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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盛:全球化后的现代性反思

更新时间:2007-08-13 08:31:44
作者: 黄万盛  

  就是“全人全己”和“安身立命”。安身立命是说你自己的生命意义不能真正落实,你永远不会安全。你家有万贯也罢,每天被二十个警卫包围着也罢,仍然会有一种兵荒马乱之感。所以安全和安身立命这样一个核心价值有关系,从核心价值当中可以开展出一个一个复杂层面,这些复杂层面正是构成你存在意义的各个面向,如果个人的生命意义不能推己及人,只是个人满足而完全不能为他人分享,他还是不安全,所以安身立命不全及他人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第二个价值是公益的价值。通过安全你可以了解,有一个公益的世界,这个公益的世界是说把“他者”当作一个自我存在的有机部分,而不是把自己和他人完全疏离开,这样公共性和大同还有和谐这些价值被带进来。

  为什么是公益,而不是公正,罗尔斯不是在公正问题上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吗?在我看来公益比公正更重要,而且重要得多。因为公正的内涵相当复杂,英文的justice包含了三方面:正义、公正、公平,其间有不同,又有联系,关系相当复杂。今天来看,无论是实践状况还是理论结构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正义主要是用于政治伦理,例如正义的事业、正义的战争,它涉及到道德形而上的依据问题。比如,你可以说,公正地处理了家庭财产纠纷,可你不能说正义地处理了家庭财产纠纷;你可以说,这笔交易是公平的,但你不能说这是正义的交易。这是小事物上使用大字眼,显得可笑了。正义是至善,它牵涉道德形而上的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证明大概是人类所有理论研究中最困难的课题,什么是最大最高的善,它的依据是什么?康德就碰到这个困境,他没有办法用纯粹理性批判的方式把“至善”的问题转变成主体性的问题,只能甚至通过宇宙星体运行的法则来类比最高的善,就是这样的,不要再问,它是“绝对命令”,把问题又回到先验论。当然,这绝对不能令人满意。但是,重要的问题是提出来了,就是不能把终极道德的源头放在经验论基础上,因为这会导致伦理相对主义,而这是最普遍遇到的困难,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正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意识形态,哪个不认为自己代表正义?德里达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政都是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完成的!他是看到了正义问题上真正的危险和困难。但是,尽管如此,你又不能把正义问题消解掉,不能说干脆我们不要正义了。我们清楚地知道普遍正义必须存在,它是所有道德判断的形而上依据,它被解构了,道德标准也就崩溃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不知道所谓普遍正义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如何证明?

  罗尔斯是极端聪明的,他知道不能落到关于正义的形而上证明的陷阱里,一旦掉进去,那就不知道有没有从里面爬出来的时日了。他把问题集中在公正、公平方面。到晚年,他认为公正的问题还是麻烦,里面的形而上意识还是太重,他干脆写了一本书《作为公平的正义》,也就是提醒大家知道只能在公平的意义了解他所说的正义。公正和公平相对而言比较形而下。用我的话来说,它是一种道德的等价原则,它是可以操作的。注意不是数量等价原则。猴子的公平是数量等价,在动物园里,你给一个猴子五根香蕉,给另一个猴子一根,那猴子非吵翻天,这叫数量等价,人有时也会搞数量等价,比如绝对平均主义。但是,道德等价则不同,他可以接受数量的不等价,这后面有道德心理的接受基础,可以你多一些,我少一些,这也是公平,其中有需要、能力、条件、状况等参数系统起调节作用,但是其结果必须是道德心理上可接受的等价原则,而不是任何的强制,否则就是不公平了。可是困难在于,在日常生活中,等价原则是被普遍使用的,它并不能保证“善”一定能实现,有时还可能是破坏了“善”的落实。比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比如杀人偿命,问题在于你已经明明知道他这样做是错的,为什么还要用错的方法对付他?所谓冤冤相报。你知道杀人不好,可是因为他杀了人,你还是要杀他,那不能杀人的道德原则怎么体现呢?国外辩论废除死刑的问题,大都是纠缠在这些法律的哲学困境上。其实,在我看来,这正好暴露了公正、公平作为基础价值的不足,也就是它体现的道德目标和运用的道德原则不能充分自洽,最简单的表述就是:道德必须符合等价原则,道德必须体现公正,可是,等价的却不一定道德,公正的也不一定符合道德要求,甚至是反道德的。罗尔斯避开了形上学的陷阱,却落入了一个道德悖论的陷阱,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的后半生都在应付各种各样的批评,寻找脱离困境的方法,但总的来说成效不大。

