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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

更新时间:2007-09-04 09:07:45
作者: 李安山  

  

  「内容提要」《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对非洲政策日趋成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受到新时期战略决策的影响,已逐步完成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以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四大矛盾:中国国家利益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利益的矛盾、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的矛盾、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利益的矛盾、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中国只有妥善解决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关键词」中国对非洲政策/中非合作/政党关系/外交

  「作者简介」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北京100871)。

  

  20世纪是中国与非洲共命运的世纪,主要表现在列强瓜分、社会剧变、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方面。中国学界对非洲经历了从相识、支持、了解到研究的过程。①从中国经济走上快车道以来,国外对中国十分关注,中国的对非洲政策也引起各种反响。2006年1月《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的发表标志着21世纪中国对非洲政策日趋成熟。学者们在论及中国对非洲政策时一般强调其连续性,而忽略其调适与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受到新时期战略决策的影响,已逐步完成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以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

  

  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中国战略思想的转变(重点转入国内经济建设)。对非洲政策的第一个变化是从强调意识形态上的结盟转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交流与对话。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政党关系,但也表现在国家间的交往方面。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又于60年代初提出了对非洲关系“五项立场”和经济援助“八项原则”。1963年12月~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了亚、非、欧14国,其中有10个非洲国家。在访问非洲途中,他提出了中国处理非洲关系的立场和原则。②在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会谈中,周总理强调中国坚持以下立场: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国家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③“五项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帝反殖,是中国对非洲政策的重要宣示,其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十分明确。1964年1月18日,周恩来在加纳回答记者提问时正式提出了中国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将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认为援助是相互的;援助时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的无息或低息贷款需要时可延长期限,以减少受援国负担;援助的目的是使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援助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增加收入;提供自己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质,按国际市场议价,不合商定规格和质量的保证退换;提供技术援助时要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中国援助专家与受援国专家享受同等待遇,不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④

  “五项立场”和“八项原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基础。客观地说,1949~1978年,中国对外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⑤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实施了联苏反美的“一边倒”(20世纪50年代)、“反帝反修”(20世纪60年代)与联美反苏“一条线”和“一大片”(20世纪70年代)的战略。⑥当时对非洲政策的基点是,中国应站在第三世界反殖、反帝、反修的第一线。⑦这种强调意识形态的取向实源于对中国不利的国际形势。西方的敌视政策迫使中国寻求较有利的外交空间来谋求自己的生存权利。

  由于坚持外交政策与意识形态挂钩,中国对非洲外交曾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⑧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南非共产党和留尼汪共产党有过交往,后来因为中苏论战等原因,中国共产党中断了与他们的关系。1967~1969年,中国共产党与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关系因他们的亲苏立场而一度疏远。刚果劳动党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党际关系以加强合作,中方以对方不是共产党为由予以拒绝。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与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该党主席恩科莫曾5次访华,并提出建立党际关系,中国共产党因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拒绝。两党关系直到1981年才开始正常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非洲政党只有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几个“共产主义小组”。1977年7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会见莫桑比克代表团后指示中联部、外交部对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问题进行调研;11月,两部联名上呈《关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12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请示,决定开展对非洲执政党的工作。中联部从1978年开始接待非洲执政党来访。⑨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上的突破,极大地推进了对非洲关系的发展。之所以说是突破,因为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开始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政党的交往迅速发展。⑩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原则,并提出期望同更多的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11)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交往日益增多。(12)从1978~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政党共派出230多批代表团访华,其中包括党主席、总书记、政治局委员等主要领导134人。同期,中国共产党派出56批党的代表团、组访问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9个国家的执政党。(13)截至2002年,中国共产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约40个国家的60多个政党建立联系,其中30多个是执政党。(14)仅在2005年,就有24个非洲政党访问中国,而中国共产党访问非洲代表团达19个。在政党交流活动中,双方议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服务于经济建设及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议会也开始互访。(15)

