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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 刘朝晖: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

更新时间:2007-09-28 06:45:00
作者: 周大鸣   刘朝晖  

  大学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院系也面临着“撤、停、并、转”的命运,即使是这样,这个工作的最终完成拖到了50年代末期,期间贯穿着民族院校和与文化人类学类似的“民族学”专业的建立等“事件”。尔后形成的组织格局就是:华东、华南的人类学民族学机构被取消,华北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形式保留了研究队伍,并充实了一些南方学者。至于其他各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几乎消失殆尽。

  其二,研究人员的分流与思想改造。机构不存在了,这些研究人员不得不分流到其他的单位,除了一部分人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能继续从事少数民族的研究以外,其余大多数的人类学者不得不转向历史学和考古学,并且从事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不仅如此,为了能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彻底的决裂,这些从“旧世界”过来的,一直从事“资产阶级性质”的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在新政权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脑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时期,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出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述,如林耀华在1951年运用恩格斯的劳动观点,写出了《从猿到人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梁钊韬、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林惠祥等转向从事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并自己编写新教材《原始社会史》、《人类学概论》、《中国考古学通论》等。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直到50年代末“反右运动”的兴起,才发展延续到另一层次的更为激烈的思想革命运动。

  其三,人类学研究思想“苏维埃化”的完成。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确立以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思想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这项工作首先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高等院校展开。1952--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学里进行院系调整,高等教育部提出“苏联经验中国化”的口号,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依照苏联模式展开各项工作。于是,在各类学术刊物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学的文章和著作,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也是按照苏联模式来改造的,更为重要的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出局”,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得以完全确立,所以,有学者在反思中国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术思想时,就认为主要是秉承单一的原始社会史和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路径(王铭铭:1997:27)。这个研究取向具体贯彻于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思路之中。

  新兴政权在民族事物上的最迫切的具体工作就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从1953—1956年开展的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工作和1956始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50年年代末“反右运动”一开始曾一度中断,但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作中的理论指导思想就是社会进化论,把民族访问所见到的风俗、语言、制度、经济等现象归结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残余”。随着这两项工作的完成,参加这项工作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基本上完成了其思想的“洗礼”和转变,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理论取向也从多元归于单一,完全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阵线上来了。所以,从学术思想来说,基本上完成了转型。

  尽管如此,从50年代末开始,新兴的政权对党内的矛盾,对于阶级斗争和官僚主义重新出现的担忧,以及对于政权稳定的关系的考虑,使以政党为核心的国家逐步采取一种极端的策略来摧毁可能存在的威胁。自由知识分子显然一直是1979年以前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所密切关注的威胁之一(王铭铭:2000:418)。也就是从这时起,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三反五反”、“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运动,对学者们从思想到肉体都进行了彻底的打击,同时也把中国大陆的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低谷甚至停滞发展的境地。但作为知识的人类学通过流向相关的分支学科得以生存和低度发展。

    

  二、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知识的人类学的蛰伏和低度发展

  

  这20年是中国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劫难,不但各类学术研究机构完全被解散,而且研究者本人的权利也完全被剥夺:他们的思想被否定,他们的书籍被没收和焚烧,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也就是说,这些运动从制度上彻底瓦解了人类学这门“资产阶级学科”。但作为知识的人类学仍能以它自己的方式得以发展。比如在否定人类学学科的情况下,担心被扣上资产阶级帽子的学者们不敢再提人类学,转而以民族研究、民族问题的提法取代。在进行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一些人类学家也在进行书斋式的研究工作。他们一般关注的是原始社会史、中国的民族关系史、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与社会现实比较疏离的问题。换言之,人类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被历史学式的考古、语言、民族研究所取代。并且,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比如说,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按照苏式古人类学的方向展开研究,在各省文管会、博物馆及有关单位的配合下,发现了北京猿人、元谋猿人、蓝田猿人以及其他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少数民族语言学、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民族政策等研究在配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治理民族关系上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研究虽然可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素材,但只是起了资料知识的作用,对学科本身的意义并不大。

  与此同时,在台湾的人类学却一直延续它的发展路子。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一批与该政权关系密切的人类学家随迁台湾。他们在台湾继续人类学的研究,一方面重建和新建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转向台湾原住民,在研究方法上仍坚持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取向。1949年成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并于1953年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考古人类学刊》,1955年台湾政治大学建立边政学系,1955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筹备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些专业性的研究机构不仅为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建立了组织框架,更重要的是,在偏隅一方的台湾延续了人类学在中国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对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台湾学者黄应贵就认为,有关原住民的研究成果已发展到了理论建构的萌芽之际,如果没有1965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在推进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取向的转变的话,有关人类学本土研究的“中国经验”的理论就会喷薄而出。