  在我看来,有一条另外的道路,可以避免罗尔斯的麻烦,而且可以做得更有效。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不用公正,而强调公益。公正和公益的理论起点是不一样的,公正的依据在正义,涉及形而上证明,但是公益的依据是存有论,它甚至从人类起源时代就已经开始被运作的道德记忆和历史智慧。它不依赖于形而上学证明,通过群体生命经验就可以体证。公益是生命群体存在的方式和条件,也是人成其为人的真正标志,它是历史性的存有,不存在形而上证明的困难。这其间的分辨复杂也非常有意思,很有挑战性。此外公正与公益的道德叙事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公正是以两个独立主体间的道德等价作为基本结构推理社会公正,因此,全部社会的公正也可以还原为两个人之间的公正;而公益则不是两个独立个体,它的叙事结构是包括个人在内的社会整体,在公益中个人所面对的“他者”,不是另一个独立个体,而是只要与人类共同生活有关,就可以无限推及,一览无余,比如环境也可以作为公益的对象,而在公正中这是无法想象的。家庭是公益,社会是公益,族群是公益,民族是公益,国家是公益,人类是公益,地球是公益,太空是公益,乃至为人类共享的精神创造也是公益。公益是把所有人的力量集合起来共同对抗人类社会的苦难。这个抱负决不是两个人之间是否公平可以比拟的。它体现的是,人类的共同成长才是最大的公正!才是最大的正义!公益作为价值,就是把促进公益的发展作为个人成其为人的基本意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公益与公正不同,它内在地包含了善的方向,以保证它完全不会发生“公正却不道德”的内在悖论,在理论上永远推理不出“公益而不道德”。公益包括了每个个人,推广公益就是发展自我。公益可以和所有的价值兼容,开阔那些局部和有条件价值的运用领域,使其更加宽广。它可以发展互助、关爱、体恤、同情等一系列价值领域。但是,用公正就很难包括同情,所谓铁面无私,情往往成为公正的盲点,它与理性主义有关,特别是工具理性。

  然而,在公益的谱系上却可以相应地去发展这些价值,尤其是同情。我在海外经常看国内的一些报道,比如有见死不救的情况,有毒奶粉这类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考虑在这些行为者的心灵深处,这个“他者”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从公益可以开发出对他人的关怀。通过他人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自我存在的价值。我在前两天的会议上有一个插话,有一些同学听过了,但是还有更多的同学没有听过这个例子。就是在纽伦堡大审判的过程当中,法庭找来一个神父给那些判处死刑的纳粹军官作临终忏悔。这个神父每天写日记,把他和这些将要处死的军官的谈话内容都记录下来。其中有一个军官,他就是制造毒气把犹太人全部毒死,然后用焚尸炉去化尸碎骨的人。神父就和这个军官谈,你搞出这个东西,现在受到审判,你是不是有意忏悔?结果这个军官对神父讲,元首给我们一个任务,让我们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把犹太人处死是最好的。这基本上是一个理性化和技术主义非常极端的例子。这个军官说,有人提出来枪毙,每人打一枪,把他打死。可这个方法多笨啊,每人一枪,就需要几百万发子弹,需要几百万个执行者,之后几百万具尸体又怎么来处理,都是太麻烦的事情。还有人说通通把他们绞死,这也需要行刑者。而只有我这个方法是经过充分设计之后最合理。犹太人脱了衣服,就好像要去洗澡,临死之前没有那种恐慌引起的骚动,所以对付骚动的成本可以减下来。只要他们脱了衣服进去,铁门一关,三分钟就可以把他们杀掉了。因为他们赤身裸体,把他们送到焚尸炉里烧成灰,既不需要挖坟墓,也不需要占地皮,成本又低,效率又高,这个多好。这个军官已经被判处死刑了,这个神父在和他作临终忏悔。可这个军官谈的整个是这套理论,每天喋喋不休地说的是他那套设计是如何的合理。这个神父最后在他的日记里写了一段话:最大的暴行是对杀人这件事缺乏基本的同情。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不能把公益和同情作为一个核心价值去开展,那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族群和族群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处理,就永远会停留在一个没有公益和没有同情的对峙当中,那么大同的理想、和谐的社会就是镜中花、水中月,所以我想公益是一个深刻的价值。

