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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生产力与交往——答克吕格问

更新时间:2007-08-17 09:08:28
作者: 哈贝马斯  

    

   (曹卫东 班松梅 译)

  

   克吕格(Hans-Peter Krüger):作为少数几位敢于在哲学社会理论领域里从事基础理论综合研究的伟大哲学家之一,您名震西欧和北美。我们或许可以把您的哲学简单地称作"交往理性"哲学,它展示出了一种跨学科的框架结构。您的哲学堪称是对颇遭批判的社会批判理论启蒙传统所作的带有自我批判性质的重建。您能同意我的上述看法吗?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亲爱的克吕格先生,您知道,长期以来,德国官员们已经滥用够了诸如"伟大"和"深刻"之类的词语。除了您善意的恭维之外,我完全同意您的上述看法,甚至可以说不加任何条件。以前,在(20世纪)50年代,我要是能再多接受一些专业训练,那该有多好。因为在当时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看来,"第二次启蒙" 可以说是一个惯用语,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使人们几乎失去了判断力。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套用这个词语。学生造反运动结束之后,随着经济的持续恶化,精神氛围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尼采为例,人们今天可能不会再把他看作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启蒙者,而只会认为他是海德格尔后期哲学的杰出先驱。

   启蒙运动既不是始于狄德罗和爱尔维修,也不是终于萨特。事实上,启蒙运动始于古典时期对哲学唯心主义普遍概念的怀疑,而且是以理性的名义,着眼于现实需要和此岸幸福,宣告了它对哲学唯心主义普遍概念的这种反抗。怀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等主旨构成了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先导;这些主旨无论如何都不是毫无意义、不可感知和笼而统之,而是布莱希特所说的"粗俗之物"(Das Plumpe)。布莱希特用"粗俗"的语言反对曾使康德为之心醉神迷的优雅声音。康德之后,启蒙运动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您所说的社会批判。社会批判针对的不仅是生产关系和造成客观上可以避免的灾难的社会动力,也包括社会存在形式自身当中所蕴藏着的潜能,诸如,人类日常交往当中的和解行为、相互承认基础上不可动摇的主体间性、自律和尊严,以及不可避免的共同生活中那稍纵即逝的幸福瞬间。我认为,社会批判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明确这一点,并且要反对一种功能宿命论。

   克吕格:理性(Vernunft)虽说不是现代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但至少是现代哲学思想的一个概念。在这些年里,理性成了世界政治中的象征概念;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理性同时也要求在工业化国家中发展新型的行为方式。对您来讲, "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您的理性概念与其他人的理性概念有何不同?

   哈贝马斯:我不知道我对您所提问题的先决条件理解得是否准确。我想首先声明一点,这就是,我对人们急于把理性与世界历史缝合起来的做法深表怀疑。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理论与实践之间渗透着许许多多的中间环节,这就使得我们今天不得不对任何一位仍然摆出一副能够提供灵丹妙药的姿态(盖伦语)的哲学家表示不信任。黑格尔在他的那个时候还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真理问题在他的理论中似乎已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他那宏大的哲学体系似乎成了真理的坚实外壳。今天,真理已经四分五散,播散到了根本无法统一起来的各种话语当中;不过,在任何一种话语里面,我们永远都可以找到能够让所有人都信服的洞识。

   理性永远都能够促成人们相互理解--不过,这也是有条件的。不仅如此,理性早就存在于历史当中,存在于社会运动的成就当中,比如说,存在于民主法治国家的各种制度和原则当中。您所提出的问题,揭示出了实际存在的非理性因素,同时也是对第三世界中由于非理性而造成的灾难的无声抗议,更是对因疯狂的军备竞赛和几乎无法控制的核能所带来的风险和对掠夺性毁坏自然资源、动物世界、生态平衡、自然景观等的无声抗议。因此,不仅要关注阶级利益,也应当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当然,剥夺无权无势的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剥夺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严,以及剥夺政治反对派的权利和尊严,诸如此类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理性的使命就在于探讨这些消极现象,对受难者表示我们的支持,使非理性"变得合理性"。可是,面对现存的种种非理性现象,这不过是空话一句,没有任何权威作用。

   克吕格:近十年来,西方"总体性"的理性批判似乎是一浪高过一浪。这种总体性的理性批判往往以为理性已经大权在握:理论上坚持总体性的理性启蒙,当其在实践中成为现实时,必然会转变为极权主义,转变为敌视民主的权力结构。但这些批判家们似乎并没有肩负起提供论证的职责。--您是如何反对这种总体性理性批判的?您有一篇文章,题为《多元声音中的理性同一性》(Die Einheit der Vernunft in der Vielheit ihrer Stimmen),在这方面颇具纲领性质。

   哈贝马斯:那种出自当代哲学家和一些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总体性理性批判有些过头,它们贬低了批判手段自身的价值--它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陷入困境。我这样认为,决不是要否定福科对权力所作分析的伟大成就。然而,除了建设性的结论之外,这种权力分析在福科的某些追随者那里只剩下了一些错误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理性",不过是被夸大为整体的目的理性和顽固捍卫自我的主体性。有时,人们稍微清醒一下,便会觉得,理性与知性之间的巨大差别已经变得无关紧要。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说的"工具理性"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词,它表明理性的地位在今天有被韦伯的目的合理性篡夺的危险,因而会导致极权主义,比如,国家官僚机构错误的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中枢和顶端。

