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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盛:全球化后的现代性反思

更新时间:2007-08-13 08:31:44
作者: 黄万盛  

  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是和体知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听就是学习,就是从善如流,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你能去听。大家知道繁体字圣人的圣,要先写一个“耳”,然后旁边是一个“口”,然后下面是一个“壬”,它为什么会这样写?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圣人,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听”,听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但是听完了之后并不是盲目地去服从它,有一个“口”在那里,你要“辩”,听了以后再通过口去辩,完成了这个过程,你才堪胜大任,承担一些这个社会需要你承担的责任,这个责任使你成为圣。现在我们汉字简化了,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我死活想不通这个“又土”怎么能成圣——大概你不断地接受再教育,不断在土地上打滚你就能成圣。所以整个中国的智慧对“耳”有极大的重视。以“耳”为偏旁的字,多半都是好字。有人说有一个字不是好字,可耻的“耻”,而我说这个正是最重要的东西,耳止为耻啊——假如你把你的耳关闭了,不能听见任何声音,这是极其可耻的事情。耳是学习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手段,人成其为人,最重要的一个途径是学习,从娘胎出来处于一个蒙昧的状况,正是通过学习,你才使你自己和你原生的那个状态有了改变。所以一个不能听、不能学的人,别人说他无耻,无耻就是说他不配做人,因为做人应该学到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学到。所以我们讲哪个人无耻的时候,是讲那个人不配做人的条件,只是一个动物的存在,人性的要求,人的理解力在他身上都不能体现。所以,对听的重视是极珍贵的资源,这种对听的重视在西方文化中比较弱,这与理性主义的强势发展有关。海德格尔虽然很早批判技术主义,但是真正深刻的反省是后期通过荷尔德林而大彻大悟,他提出: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倾听存在的声音。从苏格拉底开始,理性主义成为哲学的主流,所以回到前苏格拉底,就是回到前理性主义,在那个时代充满后来被理性主义消解了的智慧。但是这个境界,还是不如孔子的睿智,“六十而耳顺”,不回避理性的成熟,相反,正是有理性的成熟和积累,“听”才更加成为真正的大智慧。中国文化突出学习,把学习作为成人的基本,这个是有它大的传统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学习到底做到了什么程度,是很值得反思的。有那么一个大的资源,我们却做得不好。我们为什么会在学习的环节上出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应该重新建立对学习的信心,把学习作为一个深刻价值来加以发展。

  

  现代化与现代性反思

  

  第二部分就是讲一讲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最紧迫最严峻的课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理解现代化运动,跟现代性的反思有关系。毫无疑问,整个中国社会最近二十年来,一个最大的理想和最大的渴望是跟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现代性的生活等等。而我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对以这样一个愿望推动的社会运动以及延伸出来的思想文化观念做一个基本的分析和批评。毫无疑问,人想过一些好日子,尤其是在极端贫困当中走出来,他要过一些好日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所以有人问孔子,说管子把齐国治理的很好,老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你觉得怎么样?孔子说,好啊,如其仁如斯仁。这就是仁的境界,没有这些,我们都会披发左衽,成了野人了。但是一转身他又说一句话,管仲是小人。你刚刚欣赏完别人,觉得他做了那么好的工作,你怎么又说他小人呢?孔子说因为他不知“礼”。他只知道把人当猪养,让他吃好穿好,任务就完成了。这是很重要,但是到这一步还是渺小,后面还有重要的东西,你得让他真正像个人的样子,这个就是礼乐教化。所以管子考虑到人的吃饭,人住房子,考虑到和感官需求密切相关的人性,孔子认为很好,这就是仁了,但是还渺小了一点。因为没考虑礼乐教化,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现代性仅仅理解为一个物质生存状况的转变,而丧失精神方向和价值涵义?能不能在这个“去意义”的向度上了解和追随现代性?现在很多领域中,这个方面的取向变得是越来越明显。为什么我一定要说这是全球化后的现代性反思,是因为在全球化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突出了,比全球化之前要严峻的多。

