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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怎样看待我国社会分层的新变化?

——2007 年7 月20 日上午于湖南宾馆

更新时间:2007-08-19 20:36:33
作者: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因为,改革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利益结构的调整显然会使得一些集团或群体获得利益,同时会使得另一些集团损失利益。当然,“全赢”的局面——即社会每一个集团都获得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上升——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要实现这种局面实在是太困难了。近年的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养老金体制、失业保障体制的改革,几乎每一项改革都难免会损伤一些人的利益。为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我们就必须分析,这样的改革究竟对于哪一部分人群有利,对于哪一部分人群不利。为使得我国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我们就应做到使改革措施尽量能够对于更多的人有利。所以,四个利益群体的理论也是试图对于当前社会分化的情况作出一种解释。

  那么大家会问,中央是怎么看的。仔细阅读16 大以来的中央文献,中央在分层问题上使用的是高、中、低收入者的概念,这就是说,承认差异,这与改革以前有很大区别,改革以前是试图消灭几大差别。在有差别的前提下这样调整呢?16届6中全会的文件是这样讲的: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在这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核心,因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目标就是推进他们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如果考察一下文献的话,中央是在16 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 “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的战略,此后,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次重要文件中,都始终强调坚持这一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是要优化阶级阶层结构,要扩大社会中间层,使社会从“金字塔”型转变为“菱形结构”或“纺锤形结构”。所以,表面看来是一个收入分配政策的问题,但实质上是要通过长期的政策变量,最终调整社会结构。

  以上分析了社会学界对于当前社会分层的看法,以及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精神。下面,就具体分析一下上面所说的两个重要时期的政策变量是怎样影响社会分层结构的。

  先看第一个时期。90 年代以来最大的政策变量,是小平南巡以后发生的。小平南巡后,全社会确立了市场经济格局,中央文件也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也就是说,从此我们承认是市场去配置资源,大大减少了由政府配置资源的比重。而市场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是与特定的社会分层结构相关联的。如果仔细分析90 年代中期以来到21 世纪初,这段时间的政策变量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本人以为,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存在。如果以中央说的“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为目标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有利于中等收入层扩大的变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不利于中等收入者比例扩大的变量。那么,究竟是哪方面政策变量的影响更大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应该说这是一个理论假设与证明的问题,需要实证的调查和大量数据的分析来证明哪方面政策变量影响大。

  具体影响的因素有哪些呢?90年代以来,首先是两大政策变量:一个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另一个是90 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先看国有企业改革吧。从企业内部的关系看,应该说,90年代初以来的国企改革,相对而言,对于企业的管理层和技术层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们本来在企业里就有一定的控制权,他们自己也常常是改革的运作者,即使离开企业,他们也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到其他的位置上去。而改革对于工人或普通的职工是不利的,他们在企业中的人数最多,就业机制转变以后,大量的失业下岗就出现在这个群体中。尤其是一些矿业、重工业和传统产业,工人、普通的职工的人数比例高,出现了大批的大量失业下岗人员。根据我在1998 年的一个全国调查数据,如果将下岗、待业都算在内的话,当时的城市失业率超过了10%。而且由于当时的保障体制不健全,对于“买断者”而言,一旦下岗失业,医疗、养老的保障也失去了。我曾经有一个研究证明,90 年代与80 年代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体力劳动者在整个改革中获利比较多,农民,工人在80 年代收入上升明显。而90 年代以后呢,收入分配明显地有利于管理层、技术层。好的方面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的现象消失了,但,不好的方面是工人与普通职工的地位有很大的下降。

  再看看市场机制引入的直接结果。直接的结果是与市场接近的成为直接受益者。谁与市场接近呢?当然是做买卖的工商业层,所以,九十年代中期有一段全民下海、全民经商的浪潮。当然,由于我们的市场机制初建,很多环节都不健全,市场的审批环节还很多,市场竞争机会并不均等,于是,出现了很多官商勾结、靠批件赚钱的、市场寻租很普遍,所以,权力与市场搅在一起,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蔓延开来。再加上中国自古是关系社会,以家庭、朋友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极其复杂,这样就为权钱交易创造了极容易繁衍的环境条件,其实,家庭伦理为本位的东亚社会都有这个特点。所以,韩国、日本虽然已经高度现代化了,但权钱交易的现象还是频繁发生。从地方的部门利益看,与市场最接近的是工商、税务和银行,所以,老百姓谚语说:“地方上养着三条狼:工商、税务和银行,不信你就看楼房”。

  市场机制引入导致与市场最接近的工商层、老板层直接获益,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工商层、老板层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是分层的,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比较明显地分成两种:一种是大工商业主层与大老板层,另一种是中小工商业主层与中小老板层。迄今为止,我国的大工商业主层与大老板层,人数很少,绝大多数是中小工商业主层与中小老板层。根据2006 年底的调查,我国目前私营企业共465万户,私营企业投资者1184 万人,所有者权益超过1 个亿的企业仅占2.2%,人数很少,所有者权益的中位数仅为200 万,可见,即使在中国的企业主、老板层里面,绝大多数是中小老板。而且,目前在中国,做工商业经营、做买卖的绝大多数并不是私营企业主,而是个体工商户,其人数近年持续上升,目前我国的个体工商户总数超过2500 万户,个体工商业者超过5100 万人。如果再将那些没有正式注册的、农村中自行经商的、城市里各类人员包括失业下岗人员转而搞经营的等都计算在内,人数会大大增加。这样,与政策相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政策导向究竟应该对谁有利?是在政策上导向上是向大资本倾斜?还是向中小资本倾斜?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对于未来社会分层结构的设计。前面讲到了,中央的总体思路是“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也就是说,未来的社会结构是中层为主体的,最高的和最低的人数和比例都是比较小的。如果比较世界各国的阶级结构,就会发现,世界上有两类阶级结构,一类是中产结构,就是上面描述的中产阶级为主体,比较典型的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德国、奥地利等。另一类是下层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极少数上层大资产者,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占据了该社会的大部分财产,这样社会的中间层很小,大部分人口处于下层,南美洲、非洲、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是这种社会结构。所以,为使中间层逐步扩大,在各类政策上当然应该向中小工商业者倾斜。如果能够使中小工商业者在社会上的比例上升,如果能够使中小工商业者获得更多的利益,也是社会公众普遍获益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所说的90 年代以来,两大政策变量: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引入市场机制,也造成了多方面、多层次社会与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其中最主要的资源包括:房屋、土地、国有资产、矿产资源等。下面就逐个地分析一下这些资源重新配置中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这些资源的重新配置对于社会分层产生了什么影响。

