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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作人:放牛娃把谁的牛卖了?——关于小产权房和“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思考

更新时间:2007-09-12 03:56:32
作者: 谭作人  
乱迁乱建,城市文化个性丧失,千城一面,千街一格。等等。应该说,从总体上看小产权房利大于弊,甚至可以兴利除弊,应该认真研究,大力扶持。

   毫无疑义,在政府主导的一轮又一轮圈地占地甚至抢夺土地的大开发中,官与商各得其所,富贵并举,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这一次,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兄弟分享一点改革成果,让城市下岗工人和弱势群体,也买得起小产权房,免得重新成为无房无地无资无产的无产阶级。

  

   五、放牛娃卖了谁的牛?

  

   小产权房,亦即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人自建自营、自收自支的宅基地新建商品房,目前无法得到国家法律的有效保障,这只能是立法机构的缺位和法律规章的滞后问题,国家立法机构,应该为此负责。目前有些人反客为主,本末倒置,身为公务员,却以为是土皇帝,站在农民面前指手划脚、发号施令。这些人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已经太久太久了。

   看看宪法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谁是主人,谁是仆人?谁是老子,谁是儿子?谁有所有权,谁只有次生权力?谁是牛主人?谁是放牛娃?谁可以卖地,谁不能乱来?谁可以决定,谁只能执行?谁是大多数,谁是极少数?总之,谁是谁非,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得明明白白,用不着我多加一词。

   在被下位法,党文化,次级法,政策规章,宣传导向,公权部门乃至领导意志联手解构掉的最高宗旨和最低原则面前,我们只能学习刘少奇,手拿最后的,甚至是唯一的宪法武器来抗争。因此本章不予展开,点题之问的全部答案,早已写在宪法里,请大家自己学习“宪法”(现场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六、关于土地的忧虑

  

   三年前,在成都草堂读书会上,我作了《国土也在沦陷》的主题发言。那次发言集中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影响,第一次把各个方面的负面信息综合起来,组成了生态危机前兆的立体画卷,以忧患意识构筑了中国发展前景的多面体。这是宣传部们不提倡不主张不支持不报道,甚至反报道的。宣传部们长期以来报喜不报忧,并不等于只有喜没有忧。被隐藏起来的忧,才是真正的忧,深刻的忧。藏得越深,忧患越大。雾锁中国,锁住的只是官与民的得救机会。

   三年来,前文提到的各种忧患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危机向深处发展,转机正在滑落。有的生态危机已经提前爆发,比如无锡水危机、荒漠化、沙尘暴、水土流失、能源隐患、急剧气候变化、水电开发失控、节能减排遭受抵制、红色GDP逼退了绿色GDP(属社会生态危机和执政危机),等等。在掌权者自娱自乐之际,国土继续陷落。

   今天,我再结合土地问题,谈谈保护耕地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为1/4,人均林地为1/5,人均淡水资源为1/6,大部分重要资源拥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1/5.

   再次重复这些数据,只是为了给那些国家主义的大国小民的鼓吹者提个醒:想称王称霸,先看看家底,看看自己的本钱,再来忽悠百姓。安民保境,应该是最大的政治,最基本的政治。

   华夏文明的历史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仅以耕地而论,我们的确曾经富裕,堪称世界第一。

   先秦时期,以农业灌溉为特征的水利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诞生,催生了秦王朝的大统一。秦时三十六郡,全国人口已达2000万人,全国耕地5亿亩,人均拥有耕地25亩。西汉平帝元始2年,全国耕地5.7亿亩,人口2500万人,人均耕地23亩。唐朝天宝14年,唐玄宗李隆基治下人口5291万人,耕地11亿亩,人均耕地仍达21亩。可见,自公元前256年至公元741年的近1000年间,中国人口翻番,土地翻番,人均耕地均能超过20亩。那时还没有引进玉米、红薯和土豆,在基本没有外来旱田作物的情况下,发育着以水作为主的农业文明。

   1949年后,全国人口增至4.5亿人,较唐时增长几近10倍,而耕地仅14.6亿亩(1200年间,增长仅33%),人均耕地下降至3.2亩。至2000年,全国耕地19.6亿亩,50年间增长仅33.6%,人口却已翻了将近3番,人均耕地降至1.5亩。2006年10月30日,全国耕地减少至18.27亿亩,人均耕地仅1.39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6年间,耕地减少1.33亿亩,相当于2.5个台湾省的总面积。平均每年减少2200万亩,等于每年消失2个成都平原。

   早有专家指出,中国地大物“薄”,960万km2土地中,不可利用的永久性荒地几近40%(380万km2)、草地31%(300万km2)、宜林荒地林地26%(250万km2)、耕地13.5%(130万km2)、城镇建设用地11.5%(110万km2)。因此,如果中国耕地减少过快,将危及中国粮食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专家建议,2010年前,中国应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并通过土地整理增加耕地面积,以利可持续发展。

   位于美国的世界研究所莱斯特布朗指出:世界上不同时期的国家,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即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是A模式,以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本高污染为特征,发展中国家不能重走这条老路。中等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B模式,扬长补短,多样化地发展,才能长治久安。试想,如果中国人、印度人去盲目追求美国生活方式,如果人人拥有汽车,仅仅是停车场和道路修建,就可能占去国家的大部分耕地,并造成粮食大量减少,能源提前告罄的国家危局。

  

   七、谁在革土地的命

  

