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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来自大洋彼岸的守望与祝福

更新时间:2007-08-15 09:12:35
作者: 董国强 (进入专栏)  

  

  Chinese Lessons: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是美国纽约Henry Holt and Company在2006年春季出版的新书。该书作者John Pomfret中文名叫潘爱文,是一位美国记者,曾经三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是1981年作为斯坦福大学东亚系的国际交流学生,在北京语言学院汉语班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一年。第二次是1988年作为纽约Associated Press记者被派往中国。后因在“六·四”期间与“民运分子”交往密切,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1991年夏天他重新获准前往中国。这是他第三次来中国,这一次他的身份是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此后他一直在中国工作到2005年底。

  Chinese Lessons一书共约300页,以作者在华期间的亲历、亲见、亲闻为主要素材。作者诙谐生动的叙事风格和有趣的细节描述,无疑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不过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写作态度是比较严肃的,写作过程中还请教过一些专家,查阅了一些报刊资料和相关论著。他不但要向美国读者讲述一个“老外”在中国的“历险”和艳遇,而且还要向人们展示南京大学历史系82届的几位同学——Book Idiot Zhou、Little Guan、Big Bluffer Ye、Daybreak Song、Old Xu、Old Wu等——的坎坷人生和情感世界。因此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和当下中国社会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它虽然算不上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并不意味着作者没有严肃的思考。它虽然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但这个外国人其实已经非常地“中国化”: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结交了许多中国的男、女朋友,并最终与一位出生于云南农村(但有哈佛教育背景)的中国姑娘结了婚,成为其家乡族谱中的一员。

  书中着力刻画的几个主要人物是一个奇特的群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具有不同的早期经历,然而他们都在恢复高考以后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这种共同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不过在上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各人的家庭背景和人生信念依然内在地规定着每个人思想和行为,制约着每个人的未来发展。作为“后文革”时代较早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这批人现在正处于年富力强之时,承担着较重要的社会责任,但是书中所展现的每个人的生活样式却不大相同。正是在这些同与不同之中,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和当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得以凸现。作者将本书的副标题定为“五个同学和新中国的故事”是恰如其分的。这本书的确以大写意的手法向人们展示了一代人的生活和他们所生存的时代。

  Book Idiot Zhou出身于苏北东台的一个农民家庭,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只有11岁。在意识形态宣传的鼓噪下,年幼无知的Zhou成为一个积极的施害者。他的施害对象不仅有“黑五类”,而且有他的养母——一个具有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纯朴善良的农妇。

  伴随着“文革”动乱的结束,Zhou成长为一个普通的青年农民。因为拒绝了党支部书记为他指定的婚姻(其实是为支书的“相好”安排一个归宿),他在生活中屡遭刁难。后来凭着自己个人的努力,他在村上盖起了三间大瓦房,并与一位邻村的农家女孩定了婚。这在当地是十分令人羡慕的。

  高考的恢复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告别了黄土地成为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先是分到蚌埠一个军事院校作政治教员,后来转入蚌埠的一个地方财经学院。然而他的未婚妻依然留在农村。为了避免被指责为“陈世美”,他毕业后不得不与未婚妻结婚。后来为了养活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他又不得不与人合伙下海,搞“尿激酶”提炼(按照潘爱文的说法,他一下子“跳进了尿海”里,哈哈……)。下海使他发了财,但是他并不快乐,因为他的婚姻毫无幸福可言。最终,他以巨额资金买断了那场不幸的婚姻,然后与一位他曾教过的漂亮女学生结了婚,开始过上了“性福”生活。这个时候他50岁。

