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沟口雄三:作为“态度”的中国研究

更新时间:2007-08-24 09:24:25
作者: 沟口雄三  
亦即是说,主体对于现代的契合程度越深,对于他者的同化程度也就越深。

   这样,我们关于现代的历史课题,就结果而言——绝不是目的,而仅仅是结果——,在这样的同化过程中被反衬出来了。

   例如,用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溢出这样的标准之外的中国世界,对它进行整体把握,也就意味着它反过来使得欧洲的标准相对化了。这样的课题意识,其实就是例如从明代末期的历史课题中被作为结果而反衬出来的。

   举一个相关的例子。比如对于近代中国军阀的历史评价问题。

   在迄今为止的历史观里,从清末到民初的军阀,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国民国家建设的障碍,往往被看作是封建余孽。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与明末清初批判知识分子的历史课题意识共鸣的经验,能够与他们一直在清代历史的涌动中被一路带到辛亥革命,那么,恐怕对于军阀的评价就不会那么单纯了。

   在此我避免进行详尽的分析,只能简单地指出一个状况;在明末清初之际,当时的历史课题之一就是确立相对于中央主导的地方官僚行政而确立由“乡里”主导的地方行政。我们暂且称其为“乡里空间”。这个空间虽不能单纯地在与官相对的民间空间的意义上论述,不过明末清初以降,直至整个清代,它膨胀为相当规模的空间。亦即是说,它成为官僚与乡绅、地方实权派、普通民众等复杂地结合而成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里官与民相互对立,同时也相互补充,或者说相互合作从而相互利用,结果他们一起分担了地方行政。这个公共空间也由此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如果注意到这个乡里空间的形成过程,把它作为一个基准俯瞰清代,那么自然会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王朝体制崩溃的历史过程:这种“乡里空间”在太平天国的湘军、淮军成立的时候获得了质变的契机,不久,清朝开始遭遇到这一“乡里空间”极度的膨胀(军阀形成),面临各省的独立宣言,从而走向了崩溃。如果注意到了这样的历史过程,军阀就不再仅仅是封建余孽,而有可能被视为“乡里空间”的一种可能性的形态,或者被视为中国复杂的近代过程的中间产物,从而产生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当然,这种认识的建立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赤手空拳”地进入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文集为首的、清末的诸多文献中去。

   军阀显然是依靠欧洲标准无法准确衡量的中国历史的产物。通过在中国的脉络里勾勒这历史上的一页,我们也得以使欧洲的标准相对化,了解它在亚洲“本土”中的限度。

   ?在此,我希望涉及日本人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

   首先,是通过以中国为媒介而使欧洲标准相对化的过程,摧毁日本人从明治以来培养起来的关于近代化的优越感,开创那些促生日本人关于亚洲的新的历史意识的可能性。

   通过使欧洲标准相对化,日本人面前或许会呈现不依靠欧洲的标准而存在的中国整体结构。在那个时候,日本人才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理解中国世界这个他者的可能性。

   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亚洲经历了巨大的变动。我们姑且在亚洲现在也处在近代过程中这样一个前提下,把一八五○年到二○五○年这二百年假定为亚洲的近代时期(亦即欧化时期),那么,从一八五○年到一九五○年这前一百年,对于亚洲来说是苦难的时期。众多的国家被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被暴力逼迫着欧化。而在一九五○年到二○五○年这后一百年,亚洲恢复了独立,开始积极地接受了欧化,利用欧化自我更新,从而培养出了与欧美比肩的经济实力,逐渐树立起新的国际秩序观念。

   日本人把自己视为近代的模范、近代的优等生的一般社会观念,是以前一百年的某些被视为现实根据的要素作为背景的。而在后一百年亦即现在,这些根据正在丧失。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但是,日本人丧失了依据的“先进”、“优等生”观念,不仅在竹内好的时代没有能够消失,在一九五○年以来又过了五十多年的今天,仍然在持续着。欧洲的标准还没有被完全地相对化,观念远远赶不上不断变化的现实。多数日本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观念与现实的乖离,正如清末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后、还在沉迷于中华之梦一样,今天的多数日本人也沉醉于没有根据的“先进”、“优等生”的好梦。

