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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屹:再论中国国家福利的重构

更新时间:2007-08-22 00:07:14
作者: 潘屹  

  赤脚医生记工分行医。那时95%的大队拥有合作医疗体系,刚解放时,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使得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那是中国人均GDP排名不高,但健康水平排名很靠前。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曾经被看作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只有5%的农村还存留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经济发展了,福利指数却下降了。所以,福利和经济的有关系,但是并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是国家的组织引导而不是仅仅是资金投入。

  因而,引出了下一个问题。福利与国家的关系。所谓国家福利是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国家对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于出现的混乱,必须行使政府管理功能。比如教育,这是市场不可取代的。教育是国民再生产,是生产力在生产,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完全市场化是国家的失职,必然使一部分人上不起学,必然造成教育没有统一的标准。医疗卫生事业国家更不可推卸责任。救死扶伤的事业、国民健康素质的事业纯属社会福利事业。如果完全市场导向,必然会导致医疗高收费、见死不救,穷人看不起病,不仅得病的人与家庭陷入贫困,最终的结果是国民健康水平的下降。如果我们目前学不来北欧以及英国的免费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国家对干涉市场的作用,确立新的规定。让医疗卫生事业远离利益的追逐,以救死扶伤、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为宗旨。需要国家干涉的还有许多。国家在福利事业上决不能退到幕后或者二线。国家是计划者也是具体的执行者。

  福利与道德的关系。常规是,经济基础有了,人们就有了道德的需求。所谓“温饱识礼仪”。但是许多人意识或感觉到,经济发展了,但是人情却比以前冷漠了。这是因为唯利是图、贫富分化的原因。而国家福利提倡集体主义,提倡各阶层的团结,要求富有的帮助贫困有需求的人,这是对先富起来的人道德的需求。中国古代文化的慈善,西方文化的博爱都论及到了道德。人在贫困中谈道德是勉为其难的,所谓乱世出刁民等等。有了经济基础,就有可能活得体面些,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在贫富差别仍存在的社会,对弱者的关爱,对社会的关爱,是一个社会的亮点。如果一个极端私欲的社会,一边是取得了大量财富的富人,一边是被社会遗弃的不到爱怜的穷人,那么导致了穷人的怨恨甚至社会的不稳定。所以,福利是有道德基础的。国家福利的发展不仅仅是无产者的斗争,另一方面,必须是有产者愿意为社会做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分配。这些行为的基础是道德。

  福利和NGO、NPO的关系。当贫富差距存在,富人愿意为穷人捐赠或者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出现了许多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机构。在中国,如中华慈善总会、青基会、扶贫基金会等等。这些机构为许多愿意为穷人工作或募捐的人提供了渠道,为筹备更多的资源提供了渠道。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是应急,是拾余补,它们不能取代国家的功能。在福利上,许多领域依旧是国家的责任,需要国家负责。比如,教育是国家福利计划的一部分,国家应该统筹解决农村青少年失学的问题,慈善机构不能取代国家的功能,来设立普遍的机构或者计划解决大面积的问题。在发达国家,这些基金会的功能是给优秀的学生提供私立学校的奖学金或者大学入学奖学金,而这个基本教育是国家的项目是免费的。所以,国家必须负责,来通过税收整合社会资源。在二次分配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要在三次分配上解决。如果靠非政府组织解决大面积的常规性的问题,必然是国家的行政管理出了问题。而非政府机构是不能代理国家的功能的。因为它们的个体之间的差异,会和自由市场一样,会带来非标准化,带来混乱,甚至带来金融动荡。

  福利与法律的关系。因为以上问题出现,必须要求国家制定有关法律,法律可以改变福利混乱的无序的状态。过去曾经因为缺少资金,靠群众路线或者群众运动来稿社会福利和救助,但是一个发展了的社会应该是规范的法律的社会,靠现代国家的管理规则来规划社会行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法制的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家的责任与赋予公民权利与义务。法规明确了各种职责的界限,避免了执行的模糊。读西方的教科书,说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说法“差不多”, 这是不全面的。因为许多发展不能完全用数字代替,数量也不能代替感情与质量。但是在指责与权力上需要明确与界定。一个现代社会必须是法制社会。

  社会福利与家庭的关系。北欧福利国国家承受了更多的功能,把家庭的功能取代。有人认为福利国取代了家庭的作用,导致家庭解体。我认为福利国决不能破坏家庭。中国具有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文化,自古以来,中国的家庭功能很强。虽然现代化的发展,只是家庭规模变小。中国传统文化最近得到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不可丢弃,养老也被写入了宪法。这些传统的家庭福利功能,一方面巩固了家庭福利,这一符合人性的自然的规律,保障了家庭的温情;另一方面也减少了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家庭的功能不可有社会完全替代。不可否认,家庭福利是福利国政策的一部分。比如援助贫困家庭,解决社会服务问题等等。

  社会福利与个人的关系。市场经济下的福利,国家更多地强调了个体依赖,个人负责。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国家的完全退出,把福利责任推给个人竞争,推给商业市场。国家福利保障了个人的尊严与体面的生活。像在北欧,国家福利是一种公民的权利,提供给每一个人,这样的平面结构不给领取福利的人以耻辱的感觉。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也是如此,免费提供给每一个人。对于富人来讲,国家福利并没有缩减个人的自由,个人可以选择更昂贵、更个性化的市场服务。在社会生活里,没有绝对的个人的自由,如果你的自由是建立在剥夺他人的基础上,这个自由是必须限制的。对于穷人来讲,市场经济下的福利体系强调了个人的责任,不能以个人的懒惰依赖国家。但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在民族国家的大概念之下的。国家的大的政策必须规划个人的责任,让个人能够承受得起所承担的责任。但个人承受不起时,处于无助的境地时,国家就要发挥作用。

  福利与集体的关系。国家的福利强调的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强调了集体的作用。西方是一个季度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社会。西方福利国的建立是一种对集体主义的要求。而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文化是集体的文化,如农业社会的村落,历史上保甲体制,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大队,今天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包括家庭。这些集体囊括了从经济到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承担福利的责任。这些集体不仅强调了互助,还在情感人给人以归属。

  福利与组织的关系。中国有庞大的组织体系,这种组织结构是世界第一的。村委会、居委会,社区都分别承担着福利功能。这种组织结构把人们绑在了一起,共度危机。这种组织不仅在平时提供福利功能,如农村的五保照顾、贫困户救济和城市的社区服务;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福利作用,如抗洪救灾、防寒就在等等。比起美国南部的洪水灾害,这种结构呈现了它的关键时刻的组织功能。但是,近年来,村落集体经济的衰落,对农村福利是一种潜在的破坏。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中国的方向。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各党派之间在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搏也是此起彼伏。社会民主的势力时而高涨,时而极端自由主义优势占了上风。执政党在权利与势力之间徘徊。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公然宣称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它不像西方,各党之间的竞争和各势力集团的竞争此起彼伏;也不像东亚,多年资本主义的实践,缺少左翼的政党。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宣言。它不讳言自己的社会主义宗旨,也不讳言为了大多数人谋福利。其次,中国有多年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福利国家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与实践经验,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容易接受它。既然如此,何不满怀理想向这一伟大的目标迈进,把一个更完善的合理进步的现代社会呈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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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7年第2期,题目为论中国国家福利的重构。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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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朱庆芳,2004。

  [2] 2004年

  [3] 1995年。

  [4] 王绍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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