  现在Zhou拥有几处豪宅,拥有一辆宝来轿车,另一方面还在蚌埠的财经学院里保留着一份教职(这意味着他可以获得单位提供的各种福利保障)。他通过个人奋斗发了财,但是他活得并不轻松。他的理想依然是成为一名学者(他不但出版了一本关于厕所的专著,而且还打算写一本毛泽东传),但是他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照顾他的生意。他在学校里教的是“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搞的却是“资本主义”。他对政府官员的腐败深恶痛绝,但是他自己又不得不经常通过贿赂获得他们的保护。他具有一般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人文关怀”情结,但是为了保证自己的丰厚利润,他总是将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

  Daybreak Song的故事稍有不同。他的父亲是盐城粮食局的一个小官僚,一生都在梦想着升官发财。然而尽管他在“文革”期间积极充当打手,却到临死都没有实现入党的愿望。于是Song和他的兄弟姐妹便成了父亲酒后发泄郁闷的工具。伴随着皮带抽打成长起来的Song具有一种深深的“仇父情结”是不难理解的,到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初中毕业的Song主动提出申请,而且在下放期间从未回过家。恢复高考以后,聪明的Song没怎么费劲就考进了南大。大学毕业后,他又轻而易举地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研究生之一。

  Song个人的传奇经历始于他与一位意大利女留学生的恋爱。当时这种跨国恋爱关系和他本人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兴趣,对他在国内的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也为他到意大利留学铺平了道路。“六·四”事件爆发的时候他在意大利。他几次发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成为“民运”活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场政治历险最终使他成为一个受意大利政府庇护的“政治难民”。

  但是正如他对爱情的朝三暮四和对学术研究的三心二意一样,Song的爱国主义热情也不持久。他最终变成了一个Yesman,得到政府方面的宽恕,获准回家乡参加了父亲的葬礼,更新了自己的中国护照。返回意大利以后,他又接受了一家国内体育杂志社的聘约,成为该杂志社驻外记者,专门报道国际足球赛事。现在他靠着杂志社提供的优厚底薪和大笔稿费,一改以往“政治难民”的穷困潦倒形象,在意大利过着愉快的“小资”生活。

  逆来顺受的Old Wu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文革”前他的父亲是江苏省教育厅长,母亲是南京师范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在1966年夏天著名的“八·三事件”中,他的父母作为“走资派”被南师造反学生殴打致死,成为江苏地区最早的“文革”牺牲品。但是这个事件似乎并没有给Wu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此后他虽然经历的短暂的磨难(先是从原先居住的豪华官邸中被赶出来流落街头,后来又被送下乡去“插队落户”),但是党组织(其实是父母的老战友、老同事)的眷顾很快使他由一个“知青”成为一个“解放军战士”,还入了党。其代价是他在必要的时候站出来承认他的父母系“因病死亡”。恢复高考以后,他考入了南京大学。毕业以后,他主动要求分配到南京师范学院任教。

  在潘爱文的早期印象中,Wu除了“出身于高干家庭”之外,似乎没有其他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而且他在“文革”期间的一些言行举止在潘爱文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例如在造反派贴大字报批判他父亲的时候,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也写了大字报,而这一切都是在他母亲的督促下进行的;再比如在听到父母的死讯以后,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当时只有十几岁)知都道该说哪些“合乎时宜”的话;再比如当组织上要求他承认他的父母是“因病死亡”的时候,他每次都照办。

  他真的对父母的死亡和身边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无动于衷吗?在后来的访谈中,潘爱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Wu毫无保留地向潘爱文倾诉了自己个人和家庭的遭遇,出示了自己当年的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材料”(其中涉及其父母死亡原因)。这种直面历史的姿态其实也是一种严肃的自我解剖。他还告诉潘爱文,他曾经试图在一本南师大主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真实地再现“文革”历史。

  但Wu依然不是一个烈士。当他所写的“文革”史内容被出版社审稿人员删去的时候,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他用来应对各种逆运的口头禅是“没办法。”潘爱文最终以一种西方人的特有眼光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另一种坚韧:他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但是他依然活着,而且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快乐地活着:淡然漠视现实生活中的艰辛和痛苦,努力寻求精神上的慰籍。他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子女抚育成人(现在他们都在国外学习、生活),而他自己现在正在学习上网冲浪和驾驶汽车……