  首先是住房。城市住房体制改革是从90 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城市已经从过去的公有住房为主的社会变成了居民自有住房为主的社会。住房是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最主要的资源,如此大规模的住房资源的重新配置,利益的分配肯定不会是平均的,不平衡的现象很普遍。过去是单位分配住房,现在是市场化的出售房屋,这里面房屋资源配置原则也发生很大变化。房屋资源重新配置对于分层的影响也是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一方面,城市住房体制改革,还是使多数人获益了,目前我国城市居民自有房屋的比率超过了80%,这样的房屋自有率超过了欧洲和美国。最近的调查显示,在我国城市居民自有的房屋中,七成的居民是通过单位房改而获得的现有住房,三成居民是从市场上购买的房屋。单位房改,将单位房屋出售给自己的职工时,价格是比较低廉的,主要是考虑到了职工过去对于单位的贡献。而今天随着住房价格的暴涨,这些住房的价格也都大大膨胀了,所以,房改的政策还是使得职工特别是老职工获益了。另一方面,最近,城市房产价格急剧增长,这对于没有住房的年轻一代压力是十分巨大的。例如,北京市场上一套90 平米的普通住房,即使按2007 年1 月全市商品二手房均价8113.87 元/平方米计算(新房更贵),总价也要73 万,需要年收入6 万元的普通家庭不吃不喝积攒12 年。这种情况,有一点儿象我前面谈到的韩国汉城(首尔)分为有房产的富人与没有房产的穷人的状况。

  其次,我们看看土地政策。我们的城镇土地自1990 年国务院第55 号令“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后,土地的出租、批租就合法化了,从此房地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房地产集团和房地产商也同步迅速成长。由房地产商去运作房地产,确实比过去计划经济、单位盖房效率不知道要高多少倍,所以,城市不再为没有房子发愁了。但是,房地产市场化以后,房产和地产资源的配置与过去的分配房屋发生了本质的区别。土地批租以后,人们就开始从土地上获利。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后,房地产商才能占有土地,然后才能盖房子。说是房价,实际上很大部分是土地价格。我们知道城市房屋价格暴涨是土地价格暴涨的结果。因为盖房子用的材料价格变动不大,价格剧涨的是土地价格。那么,巨大的土地价格收益被谁拿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有个报告,说40%的土地收益被房地产商拿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房地产商占的利益是太大了一些。所以,今天中国富翁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房地产商占了很高比例。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土地政策就有很大的漏洞,因为它造成的土地资源的配置是对于大资本有利,而对于普通老百姓不利。我国宪法上说,我国城市土地是全民所有,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却是变成了房地产商所有,于是收益自然也就归大资产者了。我国城市土地出让、批租的时候,都是面积比较巨大的,没有巨额资本的人被完全排斥在外。所以,土地名义上说是全民的,但实际运作的时候,恰恰对于中低收入层为主的全民是不利的,对极少数巨额资本者是有利的。总之,从土地政策的变量看,这与前面说的应向中小资产者倾斜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我们看看国有企业转制中的问题。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现过国有企业转制的高潮,有些改为股份制了、有些破产了、有些原厂破产了但优良资产又被组合成新厂了、有些被卖掉了、被收购了,有些在“抓大放小”中被人承包了。总之,众多转制的新形式,转制中漏洞百出,不公正的现象比比皆是。正如香港教授郎咸平的演讲《格林科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中所置疑的,格林科尔总裁顾雏军疯狂地收购多家国有企业,收购的手法是借鸡下蛋,民间叫做“空手套白狼”。结果顾雏军被检查机关逮捕,真的涉嫌非法侵占国有资产。从公共资产分配是否公平的角度看,国有企业转制中确实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少数人侵占公共利益。而且,很多国有企业并购时,连资产评估都有很多漏洞。所以,总的倾向是广大职工和公共利益受损了,这对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也是负向的。

  第四个方面是大家最近抨击比较多的矿产资源。根据法律,我国的矿产资源是全民所有的,国家从来没有同意过矿产私有化。但是,如果大家到各地去看看,矿产特别是煤矿私有化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地方搞所谓改革,将煤矿等承包给私人矿主,当然在这个承包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一些人廉价甚至是免费获得了全民的或国家的矿产资源,再到市场上去出售,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富了一批人。煤矿主成了今日中国引人注目的富人群体。前一段时间,山西煤矿主在北京市场上购买豪华轿车、疯狂抢购商品房,让北京市的老百姓感到震惊。尤其是有两个方面的“反差”使人感到很不舒服。一个是煤矿主的富有与他们基础素质的低下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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