   克吕格:这期间,(前)民主德国(DDR)也开始掀起了接受您的著作的浪潮。1988年6月,您在哈勒首次公开就后形而上学的哲学动机做客座报告。您的著作在(前)民主德国也逐步开始出版发行。不久,您还将赴莫斯科做报告。您是否认为,您的哲学-社会学交往理论与世界政治中对"新思维"的要求以及与(前)苏联已经开始进行的改革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哈贝马斯:您知道,我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梅洛·庞蒂曾经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霍克海默以及其他人那里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思潮。但我一直努力让自己摆脱目的论的世界观。要我说,这种目的论的世界观始终隐藏在唯物主义历史哲学的潜在规范假设当中。我信奉的不是生产力理性--所谓生产力理性,说到底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理性;我信奉的是集中表现在社会解放斗争中的交往生产力。交往理性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为争取人民主权和人权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最终积淀在了民主法治国家的结构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机制之中。(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广泛吸收这种历史遗产的解放内涵,反而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使之极端化。

   (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改革旨在修补过失,在非官僚社会主义基础上贯彻民主多元主义。这样的改革,无疑会使诸如社会生产力等因素得到解放。但我在这里所看重的并不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信息结构以及决策结构的改进等,尽管这些东西也很重要。如果您问我,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看待改革会想到什么,我想主要的一点就是使僵硬的政治公共领域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克吕格: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们现在不妨把您的理论概括一下,以便使那些非专业人员也能有所了解。依我看,您的理论是想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揭示出社会文化潜力。您所坚持的不是经验存在,而是追问什么东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结构上可能的东西,从而使变化不定的经验现实成为可以批判的问题。看得出来,您所关心的是社会文化用现代方法去发展社会的可能性,而不是社会发展对外部自然和技术生产方式的物质依赖,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经济结构化的紧迫性。套用马克思的概念,您对"自由王国"的实际潜力的解释比对"必然王国"的解释要来得重要一些。

   哈贝马斯:我本人并不完全这样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必须解释社会运行以及社会再生产的方式等问题。为了回答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旧的批判理论的解释视角必须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资本主义尽管危机重重,却还在不断发展壮大,其原因究竟在。为此,当时"社会研究所"的老一辈代表人物阐述了一种大众文化理论。今天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依然频繁出现,而且成了正常现象;当然,资本主义危机是以社会福利国家中下层无权阶级不断失业和不断边缘化作为代价的。多数就业者在社会上越是一体化,文化因素就越重要。因此,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当中,导致不稳定现象的可以说主要是文化革命趋势。当然,正如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文化工业学说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模式。

   我对文化发展、宗教、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以及现代艺术的兴趣,一句话,我对文化价值转向的兴趣,并非只是消极的。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从文化发展、宗教、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以及现代艺术这个蓄水池中汲取的东西越多,政治和行政管理为了创造群众的忠诚,就越是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政手段难以达到的文化领域上头,它们也就越是依赖于储藏在"文化资本"--请允许我在这里借用我的朋友布迪厄的概念--当中的学习潜能和丰富经验。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我一直试图用诊断当代的方法,去有效地分析历史。在不放弃唯物主义原理的情况下,我们同样可以在历史过程当中找到其具有重要文化内涵的先锋作用。

   此外,在我们这里也许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产主义范式气数已尽。不管人们如何指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实际上并没有束缚科学和技术的生产力。对资本主义构成危害,说到底是资本主义自身的成就:比如生产力与破坏力之间的相互交错,以及不受限制的增长和生产力盲目发展所遇到的生态极限等等。

   克吕格:您揭示出了生活世界交往合理化过程当中现代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潜能。您根据交往行为概念,把生活世界合理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您能否解释一下,您是如何理解这个过程的?

   哈贝马斯:《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一句话:"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现代化不仅涉及到交通工具、经济和行政管理,而且触及到整个生活关系,触及到社会文化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又都是按照自身的节奏和逻辑发生变化的。火车头是19世纪伟大进步的象征,在当时,它的确使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意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和工业展览中的水晶大厅改变了当时人们的空间意识是一样的。技术的进步无疑促进了历史的加速发展和空间的不断扩大--以职业等级划分为特征的早期市民社会生活世界,可以说是沿着自身的文化轨迹完成其合理化过程的。

   自19世纪初以来,反思改变了人们对待历史传统的态度。民众越来越意识到,如此神圣的传统并不是天生就固有的,而是需要检验、吸收和有选择地加以继承。这同样适用于人们对待现存种种制度的态度。人们在道德和政治上的独立意识一天天地在增长:也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来决定我们共同生活的规范。凝聚在话语当中的传统和自我生成的规范,迫使形成一种可以改变社会化模式、并受原则指导的道德意识。我们越来越少地把我们的自我认同限制为我们作为家庭、地域和民族的成员所获得的固定角色。在复杂不定的角色期待中,能够使我们保持不变的是规划个体生活的抽象能力。

   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焦点可以概括如下:

   (1)、不断修正变动不居的传统;

   (2)、把制度所要求的合法性转变为用话语来制定和论证规范;

   (3)、对于社会化的个人来讲,只有通过高度抽象的自我认同,才能够把握住自我,而且还充满风险。

克吕格:您从现代市民社会发轫之初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第一个动力来说明系统(System)和生活世界(Lebenswelt)相互之间的分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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