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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清:“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

更新时间:2007-09-13 05:12:10
作者: 成伯清 (进入专栏)  

  

   摘 要:“风险”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观念。作为社会问题的当代话语形式的风险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不仅为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必将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当代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趋势,既对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挑战,也迫使我们调整思路以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新的直接性;而知识政治重要性的突显,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

   关键词:风险社会; 社会问题; 全球化; 个体化; 知识政治

  

   “社会问题”( social problems)向来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甚至还有这种看法,即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学科--当然,这种界说无疑把社会学狭隘化和工具化了。不过,若就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和范式来说,我们或可这样断言:但凡有一种社会学理论,即有一种不同的分析社会问题的视角。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一种自成一体的社会学理论,必定对社会的构成和运作机制持有独特的观点,相应地,在这种观点之下,对于何为社会问题、何以会有社会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也自有一套解说。不过,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长期的学术积累,也使社会学内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传统”( social p roblems tradition) ,即一个相对稳定的表征社会问题的话语体系,虽然其中包含了不同的理论视角。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在“风险社会”( risk society)理论出现以后,我们审视和分析社会问题的视角应如何转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风险社会理论本身的基本假设,也就是这种理论视角到底包含了怎样的观察维度;接着我们再进一步地去看,在这种理论假设之下,何种社会问题及其何种特性得到了强调;当然,我们也尝试着探讨这种理论视角对于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带来怎样的挑战和启发。

  

   一、“风险社会”视角的基本维度

  

   对于所谓的“风险”( risk) ,学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特别是在风险管理和技术风险评估方面,都已有比较成熟的体系。[ 1 ]甚至对于风险决策的风险,也早就有人去探索其中可能适用的分析模型了。[ 2 ]但应该说,只有在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论题以后[ 3 ] ,“风险”才从一种局部领域的现象,上升为一个用来刻画整个当代社会根本特征的核心术语,在社会学中获得了同“后现代”、“全球化”、“共同体”、“平等”之类概念一样的关键观念( key ideas)地位。[ 4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风险社会”理论同“风险的社会理论”( social theories of risk)或“风险的社会学理论”(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risk)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当然,“风险社会”理论无疑是一种有关风险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但是由于这种理论专注于当代社会的转型和变迁,而不仅仅是针对风险现象提出的一种理论,所以,就侧重点乃至理论冲击力而言,均不可与其他有关风险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等量齐观(本文在讨论中将不涉及卢曼或道格拉斯的风险理论,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实际上,“风险社会”的假说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机制、一种新的社会定序(ordering)原理。套用现在常见的一种区分概念来说,“风险社会”理论更多地属于所谓的“概化话语”( generalized discourse) ,而非关注于特定领域的研究纲领( research p rograms)。当然,从这种话语中我们确实可以推导出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纲领。

   那么,“风险社会”理论到底宣告了怎样的新时代的来临呢? 首先,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是

   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所谓风险,就是“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引致之危害和不安全的系统方式”[ 3 ]21。“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3 ]19现代工业化文明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处处产生和遗留了不可胜数的“潜在的副作用”( latent side effects) ,当这些副作用变得明显可见,并将当代社会置于一种无法逃避的结构情境时,风险社会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换言之,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因为工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其所生产的危险“侵蚀并且破坏了当前由深谋远虑的国家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的安全系统”[ 5 ] 。

   因此,贝克非常强调风险社会所面对的风险,截然不同于以往的风险形式。科技的进步使我们能够相对控制一些不确定性,像传统社会所面临的自然风险,比如洪水、旱灾、飓风、地震之类,我们已能给予相对准确的预测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预防。而恰恰是由科技文明本身所带来的风险,特别是技术-经济决策导致的风险,往往超出了我们的预测和控制能力。现代化风险(modernization risks) ,是一种人为制造的风险或不确定性( fabricated / manufactured risks / uncertainties) ,且这种风险已然超出了人类的掌控。“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和意外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导性力量。”[ 3 ]22也就是说,风险社会已经把我们带出了数学计算的安全范围。这种风险甚至超出了时空的限制:风险和危害并不仅限于事件的发生地,跨越国界乃至遍布全球是经常的事情;而且风险和危害也不仅限于现在,尚未出生的人或未来数代的人都可能受到当前事件的危害。