  所谓全球化,假如不考虑观念意义上的起源,而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去了解它,多半是与上个世纪的1990年有关。因为1989年苏联东欧解体,使得冷战对峙的状况结束。冷战的对峙不只是经济方式,比如说不只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也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对立,比如相对集权和选票民主的对立,这后面还有意识形态的对立。就是突出集体和社会的名义,实际所做的程度和结果怎么样我们先不论,但是社会主义是突出这个名义;而资本主义则坚持以个人为基础来建设社会,所以还是两种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因此,冷战的对立是一个全面的对立。到了1990年苏联东欧解体之后,冷战的对立就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起来了。而这个时代的出现有相当的突然性,所以西方世界事实上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时代准备得不是很充分,理解力也相对比较肤浅。1990年以后,福山出了一本书《历史的终结》,这当中的观念就是意识形态的论战结束了,永远不要再去讨论这些问题,太阳终于落到了西方——就是美国,就是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他有傲慢的心态,他觉得整个关于社会制度的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类问题都已经终结,没必要再讨论了。这个情绪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克林顿总统当时立即做了一个决定,把三千亿美元用于发展美国军备的预算撤掉,转到发展高科技,因为已经知道科学技术将在未来的全球经济过程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三千亿美元多半都投入在IT产业当中,现在我们用的电脑的平台根本是美国的平台,微软的平台。我们各种各样相对复杂一些的软件,基本上来源于美国,除了中文系统,这与当时的战略转移有很大关系。因此,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上肤浅的乐观主义,认为美国所代表的制度,美国所代表的价值,迅速就可以在全球推广,成为普世的价值,成为普世的制度,这是1990年代初期的信念。

  针对这个情况,当然也有一些反思的力量,比如说亨廷顿,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我们大家知道他有一本书,《文明冲突论》,我觉得很奇怪,中国的学者宁可接受福山的“历史终结”,也不能接受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只因为文明冲突当中把儒家当作冲突的一方,儒家将会跟西方的文明发生尖锐的冲突,所以很多人发表言论,包括大学中一些研究汉学的教授说儒家是礼仪之邦,儒家从来是宽以待人,我们怎么可能和别人发生冲突?而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不考虑,只是停留在那个层面上做一些纠缠。我了解事实上亨廷顿的文章首先不是着意要去挑动文明的冲突,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结果。他有一个工作,就是他在学校里上的课,他弄了一张大的地图,有一场战争他就在地图上按一个图钉,把一千多年以来人类打的有规模的战役全按到那张地图上去,等他按上去了以后,他突然发现一个一个点连成了一条线,这条线的两边就是基本不同的大的文明结构、宗教体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写了《文明冲突论》,这基本上是一个学术性的著作,但不是说他没有意识形态考虑,但当时主要针对的是福山。福山肤浅地宣布这个世界从此太平了,历史也就终结了,他哪里知道真正深刻的冲突还没有开始,过去不过是被冷战掩盖了,到冷战的帷幕退掉之后,真正的冲突会登台。所以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冲突会起来,儒家文化圈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力量会成长,将会成为考验美国的力量。我们现在好好看一看,最近十五年的历史是不是如亨廷顿所讲,他看到的某一些现象是不是正在出现?他不是为了针对中国人或故意反中国人所以搞出这套理论,主要是针对福山比较肤浅的历史观。当然他的客观效果是有针对中国的方面,而且他的理论对人类文明的理解也同样是比较肤浅的。

