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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

——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

更新时间:2007-09-02 23:43:21
作者: 李丹慧 (进入专栏)  

  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16]再次不指名地警告苏联,不要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在苏联国内继续高度评价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成果,说其是“打开苏美关系的转折点”,“开辟了国际形势的新时期”,“世界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赫鲁晓夫热衷于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苏共外交方针的局面下,[17]中国方面这种不合作、不捧场的举措和态度,对于莫斯科来说,不啻于是一次新的袭击,由此引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在会上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全面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指责中国反击印度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映。赫鲁晓夫还在会议闭幕时的宴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18]

  苏联方面的这一强烈反应对于中国来说,其严重性在于,他们不仅批评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而且又臧否了中国的对内政策,并且将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个人。这就触及到了毛泽东最敏感的两根神经,促使中国迅速采取最直接的报复行动,由《人民日报》于2月6日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为标题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苏联方面则没有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上述谈话和苏共中央的口头声明。[19]

  如果说康生1959年4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发言中宣布这一立场,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表态,外部世界尚难悉其详,那么这次在公共媒体,而且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公开中方的立场,确能引起外界注目。苏联由此认为,中国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公布出去了,实际上也是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20]不过事实上,中国的这一步骤,原则上还不能说就是公开了与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歧,道理同上,它也可以是同盟国之间选择的一种策略,就保护自己阵营的利益而言,中国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不承担义务的说法,毕竟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有了回旋的余地。因此,苏联方面的指责,同样牵强。

  中苏这一轮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的较量,主要还不是关于国际共运共同纲领的争执,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对赫鲁晓夫出访印度时明确苏联袒护尼赫鲁的态度的忧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要出一下1959年塔斯社声明令中国陷于尴尬境地的那口恶气。中国要求苏联在具体外交政策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以及苏联在中国举措的刺激下再次于阵营内部会议上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实际都是一种干涉他国内政的表现。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与阵营中各国自身利益的矛盾在这场较量中突显出来了。对于中国来说,这次冲突只是要刺激一下赫鲁晓夫,提醒他不要在同资产阶级分子尼赫鲁示好时,忘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战友和盟友。而要真正达到帮助赫鲁晓夫、使他回归中国认为的正确路线的目的,还是要进行一场思想斗争,所谓真理不辨不明。由此,即将到来的列宁诞辰日——4月22日,成为中共挽救赫鲁晓夫的最佳时机。

  其二,意识形态论争中的较量。

  1月19日,在周恩来通告苏方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有理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规定:一、党中央在4月21日在北京主办纪念会,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做报告。各省市自治区4月22日举行纪念会,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或书记处书记做报告。中央的纪念会将邀请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来宾参加,各省市自治区的纪念会应邀请当地兄弟国家的外交人员和专家参加。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报纸和理论刊物,应在4月22日前后陆续刊载文章,论述列宁思想。内容可包括: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劳动、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和不断革命、群众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党的领导、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等方面的理论。通知特别要求:这些文章在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阐述列宁思想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时,应以刘少奇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为依据,并严格遵守1959年2月8日“中央关于不得在报刊上批评兄弟国家的理论著作和影片的通知”的规定。[21]

  此项通知导向的核心在于,要以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的文章为范本。此文是刘少奇应《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22]之约于1959年9月14日写成的纪念文章,其全面评说了建国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赞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强调指出,“非难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非难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非难党的总路线的人”“就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文章还特别提出:“中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国际意义的。”这篇文章实际是在回应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中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对内政策的批评,透露出一股反驳、辩论的劲头。该文10月1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之前曾送毛泽东审阅,刘少奇在送审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毛泽东则批语说:“看过,很好。”[23]这里所谓的外国同志虽未具体言明,但文章批驳的对象是苏联已明确无疑。因此,尽管通知规定不得在报刊上批评兄弟国家的言论,其真正意图却还是要在国内掀起一波全面批判苏联纲领路线方针的活动。一方面仍然不指名道姓,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给赫鲁晓夫造成压力,促使其向中国的观点靠拢。