  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信赖。交往当中有很多事情涉及到利益,涉及到相互关怀,包括各种各样的冲突。假如信赖不能作为一个价值充分发展,人与人之间除了怀疑就没有其它的空间,那这个价值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如果大家放眼一下国际社会,信赖这个价值已经变得非常非常薄。在座有很多烟民,我到了长春去买烟的时候,他们经常提醒我到哪个地方买到的可能是假烟,就是说我们对商品的信赖不存在,对他人的信赖不存在,我们对国家权力能不能真正保证我们权益的信赖也不存在,整个社会的有机性被完全切断。我们讲一个社会要成为一个有机的结构状况,它是不是要有一些价值的支撑?其中最重要的价值和相互的信赖有关系。中国古代把诚信当作一个相当重要的价值,就是五个品德当中,诚作为一个重要的品质,经过周敦颐更是把它发展为一个核心价值。《中庸》当中讲的“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者,天之道”就是说天道无欺,天不会撒谎,它是一个诚的本质的存在,是一个本质主义意义上的诚的存在。而这样一个存在如何转化为我们生存的力量和价值,叫作“诚之者,人之道”。你能把那样一个天道无欺的诚信真正在我们的凡俗生活当中开展出来,这就是我们人的使命。我们为人之道,叫作“诚之者,人之道”。后面的问题是“诚之者”的问题,把天道无欺这个原则当作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发掘,去加以开展,这就是信赖。现在国外有学者特别强调要发展“信赖社群”。中国在这方面很矛盾,一方面,我们有思想文化方面的道德资源,但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问题又是空前严重,开发信赖资源,发展信赖价值已是当务之急。

  第四个价值,我认为是最为基本的价值——学习是一种深刻的价值。孔子的《论语》第一个字就是“学”,“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别人问孔子,你这个人看起来比别人聪明,比别人有道行,那么多人都相信你,都听你说话,你跟别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孔子的说法是“好学而已”,我仅仅是比别人愿意学,愿意问。所以在儒家大的传统当中,学习是有相当高的价值。孔子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整个是讲一个成人的过程。就是真正成为人,要经历这些磨难。三十而立是什么含义?我们现在的凡俗世界把一切有神圣魅力的东西通通世俗化,三十而立就是成家立业,讨老婆,买房子。假如孔子讲的三十而立是如此低俗的话,我不相信两千多年来有那么多的思想家愿意追随他的脚步,探索他的境界。事实上孔子讲三十而立的时候,是讲三十而立志,就是我这辈子做人,我要做什么,经过那么多的磨难之后,三十岁的时候,我应该把志向建立起来。四十而不惑,是我三十岁把志向立起来之后,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到了四十岁的时候,生命的积累可以使得我自觉地抵抗各种各样的诱惑,其它的东西改变我志向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立志”的这个自我培养和自我训练,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价值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发展。比如说商品化大潮来了,我们学校中就有一部分教授弃学从商,这个就是四十而惑。都四十岁了,有一个小的诱惑就把你的志向改变了,这相当可惜,做人的意义上是相当失败的。五十岁知天命——经历过这些磨难之后,到了五十岁的时候,知道了自己的局限,知天命就是知局限,知道很多的东西不是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去全然改变的。知道有客观状况、客观条件约束着你的可能性,所以你不会妄为,强去做很多不可及的事情。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下面:六十而耳顺——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听到。一部分人,包括相当著名的学者,一些哲学家,死活不能理解“耳顺”的问题——有那么重要吗?五十岁已经知了天命,六十才耳顺?觉得孔子是把它们排错了,也许应该是五十而耳顺,六十而知天命。但是我认为六十而耳顺有深刻的意义。耳顺是“听”,“听”在中国的传统当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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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 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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