  当时随着1990年代全球化进程的开始,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情绪。表现在什么方面呢?第一就是所有的战争应该都结束了,人类可以真正躲过冷战的威胁,而进入一个和平的时代;第二是人类可以把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力量集合起来共同建设一个全球性的世界,而这有助于解决贫富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消灭贫困指日可待。现在过了十五年,我们可以有条件来反省一下,看看这些目标现在落实得怎么样。第一个,从战争的角度来说,我最近看到的统计数据——就是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开始到2005年的年底,这十五年当中因为战争而死亡的人口比1990年的前十五年增加了20%,所以我想第一个愿望是破灭了,因为现在的数字证明在全球化期间,区域战争、地区性的冲突乃至恐怖主义所导致的灾难,使得战争性的死亡人口比以前要更多。这让我们考虑全球化在什么意义上转变了社会矛盾,这是第一个梦想的破灭。第二个梦想是认为全球化可以导致财富的高度增长,可以使社会的分配在全球范围里比较公正的去推广,因此有助于消除贫富差距,有助于消灭饥饿贫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梦想基本也破灭了。我们看看美国的数据:从1997年到2001年这个时段当中,20%比较高收入的收入阶层获得了整个经济总增长中的49%,20%的人差不多把将近50%的东西拿走。如果更进一步说,在收入总人口当中0.1%的那些人,就千分之一的那些人,从总增长当中拿走了8%,而万分之一的人拿走了4%,所以这是富者越富,走在越前面,人分配的力量越大,这是1997年到2001年。后面还有个数字是2003年的,这一年当中美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增加了110万人。而收入顶端的20%美国人占的份额从之前的49%到2003年已经占到49.8%,增加了一个百分点。然后到了2004年,他们所占的份额到了50.1%,这个数字在递长,也就是说富者越富的这个情况是在不断地增长,而不是在减少。全美国最富的400个美国人资产总额已经达到11300亿美元,这是2004年9月23日发表的数字,比起一年之前,这400个人的财富增长了1250亿美元。而同时,把全美国各个州的小时工资加在一起平均下来,现在也是美国四十年以来小时工资最低的,单位时间的工资已经落到最低点了。这是两个向度,富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呈直线上升。而穷人是四十年来小时工资最低的。大概一年前,我跟美国一个社会学家谈话,他说在最近五十年当中,美国10%最富有的人跟30%最穷困的人,在五十年前他们的财富差距比例是30比1,而五十年以后的今天这个财富的差距比例是1000比1。以我工作的哈佛大学来说,哈佛大学校工的平均年薪是35600美元。哈佛有一个资本管理委员会,现在哈佛总的资金已经突破230亿美元,是全世界最富的一个学校。哈佛的确是富可敌国,全世界一半的国家还达不到哈佛拥有的230亿美元的财富。这230亿美元有一个六人组成的资产委员会做投资管理——就这六个人管这些资本,买股票啊、赚钱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他们。哈佛的教职员工对这六个人简直是恼火得不得了,他们六个人每一个人的年薪是3600万美元,我们校长的年薪不过是300多万美元,所以他们的年薪是我们校长的10倍,那么想想我们员工的工资是35600美元,所以3600万去除35600正好是1000比1,所以他讲的1000比1是一个确实的数据。学校的员工就给校长提意见说,收入差距搞得那么大,哈佛是美国民主的大本营,怎么能出这样的事情呢?这是不是太不合理了。校长一脸苦笑说,你们搞错了,人家是有牺牲精神的才在你这里拿3600万美元,假如我现在把他放出去,华尔街马上把他找过去,年薪是7000万、8000万啊,你们还在给人家吹毛求疵。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社会已经赤裸裸到把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当作天经地义。所以1990年代的全球化是真正把资本贫富差距最后反思的依据解构了,我们叫人性化,把这个可以反思的人性化依据给解构掉了,这是真正的危险。

  资本大规模的、高速的增长是1990年以后的美国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想想比尔•盖茨从1990年以后到现在赚了多少钱,基本上每年他都排在世界首富的位置上。当然后边有另外的问题就是说,首富的集团一直受到美国舆论、美国媒体的压力,所以他们也有一部分反思的能力,但是这个反思的能力主要还不是制度化的反思,而基本上是个人的。所以我想举一个例子,这是杜维明教授告诉我的,在美国的克罗拉多州的旅游胜地艾斯本,每年的夏天会聚集一万名以上最顶尖的学者、企业的高管、政府的高层领袖在那里讨论一两个核心问题,经过讨论的一两个问题在五年到六年之后多半都会成为美国的决策,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智库基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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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 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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