  1965年以后,台湾学者的关注点从对文化史的建构转向对现存文化结构功能的分析,和对台湾社会文化现实问题的关注,也就是说,台湾的人类学开始把研究对象从原住民转向汉族。这个学术转型可以说是在西方的汉学人类学家的推动下进行的。由于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大陆做研究,西方的汉学家们把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当作他们研究汉人社会的“实验场”。在西方强势学术场域的影响下,台湾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从宗族、民间信仰、大小传统、经济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海外华人的社区研究等方面切入,来研究中国的汉人社会,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一直影响至今,比如,李亦圆对民间信仰和华人社会的研究,陈其南对弗里德曼宗族范式的富有建设性的批判,庄英章对台湾地方社会结构和经济的经验研究等,从这些研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方法一度成为大陆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以后与台湾人类学对话的主要“命题”。

  这一时期在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显示出人类学发展的“繁荣”,但如果我们把它置于一个较大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维度中,并从整个百年学术史的发展角度而言,这种“繁荣”并不能改变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低度发展的事实。毕竟,台湾是文化中国的一个部分,而且它是一个移民社会,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中国社会的“浓缩”,因此基于此上的研究而得出的所谓“台湾经验”并不具有中国文化的普适意义,此其一;其二,台湾的人类学研究从学术思想上来看,仍是沿袭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并没有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概念,并因此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社会学人类学界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的讨论,不能不说是它对这一“缺陷”的自主审视和反思。显然,要完全走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低迷”状态,单有台湾的“繁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期望整个中国人类学的全面复兴和发展,可喜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大陆政治运动的结束,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也迎来了它的春天。

  

  三、20世纪80年代初---21世纪初: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一种知识成为一门制度化的学科有三种主要方法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大学以这些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华勒斯坦:1999:214)。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类学的重建过程也是沿袭这个路径。1978年,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相继恢复或筹备重建,上海开始酝酿成立人类学会,1979年4月,在昆明召开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民族学组的一些代表呼吁重建人类学,1980年9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委会,1981年1月,教育部正式批准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同年5月4日—9日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中国人类学会,并推选了第一届理事会、主席团和顾问。所以,可以说,中国人类学学科的重建是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和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周大鸣:1992:137)。

  随着人类学学会的成立,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专业队伍也不断扩大,50年代被“撤、停、并、转”的各高等院校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系也纷纷恢复和重建,被分流的人类学家重新回到人类学研究的阵营里,他们抓住科学的春天,以饱满的、高昂的热情投入到人类学的研究中去,一时使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局面。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和人类学系,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民族学系,1987年云南民族学院在历史系设立了民族学专业,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专业教学科研机构也开设人类学的课程,培养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仅如此,人类学的各种学术活动也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末,单中国人类学学会就举行了三次年会,一次笔会,一次小型座谈会和一些专题讨论会,1984年12月在中山大学举行了“中山大学校庆60周年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国内人类学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类学与世界同行的交流。1989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学术会议。这些学术活动不但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发出了人类学的最强音,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激发了老中青年人类学者的科研创作热情,一批批的人类学著作面世,如林耀华和杨堃分别著有《民族学概论》,梁焦韬的《中国民族学概论》,吴汝康的《古人类学》,童恩正的《文化人类学》,庄孔韶的《教育人类学》,周大鸣和乔晓勤的《现代人类学》等总论性的书籍,还有一些论文集和调研专著,比如中国人类学会编的《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的《人类学论文选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李安民的《漂泊的大地》,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编的《崇武研究》,格勒的《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等。

  作为一门西来的学科,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一直承受着“洋风”的吹拂,在人类学重建的头十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国门打开,中国人类学届和人类学者笑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许良光、高斯明、张光直、宾福德、中根千枝等都来华访问过,还有一些大型的代表团如美国人类学社会学代表团、温纳•格伦人类学基金代表团、澳大利亚博物馆代表团等,当然也有不少的外国学者参加在中国召开的人类学国际会议,如前面提到的中山大学的国际人类学会议,北京的都市人类学会议等都有国际代表出席。我们也能走出国门,到国外访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83年8月,秋浦就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加拿大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1989年我国组团参加南斯拉夫第十二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1990年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瑶族国际会议。

  与涉外学术活动紧密相连的是大量外文书籍的翻译出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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