把“现代性”来译 modernity 这个词的。但我可能是中文世界第一个较有系统地讲「现代性」问题的。不过我当时对现代性的探索很浮浅\\。其实,世界学术界盛谈“现代性”也是八十年代的事。我认为中国二十世纪主要的问题是现代化问题,而不是现代性的问题。当然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不能完全分开的。我的看法是,过去的一个世纪(20世纪),中国发展的问题基本上是「制度现代化」层次上的问题,例如我们要民主发展,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们要经济发展,这便涉及经济制度的问题;我们要追求法治,这又是法律制度的问题,过去中国一百年的现代化的中心课题是制度现代化的问题。说到底,中国要现代化,要达到中国的现代性,实不外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中国要建立新的现代的文明秩序,中心的工作就在建立和完善新的制度。大学就是我们建立的新的教育制度、新的学术研究的制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发现不论到那里,各国的飞机场都差不多,酒店都差不多。现在,许多地方都有Starbucks、麦当劳、肯德基,所以有位美国社会学者把「麦当劳化」看作是全球化的象征。这不是没有点道理。但这又是不是表示现在世界趋于「一同性」呢?前几年中文大学的教授跟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 Watson 合作研究亚洲(北京、香港、台北、汉城)的麦当劳,发现虽然麦当劳的快餐饮食文化已普及全世界,可是再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各地的麦当劳现象又未必都一样,例如台北的麦当劳,有很多中学生会去那里温习功课、谈天、聚会,而美国的麦当劳就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各地去麦当劳的人,对「空间 – 时间」的观点就不一样。总之,「麦当劳化」不能就等同于全球化。

  今天一般所讲的「现代性」基本上是一种「西方的现代性」的经验。说来很有意思,「现代性」的论述成为学术上的热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后现代」主义所挑激起来的。当然,如果说到「西方的现代性」是否已经是变成全世界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探讨。这问题太复杂,不易说清,如果要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的回答是:全世界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现代性,也即不会有一个单一的文明体。前几年,Samuel P. Huntington 写了一本书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他认为全世界有七八个文明,不仅很难变成一个单一的文明,如果任何一个文明(包括欧美的文明)要把自己的价值强加到其他的文明上,就会有文明的冲突的可能。我发现学术界对亨丁顿的书有颇不同的解读。五月初我将到柏林出席一个「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研讨会。据知,亨丁顿也会与会。现代性是我近年来一直很关心的课题。

  讲我的学术生涯,我不能不讲大学,我的学术生涯几乎就是我的大学的生涯。我的研究,我的教学,我的行政(新亚院长与大学副校长)都与大学有关。因此,我对“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的角色与功能?这些问题颇有一些自觉的思考。说起来很有趣,我从唸大学到唸研究所,到在大学教书,都与大学有关,同时,也访问过很多大学,但对于大学是什么这问题却没有很深入的去思考过,一直到七十年代中,到剑桥的时候,也许因为剑桥太美丽,我对剑桥大学发生浓厚兴趣,开始去了解剑桥大学的历史。同时,也去追索今日大学的源头与发展,这份兴趣且成为我研究工作的一个部份。在我做书院院长的时候,我特别思考书院应该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发挥书院的功能;后来我担任副校长的时候,更须考虑到大学的使命与发展的策略等问题。讲到对「大学」的理解,我得益于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 (C. Kerr) 的着作甚作。克尔是社会学家,我认为他是当代对「大学」了解的第一人。他从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起,即是中大校董会的成员,现是终身校董,非常有幸过去一段时日常能受教于这位前辈学人。

  剑桥一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十个月,在美国剑桥的 M.I.T. 二个月)对我有两大影响,一个是对「大学」这个课题的研究,另一个是我因剑桥而写了不少篇散文,这些散文后来结集出版,名为《剑桥语丝》,这本书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是我始料不及的。一九八五年我到海德堡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又写了《海德堡语丝》。这二本《语丝》把我的一点文学情愫自然地抒发出来了。至于对大学这个课题的研究,在1985年我也出了一本叫做《大学之理念》的书,这本书对后来台湾的大学的改革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今年(200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希望将这本书再版,我就作了一些删削,并增加了1985年后所写的一些文章,以新的面目问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问的道路是看不见尽头的,我们只有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路的前头与两旁有时确是风光明媚,走起来精神欢愉,但也有些时候景色晦迷,往往步履艰沉。我的志业,我的工作与大学可说结一生缘,我总觉得这是我可能有的最好的选择,假如我再年轻一次,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做学术研究与教学这条路。上面所讲的是我对学思过程的一些回顾、回忆,讲得很简略,也不够条理,希望将来有机会补正。

  

  问:(黄俊杰教授)今天很欢迎金耀基院士回到母校来演讲。刚才听到金院士讲到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学术着作发表的问题,我个人也有所感慨。张光直先生在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应该要用英文发表,但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着作来说,其困难度比物理、化学方面至少困难好几倍,而且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和知识份子来讲,我觉得很不公平,如何才能克服这个问题,真正走向国际,是不是请金教授再给我们一些指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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