  Old Xu是当年82届班上最年长的同学。他上大学的时候已经32岁,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支部书记”的身份使他具有许多特权,包括经常逃课和指派潘爱文去“友谊商店”给他买进口烟酒和其他特供商品。

  大学毕业以后,Xu被分配到常州市“党史办”。经过近十年的蛰伏之后,他成为“党史办”的一把手。在199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经商热”席卷全国,各级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也无法抵御巨大的利益诱惑。常州地处苏南发达地区,拥有众多的乡镇企业,Xu便利用自己手上控制的资源开设了一家Good Times广告公司,自任CEO。这个广告公司为他和他的下属们带来了巨大的财源。他用这些“灰色收入”为单位添置了两辆轿车,为员工们增加了许多福利,为自己购买了豪宅,将女儿送进贵族学校,接济自己的亲戚和朋友,还与本单位女会计搞起了“婚外恋”。后来由于他与单位副手的不和,才使他的所作所为被曝光。不过市委主要领导不希望这个丑闻闹得满城风雨影响了自己的前程,所以Xu在被短暂“双规”以后,仅受到降职降薪处分。Xu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悔意,他感到愤怒的,是他被逮住了而别人没有。他曾对潘爱文抱怨说:“多少年来我无偿地为党工作,星期天、周末都不休息!我父亲死的时候,我一边守灵,一边还要为广告公司的事情操心。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现在Xu干脆下海为一个受过他眷顾的私企老板Liu工作,利用他在政府任职期间的老关系为老板打点税务、环保、土地征用等方面的业务。他得到的回报当然也十分可观。他对潘爱文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中国的特色。我所作的,不过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添加一些润滑剂,使它运转的更加平顺一些。”

  与Old Xu相比,Big Bluffer Ye真可谓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Ye出生于一个老于世故的地方小官僚家庭,当他还被抱在怀里的时候,父亲反复给他灌输的人生信条就是“如果一个人对你有用,你就要千方百计地奉迎他;如果一个人对你没用,你就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Ye是这个信条的优秀实践者。在上大学的时候,这位82届班上的“小弟弟”为了入党,想方设法搬进了学生支部书记Old Xu所在的宿舍,除了承担其他杂务差遣之外(包括监督同学们的思想言行),每天还向Xu贡献一杯豆奶。而当他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以后,他立即搬出了这个宿舍,Xu的免费豆奶也断了来源。后来大致凭着相同的信条和相似的手段,Ye实现了“留在南京”、“进政府机关”的愿望,并慢慢爬上了某区区长、区委书记的宝座。

  与Old Xu不同的是,Ye的政治野心更大。如果不是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前因卖官丑闻被“双规”,等待Ye的将是更高的职位。与他的老父亲不同的是,Ye除了“奉迎”的功夫之外,还是一位“铁腕”人物。他在担任副区长期间,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便将该区XX路打造成了“全国著名商业街”和“全国精神文明示范点”。在这里一切都是崭新的、现代的,店铺一律不准安装安全门,街上看不到小商小贩和乞丐。与那些思想顽固的老官僚不同的是,Ye并不反对改革开放,他所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施展自己的才华,取得自己相应的回报。他的确是权力和资金运作的高手。他凭借手中的行政权力从银行获得巨额投资,而XX路改造以后带来的商业税收不但足以清偿银行的贷款,而且构成该区财政来源的三分之一。至于他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人们只知道他的孩子在国外上学,他出入南京的高档饭店从来不用付帐,他有价值不菲的进口赛马寄养在市郊的赛马场内,他乘坐配有专职司机的奥迪6……

  Ye还是舆论运作的高手。几年前他的辖区曾经因拆迁问题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事件,Ye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充分显示出他的机敏和胆识:他不是像有些愚蠢的官僚那样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而是主动出击召集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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