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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

更新时间:2007-09-20 08:55:01
作者: 程麟荪  

  德国厂方应提供技术合作,包括派工程师来华指导工程设计和设备安装及接纳中国技术人员赴德实习。据此协议,中央钢铁厂派出二十名技术人员到德国克虏伯公司各部门实习炼铁、炼钢、轧钢、炼焦、耐火材料、机电和机械制造等专业,实习项目包括了炼钢厂的全部主要生产过程35。这些实习人员多数为中国留德学生,专业基础较强,实习期间收获很大,实习期满回国后,这些人都成为重要技术骨干36。中央机器厂制造飞机发动机的预算中,专门拨出二十五万美元作为技术合作的费用。中央电工器材厂则与英国绝缘电缆公司(British Insulated Cables Co.)、开伦德电缆公司(Callender Cables Co.)和亨利制造公司(Henley Manufacturing Co.)签订了为期十年的技术转让合同,获得了在中国国内利用该三公司拥有的所有专利权。该厂又从美国引进了电线电缆、绝缘电缆和真空电子管的制造技术;从德国引进了电话机和交换台的制造技术,成为我国第一家全能的电线电缆生产厂37。

  随着资金、人才和技术等问题的初步解决,资源委员会开始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内地省份全力推进其重工业建设计划。在1936和1937财政年度中,资源委员会筹设了中央钢铁厂、江西钨铁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彭县铜矿、湘潭煤矿、四川油矿、四川金矿、灵乡铁矿、水口山铅锌矿等二十一家企业。由于计划较为周密,准备工作也颇为充分,各厂筹备工作均能顺利进行。

  然而好景不常。不久,抗日战争的战局迅速恶化。原来远离战区的后方转瞬即成前线,正在加紧建设的各项工程被迫停顿。江西钨铁厂原定1938年8月开工,到6月时,90%的厂房建筑均已完工,在德国采购的部分机械设备也已运抵工地,开始安装,中德双方工程师对筹建工作均感满意。但因日军前锋逼近江西,不得不将已装竣的部分机器拆卸转移,尚未运达厂区的设备则于运输途中落入日军之手,钨铁厂建设遂半途而废。中央机器厂则千里迢迢迁至昆明;中央电工器材厂则分迁桂林、昆明两地;中央钢铁厂也于1938年8月全部停工。其它各厂矿筹建过程也相继受到战事影响,或放慢工程进度,或被迫放弃。到1938年底止,资源委员会的战前重工业建设计划基本破产。

  

  四 抗日战争时期的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战前重工业建设计划的中断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发展国营企业、实施统制经济的构想就此寿终正寝。相反,资源委员会的努力为其进一步扩展奠定了基础。在1938年国民政府机构大调整时,资源委员会从一个「筹划经济动员而兼事重工业建设之机关变为纯粹之重工业建设机关」,其执掌扩大为:一、创办及管理经营基本工业;二、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三、创办及管理经营动力事业;四、办理政府制订之其它事业38。此后,在后方各省大力兴建各种国营厂矿就成了资源委员会抗日战争期间的主要工作。

  现代战争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的对抗。中国后方经济极为落后,几乎毫无工业基础可言。据统计,「战前后方工厂家数、资本额、工人人数仅占全国工业的1%」39。各种工业用品几乎完全由国外和东南沿海城市供给。抗战期间,全国政治、经济重心西移,沿海城市人口大量内迁,使得这些地区对工业品的需求急剧增长。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为迫使蒋介石投降,加紧对后方实行经济封锁,切断了后方同国外及沿海城市之间的绝大部分交通要道,致使运入后方的工业品大幅减少。后方工业品供需日益失衡,军用物资供应也极为紧张40。显然,国民政府要继续坚持抗战,就必须解决或至少缓和后方物资紧缺的危机。为此,国民政府提出了「抗战建国同时并行」的纲领。根据这一纲领,资源委员会于1939年10月提出了又一个「举办国营工业三年计划」,拟在1940至1942年内,投资法币2亿7,248万元(1936年币值,下同),美金2,375万元,建设钢铁、机械、化工、燃料、电机、发电及铜、铅、锌、金矿等事业。除金矿外,所有项目均由资源委员会负责经办。计划完成后,预计可年产钢材4万余吨、煤64万吨、汽油388万加仑、电线5,350吨,以及其它各种产品,力争使后方经济增长到足以满足后方军事和工矿业发展的需要41。