   这是作为日本人的我最感到忧虑的,也是我最希望日本人了解欧洲的标准已经不能充分解释亚洲这一事实的原因所在。在此意义上,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第一个意义,是痛切之至的。

   研究中国的第二个意义,在于中国作为日本人把自己他者化的媒介是非常有效的。

   例如天理观。

   日本的天观念与欧洲的神观念部分地对应。但是多数日本人并不认为天的观念可以直接作为欧洲神的观念加以理解。欧洲的神是造世主,是惟一的神,是救世主,这样的特性在日本的天观念里并不存在。这种神与天的差异几乎不需要进行他者化的努力就可以明了。

   但是如果说到日本的天观念与中国的天观念各自的特性,则多数日本人一无所知。多数的日本汉学家把日本的天观念直接套在中国的“天”字上来阅读中国的文献。但是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多差异。比如在中国,统治的正统性归结于天,而在日本,天皇的祖先是太阳神,他具有正统性。这就是说,在中国皇帝之上有天,而在日本的天皇之上并不存在着另一个天。这种存在方式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此外,天理的观念是在中国宋代新形成的观念,作为统治理念的天观念与理这一宇宙的条理观念结合,从而自那时不可知的天谴论的天观转换为可知的天—理观念。而在日本,自江户时代以来,沿用的天理观念的背景中并不存在那样的天观念的转换过程,于是,在日本的天和理以及天理观念中,便产生了不同于中国相应概念的微妙差异。我们在把日本他者化的时候,通过把中国作为媒介,可以把他者化推进到这样一个细密的层次。换言之,就是可以把自己的相对化推进到相对深入的层次。

   第三个意义,在于日本人通过中国研究而把自己他者化这件事情,与中国人精密地将自己他者化的工作是互为表里的。

   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日本研究者,总是会感觉到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不自觉地流露出的中心意识。这个状况与“汉学”这个名称具有跨越国境的机能这一事实不无关系。把中国的古典视为人类的文化遗产,作为汉字文化圈或者儒教文化圈的共同遗产,这一思维方式导致了这种中心意识。我想,作为一种意识,它有存在的正当性。实际上,最近关于古代出土文物的研究和从前就开始了的甲骨文研究等等,也必须以人类为视角进行。

   但是,我们在此所希求的,并不是古典文物的解读,而是对于产生了古典文物且依靠它被叙述的中国历史世界自身的解读。

   为什么它会在那里?为什么它会是那种形态?它后来如何演变?那些变化又催生了什么?那样一个历史世界在世界史中应该如何定位?我们希求解读这样的问题。为此,上述的他者化和相对化的程序就是必要的了。在此情况下,我们日本人处在儒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之内,又相对性地具有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征,这一状况显然是有利于上述课题意识的条件。

   中国这一历史世界如何在世界的历史世界中定位,如何把既定的历史世界认识相对化,如何使得世界认识多元化,这一课题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亚洲世界、伊斯兰世界的课题之一吧。历史正在要求我们,为此而进行共同的合作。

   必须申明一点,我们并不是为了对抗一直覆盖着旧的世界秩序的欧洲标准而强调中国标准的。所谓以中国为媒介而将欧洲的标准相对化,是为了使世界认识多元化。幸而,中国是丰富的文献资料宝库,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人能够与中国人一同从事中国世界的探索工作,有着很深的意义。

   我们是日本人,我们研究中国,我们的研究被翻译成中文而就教于中国的学者,是因为就终极意义而言,我们希望使得世界上的人们能够相对化本国与他国这样的认识前提,从而使世界认识多元化。

   作为多元化中的一元,我们希望依据最为适合于中国历史沿革过程的分析标准建构中国的历史。这样的建构,恐怕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也是新鲜的。我们期待着中国的读者在这样的新鲜感中可以了解日本和韩国等周边国家的研究对于自我相对化所具有的意义。

  

   *支那一词的演变在日本学术史上有很复杂的历史,为保持历史原貌,本文未作改动。具体请参阅《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二○○五年三月版——编者注。

     

   (《中国的思维世界》,沟口雄三、小岛毅编,孙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chenxi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571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