   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大跃进,成就令人瞩目。然而不能不看到,拉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房地产,其中土地的贡献值难以计算。

   2002年至2006年,全国财政总收入为13.68万亿元,平均每年2.74万亿元。有研究表明,我国GDP构成为投资型,各项投资在GDP中超过35%。还有研究认为,来自房地产的直接贡献值,在GDP构成中超过30%,间接贡献超过70%。近十年来进入市场交易的土地超过1.5亿亩(其中城市>1亿亩,农村>05亿亩),概算政府获得土地直接收益超过10万亿元。由此可知,土地在这一轮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土地的直接收益,成为政府主导国企分享的土地市场的“头道汤”和“第一桶金”,成为公权力与私利益最佳的“结合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宣传背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的不争事实。

   有人说,毛泽东发现了土地的政治价值,邓小平垄断了土地的经济价值,江泽民利用了土地的市场价值。也有人说,卖地求财,本来就是一个香港富豪给邓小平出的高明主意。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普天之下,莫非国土,土地上市,点土成金。到了江时代,无本生意,万事具备,悄悄卖土地,闷声发大财,成了官场的主旋律。无论是官批地,还是招拍挂,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程序透明,也就没有程序正义。大面积腐败由此而起。十多年的反贪案例表明,大部分职务犯罪,都与土地有直接间接关系。由贿赂贪污开始的“土地交易”,总是与圈地占地,骗贷集资,黑箱操作,违规违纪等连环案窝案联在一些。以至于还有人说,政府革了土地的命,而土地革了贪官的命。当然,后一种说法,是一种过于片面的乐观估计。

   其实,土地进入市场,本来就是一场土地产权从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转为私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产权革命。而代表全民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为了仕途与政绩,分工合作,官卖民地,十分主动地解构了这个半截子“公有制”。问题只在于,这些“代表们”办事,并没有征求被代表者的同意,没有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效授权,就替土地的真正主人作出了决定。换作民间说法就是,放牛娃把牛卖了,杀了,吃了。牛主人只有干着急的份。

   所以,小产权争议的实质是考验政府,究竟是为民造福,还是与民争利,借民生利,害民谋利。广东东莞大坪村拍卖525亩地,得款26.8亿元,市政府拿走5个亿,镇政府拿了15个亿,一百多村民拿到的不足零头:0.5个亿。这是在为民谋福还是与民争利?

  

   八、土地革了谁的命

  

   最近几年,话语也时尚也流行。其中一句流行话语,是把早已没人相信的“要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这句话,时尚成了“要让广大群众分享改革成果”。这句话的动机是美好的,指向是确定的,它的背景是贫富悬殊造成的巨大的时代鸿沟。

   勿庸置疑,中国用十多年的经济成就追赶上了一部分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也用十多年的时间造成了资本主义一百多年才能形成的贫富悬殊。在公共权力全面嬗变成为资本和财富的驯服工具的同时,越来越少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而越来越多的人则变得越来越穷。在21世纪的中国,正金字塔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倒金字塔的利益分配模式,发生了悲剧性的重叠,正在酿造出悲剧性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有关贫富悬殊的研究数据有很多种,包括基尼系数(不包括厉氐谎言),社会财富的占有率、行业财富的占有率、就业人口的收益率等等。其中,传统的恩格尔系数统计,具有较多的参考价值。来自国家机构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至2006年止,中高收入人群为4.95亿人(高收入0.45亿人,中收入4.5亿人),占社会人口38%。而低收入人群及绝对贫困人口为7。8亿人,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人口超过60%。资料表明,8000万绝对贫困人口中,除去2200万城市低保户外,还有5800万是农民,其中包括4000万失地农民的很大一部分。还有资料证明,我国城市人口恩格尔系数平均值为36.7%,接近30%的安全线。而农村人口平均值为45.5%,接近50%的贫困线。有研究指出,我国城乡收益比逐年增大。从78年2.36,87年2.38,95年2.79,2000年为3,到现在为1:3.5。更有研究证实,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获利群体是官员阶层,其次是演艺人员,农民工倒数第三,工人倒数第二,农民倒数第一。除去高山王国尼泊尔外,我国贫富悬殊,世界第一。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证明了两个事实:1、贫富悬殊确实存在;2、城乡差别在加大。事实证明,农民在以“土地革命”为特征的经济发展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利益,反而在继续趋于大面积贫困。

   由于《政府信息公布实施条例》尚未实行,我们无法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真实构成,因而也无法知道其中“土地财政”的构成比例。但我们从一份用于歌功颂德的研究中获知,自“三农”问题提出以来,2003年~2006年国家直接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合计11亿元,平均每年2。75亿元,仅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0。01%。

   由于贫困,农村劳动人口纷纷外出打工,拥向城市。广大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老弱病残村、留守儿童村等,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弃耕田和丢荒地。即使在城郊、路旁、或工业建设、旅游开发、道路占用,水库征地的地区,也常因拆迁安置补偿费太低,补偿资金不到位,粗暴强制拆迁侵占等等中国特色的国情,而造成大量的访民、怨民、生态难民,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失业人群和贫困人群。研究表明,每占用1亩耕地,将造成1.4个失地农民。至2030年,我国将有1.1亿失地农民,其中至少一半人失地又失业,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更有近年才敢露面的所谓“富人经济学家”,面对中国已有3000多万无房户的严竣现实,竟然撇撇嘴说:让他们租房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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