   传统的风险很多属于个人性的风险(personal risks) ,而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用贝克的话说,则是“全球性的危险或威胁”( global dangers or threats) ,就其极端而言,可能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比如,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水资源短缺、核子和生化武器的大规模破坏等等。它们发生的概率可能都很小,但后果却极为严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一种大灾变社会”[ 3 ]24。贝克特别强调,现代化风险具有一种内在的全球化倾向,可以穿透任何界限。比如,环境危害可以通过空气、风、水和食物链,而变得普遍化,甚至把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连接起来。贝克还认为,现代化风险的扩散具有一种“飞去来器效应”( boomerang effect) ,也就是说,制造风险并从中渔利的人,最终也会受到风险的回击。贝克坚信,在风险社会中,施害者和受害者迟早会合二为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风险社会的范式,并不仅仅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事实上,根据贝克的观点,现代化风险在发展中国家积聚得更快,因为对于贫穷地区的人而言,化工厂里错综复杂的管道和箱罐就是现代化的象征。而对于其中所带有的死亡威胁,则基本上视而不见。

   从物质匮乏中解放出来,是谋求现代化的人们最为关心的事情。“在饥饿导致的有形的死亡威胁和有毒化学物质导致的无形的死亡威胁的竞争中,战胜物质匮乏的愿望显然大获全胜” 所以,风险社会是以全球为范围的,或者按照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 [ 3 ]23。

   但是,在贝克看来,现代化风险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关键维度,它们还与“社会的、人生的和文化的风险和不安全,重叠在一起”[ 3 ]87。后者彻底改变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生活方式的基本确定性,原先稳定的惯常范畴和人生轨道,比如社会阶级、家庭形式、性别地位、婚姻、父母身份和职业,都丧失了确定的基础,变得模糊不清。总之,“反身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维度。事实上,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从来就不只是也不可能只是工业社会,而总是半工业半封建的社会,其封建的一面,并非传统的一种残余,而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和基础”[ 3 ]89。如工业社会中的性别分工和地位,就颇具封建色彩。而这种“去传统化”,又是以一种“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的社会浪潮形式发生的。

   “风险社会”理论的灵感源泉,虽说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但一经提出以后,便获得了广泛的响应,而这要归结于近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全球性事件:先是疯牛病,接着是非典、禽流感,它们都以席卷全球的态势震惊了世人;“9·11”事件虽然发生在美国,但恐怖主义的阴影显然已经笼罩了整个世界。这些全球性的威胁,也都证明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解释力和洞察力。

   对于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其实还很难给予明确的把握,因为这种社会形态刚刚跃上地平线,我们还只能看到其大致的轮廓。但我们不妨暂且用风险的全球化和个体化来概括---这虽不能充分展示风险社会之复杂性,但也应算是体现了其中的基本维度,且有利于我们下文的讨论,即进一步探究风险社会视角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的社会问题有何启发。

  

   二、社会问题的全球化与个体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有关风险的话语,其实是替代了社会学传统( sociological tradition)中的社会问题话语。当然,话语形态的转变不仅是术语的改变,背后也隐含着基本假设的转换。我们知道,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源于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变迁所衍生的社会问题的回应。经典社会学在诊断现代社会问题时,往往带着一种“怀旧”( nostalgia)的心态,或者说是基于对过去的浪漫想象而对现实提出批评。当然,启蒙运动所高标的诸种价值观念,比如平等、自由、人类尊严、解放等等,确实也构成了诊断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参照框架。但总体说来,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话语,基本上是以“丧失”、“恶化”、“剥夺”、“不平等”之类形容“堕落”或“失乐园”的词汇,来描绘遭受社会问题困扰的情境或群体。社会问题,尽管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肯定是指涉已然发生的状况。而风险的视角,则是一个把未来看作是被征服和被殖民领域的社会所特有的视角。

   正如吉登斯所说,“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 6 ] 。或者说,风险被认为是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的一种方式。尽管现在“我们控制将来的企图似乎对我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它迫使我们寻找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种不确定性”[ 6 ] ,但无论怎样,风险指向的是还没有发生的未来。用贝克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已不但尚未”(nolonger notyet)的状况,也就是确定性已不存在,但危害尚未发生的状态。而且,在这种未来面前人人都平等,所有人面对着共同的命运,一种先赋的风险命运。

   社会问题话语转化为风险话语,也同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逐步解决了现代化初期的诸种社会问题有关,至少,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已经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不平等或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消失了。事实上,它们不仅依然存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被强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已经呈现出全新的特征和趋向,需要以全新的眼光来审视。社会问题之所以是社会问题,肯定是由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因素所致。我们知道,在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时,社会学传统非常强调社会学想象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所谓社会学想象力,就是要把个人麻烦和公共问题区分开来,要善于从个人的境遇中寻找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7 ]那么,随着风险或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原先的分析框架需要怎样调整呢?

在当前的格局下,我们认为必须对社会问题中的“社会”给予重新定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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