  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华约国政协会议上对中国政策和毛泽东进行的臧否,被看作是一次反华动作,直接激扬中共要加快宣传自己的观点,抓紧实施拖住赫鲁晓夫转向修正主义的步骤。2月22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了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行为应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在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要根据列宁的观点,加紧撰写文章,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24]4月中旬列宁90周年诞辰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5、16、18、20日,紧锣密鼓地分别讨论确定了即将发表的由陈伯达起草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做的报告和胡乔木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等三篇文章。毛泽东则在10日和16日亲自审读和修改了第一篇文章。[25]至此,中共中央原定的通过宣传列宁思想隐晦批驳苏共理论的纪念列宁诞辰的形式,变成了主旨在于反击的行动,辩论的内容更为集中,矛头直指苏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中国的舆论宣传阵地,一时弥漫出些许火药的味道。

  4月16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该文对铁托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指责,赫鲁晓夫同样可以对号入座。其中所专门批驳的铁托的“新时代”理论,即世界已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经济合作、经济竞赛等问题,以及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认识,[26]事实上还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上首先提出来的。全文谈锋犀利,并且使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词,诸如“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主义的企图,不过是帝国主义末日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而已”。[27]等等。这篇分量沉重的理论宏文,实际已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挑战。

  中共中央此篇打头文章问世之后,对于中国方面的发难,莫斯科一时慌了手脚,应该如何应对,苏联领导层内部议论纷纷:或表示应纠正中共的错误;或要求划清界限,坚决回击;或建议“不要着急!他们正盼着我们卷入论战。要有耐心,不要对他们的行动做出反应”!即如雨果的名言:“喊得最响最凶,往往表明立场软弱。”[28]后一种意见显然暂时占了上风,苏联方面只以继续宣传自己纲领的方式作为回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于4月16和17日重新刊登即将出版的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别洛夫领导的写作组新编撰的列宁传记,同时配发按语,强调符合苏共现阶段纲领的列宁的理论思想;并于17和18日发表文章,赞扬苏共二十大在“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贡献。[29]

  不过,苏联的“高姿态”还没有持续几天,赫鲁晓夫就失去了耐性,决定直接应战。4月21日,苏共中央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布消息,其中对中国的宣传立场进行了批评。[30]随后,在4月22日列宁诞辰日的当天,中苏两国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中苏两党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各自引经据典,以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形象,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不指名地批驳对方的种种认识。只是根据时差,中国方面还是走在了前面。

  22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文章强调指出:中国确信自己“能够用跃进的速度前进”,“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吵闹不休,但是列宁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中,“早就给了这伙蠢才以一个致命的痛击”。文章并特别引证说:列宁并且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文章重申“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原理,决没有也决不会‘过时’”,并列举了一长串中国认为的美国的好战言行,质问说: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之流所说的“自由中的和平”吗?[31]以此,尽管这篇文章把首先巩固和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团结作为第三个伟大任务加以专门论说,但其主旨却是反驳赫鲁晓夫对中国国内政策的批评,在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理解,以及确立样板模式的问题上,与苏联叫板;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的,欧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实现,“将创造消除战争的现实可能,使战争不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32]的观点,以及苏联国内称艾森豪威尔希望和平,不愿战争的舆论导向,提出了挑战。

  同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万人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林彪,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应邀参加并同坐在主席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长篇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大会实况。[33]4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发表了陆的报告。这篇报告实际重复评说了前两篇文章的一系列论点,讥笑“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斥责“现代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诬蔑为‘教条主义’,乃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腐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卑鄙手法”。报告还突出宣扬了毛泽东个人的作用,说“毛泽东同志充分地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条件下,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4]

  是日上午,《真理报》发表社论,论说苏联共产党在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宣传苏联的实践实现了列宁的思想。[35]傍晚6时,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体育宫举行了一万多人的集会,纪念列宁90诞辰。苏共中央领导人阿里斯托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米高扬等人出席。列宁的战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在会上发表讲话,[36]强调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贡献”。指出:早在赫鲁晓夫以前,列宁就曾经推行和大力支持过和平共处的主张。“今天为了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重复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这一旧的真理是不够的。”“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只看问题的这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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