  由于经费短缺、交通运输困难及其它种种因素,资源委员会的这一计划也未能全面实行。但整个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创建和经营的企业成了后方工业的支柱。1937年抗战开始时,资源委员会仅有正在筹建的厂矿二十四家,员工二千余人。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资源委员会已有工矿企业九十八家,其中五十七家为其独营,其余四十一家与其它政府机构联营,但由资源委员会负责实际经营业务。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员工已超过六万人,成了后方除军队之外的最大雇主42。

  战时工业生产于1943年达到顶峰,工业生产指数为1938年的280%。这一增长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资源委员会的努力。尽管资源委员会的企业数目不到后方工矿企业总数的2.5%,但这些企业生产了整个后方100%的汽油、柴油、真空管、电线、铜;81%的引擎,57%的工具机,34%的电力及许多其它产品43。就在国民政府威望日渐低落的同时,资源委员会及其企业活动却受到了普遍赞扬。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名记者写道:「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工矿电105个企业或即中国目前整个行政结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近代的一环。」44

  然而,受战时条件所限,整个后方工业生产的绝对量小得可怜。以战前币值计算,整个后方主要工业产品产值仅为1937年的12.2%45。资源委员会所拟设立的许多厂矿因资金短缺、机械设备无法进口而被迫搁置,令资源委员会的计划人员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因而,在为应付战时急需经营愈来愈多的企业的同时,资源委员会从未停止考虑战后的全国经济发展规划。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就让翁文灏和陈立夫组织了一个「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讨论战后中国重建计划。研究会包括资源委员会、兵工署、经济部、交通部的代表,各著名大学的教授及一些私人企业家。资源委员会递交的「战后工业建设实施规划」成了以后各政府部门众多经济建设计划的蓝本。自此以后,国民政府几乎每个部门都拟定了各自的战后规划,包括农林部的「战后农林建设五年规划」,水利委员会的「水利建设战后五年计划大纲」,交通部的「交通建设五年计划」等等。在这些计划的基础上,由资源委员会人员主导的中央设计局于1944年提出了包罗万象的「物资建设五年计划」46。

  该计划首先为中国战后经济建设设立了三个目标,即满足国防最低需要;建立工业化基础和改善人民的健康和知识。计划将全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东北、华北、华南、西南、西北、新疆、内蒙和青海、西康与西藏),并将整个经济划分为六大类,即交通、电力、矿业、工业、农业和水利。计划为每个地区、每个经济部门规定了五年内需要达到的生产目标及所需资金。整个计划需要投资约220余亿元,员工约500万名(包括约五十万名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

  由于国共内战接踵而至,这一宏大规划也从未有机会付诸实施,然而正如柯伟林所指出的,这一计划表明,实施统制经济与发展国营企业并非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而且也是中国战后经济建设的基础47。该计划清楚宣称,中国将走「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发展」道路48。私营企业应予鼓励,但必须接受政府计划的指导,或如蒋介石所说:「使人民的经济自由与国家的经济计划融合为一体。」49

  考虑到战争结束后,日本在华企业将由中国政府接收,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就为战后接收日伪企业作了大量准备。从1942年起,该会经济研究室就根据其收集的日本在中国本部、东北和台湾的工矿业投资资料,制订了战后接收日本企业的详细计划50。为了培养战后经营这些企业所需人才,资源委员会在战时就派遣了五百余名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到美国培训。资源委员会在纽约设立办事处,负责这些技术人员的培训,并在美国为资源委员会企业购买物资,和美国公司商讨战后合作方案51。

  