  非洲的政党和政权可谓千差万别。(16)然而,中国共产党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非洲政党的交往大大加强并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交往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中国共产党不仅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加强合作,也与其他政党发展关系。第二,交往对象不以执政党为限。中国共产党不仅与执政党加强联系,还与一些非执政党交往。第三,交往内容不限于政党政治。双方交往的内容不仅涉及政党政治,还致力于促进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17)

  

  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中非政治关系在广泛的基础上逐步加深。中国领导人不断访问非洲,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加频繁。1995年,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访问非洲掀起新的“非洲热”。江泽民同志曾4次访问非洲,并于1996年访问非统组织时提出对非洲关系“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未来。(18)胡锦涛同志已4次访问非洲,他于2004年访问非洲时重申了中国对非洲的基本政策:“坚持巩固和发展中非人民传统友谊,尊重非洲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坚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平等互利,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谋求共同发展。”(19)政党关系的开拓促进了中非关系的发展,成为中非交往的重要内容。有的外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对非洲关系没有任何政治要求,只有一个原则:建交国不能与台湾保持关系。(20)

  

  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的第二个变化是从强调政治交往到多方面与多层次的交流。

  从建国到1978年,中国对非洲政策的重点集中在三方面: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联合进行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援助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在政治上,中国全力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除了从道义上声援非洲人民外,还给予物资和人力援助,并为非洲独立运动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21)非洲国家独立后,中国开始在反帝、反霸的斗争中争取非洲作为同盟军。(22)在援助非洲国家方面,由于受到为世界受压迫人民谋幸福、与超级大国对着干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意境的驱使,中国对非洲援助是在承受了国内经济压力的条件下进行的。中非经济关系由两方面构成:中国对非洲贸易与对非洲的援助。中非贸易总额1977年才达到7.2亿美元。(23)1956~1977年,中国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42.76亿美元)的58%.(24)20世纪70年代,苏联虽是非洲的第一大军火商,但对非洲的援助却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中国对非洲援助达18亿美元,相当于苏联援助的2倍。(25)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非关系的发展势头在短期内出现下降趋势,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对非洲援助下滑。从表2可以看出,1976~1980年的年均援助数额为94万美元,但这一数额应主要为1976~1978年的援助数。(26)1982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后,援助有所增加。第二,贸易额下降。从表3可清楚看出这一点,中非贸易额从1980年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982年除外),1986年才开始回升。第三,医疗队人数减少。表4表明:1979年和1980年中国没有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在1978~1983年,驻始派医疗队国家的人数和医疗站点均最少。这一时期虽然短暂,但不容忽略。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变化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对非洲援助一直在国内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国内建设需要资金;其次,经济建设急需外资和技术,加之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出现缓和,中国政府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到与发达国家的沟通上;再次,与两个主要受援国(阿尔巴尼亚与越南)关系的恶化使中国认识到对外援助的局限性。当然,中国领导层交替使政策的连贯性也受到影响。(27)很明显,中非双方要建立持久的关系必须有新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处于战略思维的转变期。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一口号,并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对外交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认识实现了“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28)3个月后,中国政府总理访问非洲多国,并在此期间宣布了中国对非洲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29)“四项原则”是对前述“八项原则”的补充和发展。“八项原则”是关于援助非洲工作的,“四项原则”是针对经济技术合作,这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提出的政策,具有互补作用;前者主要是约束中方,在实践中利弊各现;后者强调双向合作和共同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因地制宜,以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这无疑是对新形势的政策调适,从而构成了中非经济互利合作的整体原则,对非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30)

  为了使非洲国家外交官更加了解中国,1996~2004年,中国外交部还委托外交学院举办了9期英语和法语的“非洲外交官‘了解现代中国讲习班”,2001年和2004年举办了两期阿拉伯语研习班。1999~2003年,研习班邀请了一些非洲地区组织的代表参加:1999年为非统组织;2000年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1年为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西共体、非统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2002年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3年为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这一举措使中国与非洲地区组织的关系更为密切,也为开展经济合作设立了平台。为了使代表们全面了解中国,讲习班第一阶段讲授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内容,并参观名胜古迹和观看文艺节目;第二阶段组织访问2~4个城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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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p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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