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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怪诞莫名法官路

更新时间:2007-08-08 09:55:47
作者: 张思之 (进入专栏)  
他不签就不生效,同那个“肃反结论”一起,都睡在档案里了。

   待到它们“醒”来,这个世道可就又生变化了。不久,就有了新一轮的“阳谋”,全国掀起反右巨浪,“反对肃反运动”便成了我的罪名,在劫难逃了。这场历练,长达20年,只能“下回分解”了。

  

   尾 声

  

   肃反之后,我就彻底离开了法官的岗位,但依然没有脱开斐公的领导。反右运动中,北京市法院系统俘获了包括斐公、老贺及其手下骨干在内的右派份子六十余名。

   老贺划右后,我有揭发之“功”。其中致命的一击,是交代了肃反中前门见面沟通情况那件事。按照当时的政策,这种做法不仅仅是违反组织原则、破坏纪律的问题,够得上“敌我不分”的立场错误,足够划为右派了。

   为此,我悔恨终生。我对他,于公十分尊敬,于私相当亲切,没有距离,更无隔膜。反右领导小组要我揭发,竟也降服,证明着我当时面对暴政本质上是个懦夫。哪有马寅老那种宁可孤军战死志不可夺的浩然正气!

   老贺对我的“怯懦”持谅解态度。1958年划右以后,我们失去联系。1978年,他突患胃癌。当时他的右派问题已早于他人先期改正,重回公安局任职顾问,住在公安医院治疗。我跑去看他。老贺仰卧病榻,消瘦憔悴,只是精神还好,见到我十分高兴。他对我说,已是晚期,发展很快,已经几乎不能进食,“但今天,你带来的梨,我一定要吃一个。”我懂得他的心,没有劝阻。他艰难地、带着微笑一口一口地往下咽,我陪着,用眼泪,一滴一滴地朝下落。我们都动了情。他握着我的手,说:“人,谁都会死,不必难过。我只可惜没能为党多干点工作。你还年轻,帽子也摘了,教书这个职业很神圣,好好干番事业,争取再入党,为党多出把力。你能干,别失去机会,过去法院那些事,别再想它。没什么了不起!我就不会带着它们去见马克思!”

   贺公走得太急太早了。他是第一个因早逝而给我大刺激的人,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我害了他!……

   斐公1979年初春“改正”以后,调市人大常委会任了副职。某次开会巧遇。他独自一人,早有的腿疾似乎更重了些,步履维艰。我赶上去扶着他,一阶一阶地登楼步入会场,他很感动,边走边含歉意地说:“别怪我。那时候主要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领导你们这批青年学生!”含蓄委婉,我能听懂。我回应道:“我能理解。我有些事也很不像话。”他接着说:“你转到律师上来,合适,好好发挥吧,等你的好消息。”会散,相拥而别。

   回顾我对斐公,过去的一些说法、做法也实在出格,有些过分。日后提及我与他的关系,会写上想到柳亚子那句马屁诗:“不是一人能领导……”。说到底,我们都是那“一人”制造的种种“阶级斗争”的受害者,是他的阴谋、“阳谋”的牺牲!

   他们此刻在另一个世界里,在那个许多人心中的理想王国,一起品茗遥指尘世吧?我思念他们。是他们,领我迈进了中国社会的门槛,懂得了一些世事。是他们,相识之初就给了我许多难求难得的锻炼本领的机遇。又是他们的坎坎坷坷,逐渐地,唤醒了我的觉悟。我似乎已经明白,该怎样地来弥补我给他们造成的不快与损害,该怎样地来弥补我在那段历史中发生的严重失误,作为对他们的永恒的纪念!

   写下以上一场场一幕幕我亲历的荒诞不经的故事,既为记录历史,也希望有助于人们对此进行思考,也许还能让后来者感悟到: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思之念之不禁心痛的、我们亲爱的祖国,为人类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作者简介:张思之,律师。1927年生于河南郑州。1943年参加“学生志愿远征军”,曾赴印缅前线。1947年考入北平朝阳学院法律系。1949年至1957年先后担任北京市人民法院法官,法律顾问处主任。1957年被划为“右派”劳改15年。1979年恢复旧业,先后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等职。1980年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组组长。曾任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1988年创办《中国律师》杂志,任主编。参与的诉讼案件主要有:李作鹏“反革命案”,、王军涛、魏京生等人的“颠覆政权案”等等。著有《中国律师制度》、《律师实务》、《我的辩词与梦想》等。

  

   原载《往事》第六十期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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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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