  五 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为资源委员会在更大范围内将其经济计划转变为真正的计划经济提供了绝佳机会。日本投降后,日本及其傀儡政权在中国拥有的二千余家工矿企业均为中国政府接收。除了数百家食品加工之类的小型企业由私营企业招标承办外,绝大部分主要工矿企业均交由资源委员会和其它政府部门经营。到1946年底为止,资源委员会在东北、华北、台湾和其它各地接收了总值约三十二亿元的292家日本在华大中型企业,并将这些企业进一步重组合并为九十四家大型公司。这些公司共有工人二十余万名,技术及管理人员约三万三千名52。

  根据战后形势的发展,资源委员会于1946年再次提出了新的「国营工业三年建设计划」。计划要求在三年内投资法币九亿余元,美金5亿7,600余万元,以修复战时损坏的厂矿,并建设大批新厂矿,在计划完成时能年产各种钢材105万吨、铝材13,000吨、水泥125吨、煤3,000万吨、糖125万吨、硫酸52万吨、发电设备装机容量180万千瓦、电动机50万千瓦、化肥136,400吨,以及其它各种产品,使国内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53。

  战争甫结束,资源委员会就根据其计划投入了接收和修复日伪企业的工作。该会在中国本部和台湾、东北等地接收的企业,因战争的破坏或缺乏电力和原材料,大部分陷于停顿状态。资源委员会从其后方企业中抽调了大批技术及管理人员,分赴各地接收这些厂矿,并根据各地情况投入大量资金,分批修复战时被毁的企业,力争使这些厂矿早日恢复生产。在资源委员会员工的努力下,复产工作最初进展顺利,该会在华北、华南、华中和台湾接收的企业大部分在一年内即部分修复投产。1947年资源委员会各企业生产的三十九种主要产品中,有二十二种的产量比前一年增加了100%以上。该年资源委员会企业生产了占全国100%的石油、钨、锑、铜和其它非铁金属产品、95%的机械制糖、52%的钢和钢材、55%的电力、51%的水泥、29%的煤炭,其它机械电工、化工等行业中的机车、货车、电线、变压器、化肥等产品的产量在全国也占重要地位。而且,就生产能力而言,资源委员会企业所占比例更大54。资源委员会认为,1947年是其战后生产的「黄金年代」55。

  可惜的是,这一黄金年代并未持续多久。国共内战爆发是对资源委员会工业建设计划最致命的打击。首先,资源委员会战后计划的一个重要支柱──利用外国资本的希望在内战的炮火中烟消云散。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战时所受的巨大损害,资源委员会把计划中所需的大部分资金寄托于吸引外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来华投资。战争尚未结束之前,资源委员会已开始与外国公司洽谈战后在华合作事宜。当时许多外国公司对到中国投资表示出强烈的兴趣,有些更与资源委员会签订了初步合作的合同56。但这些合作项目尚未开始,内战就爆发了。随着国民政府军事、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没有哪家外国公司敢冒险在中国投资。

  争取外资的希望破灭了,而原以为有必成把握的拆迁日本赔偿物资的计划也如镜花水月一场空。由于日本的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按照国际法惯例,战后中国有权要求日本赔偿。根据美国的建议,联合国远东委员会起初决定拆迁日本的军事工业设备作为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的部分赔偿57。资源委员会遂设立日本赔偿拆迁委员会,专门从事各厂矿有关日本赔偿的申请计划及拆迁物资分配事宜58,并计划用日本赔偿物资设立几个大型造船、机械和化工企业59。然而,拆迁工作开始不久,国际局势变化使得美国改变了其亚洲政策。美国的对日政策重点从惩罚日本的侵略罪行转为扶植日本复兴,使其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为此,美国驻日当局停止了拆迁日本工业设备的工作。到1948年9月止,中国总共从日本获得了35,900余吨的拆迁设备,价值约二千万美元,尚不及中国战时损失的千分之一60。而资源委员会以日本赔偿设备建设造船、机械、化工等厂的计划也只得不了了之。

  更糟糕的是,急剧膨胀的军费开支使得国民政府完全无力拨出足够经费用于恢复和建设经济。1946至1948的三年间,资源委员会总共得到财政拨款2,370万元,仅占其计划投资额的1%61。最后,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占领了愈来愈多的地区,而资源委员会在这些地区的企业也落入了共产党之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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