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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

更新时间:2007-08-08 09:28:28
作者: 杨联陞 (进入专栏)  

  18(1955),pp.284—288。

  

  心灵受到残害的人不能期望会立下功德。(另一方面)那些财富滚滚而来的人,餍食山珍海味的人,晚宴中享受柔美音乐的人,把彩蛋放在雕花木所升的火上煮的人——这些人不是行商就是坐贾——除非他们的投机贸易被制止,他们是不会安分守己的。富人之所以能穷奢极侈,乃穷人所使然,因富人无法单凭自己就能过豪奢的生活……(页83)

  如果把这段文字当成是对奢华的主张而不是批评,我们可以把这个翻译修正如下:

  心灵受到残害的人不能期望会立下功德,此所以人们应被允许餍食山珍海味,享受柔关音乐,把彩蛋放在雕花木所升的火上烹煮(或者,更雅驯一点,彩蛋然后烹煮,雕木然后烹饪)。只要朱砂矿不被封闭,商人是不愿枯坐家中(而会到处活动)的。让富人穷奢极侈,(这样)穷人就有工作做了。此为平民谋生与不必仰赖救济就可以维生的道理。(原注:“百”当作“不”)。这不是他们所能独自办到的,而是有人用钱赡养他们[1]。

  译按,原文为:“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用。”

  依我的看法,《艺文类聚》这段引文的重要性,不在于告诉我们是何人主张奢侈的政策,而是在呈示了上面所引这段相当有意思的解释。

  本篇中,另一段马斐里克的译本所未收的文字也很有意思。它赞同厚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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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不敢确定最后数句的意义。其各种不同的解说,参考《管子集校》,上册,页560。

  

  长葬以*[黑+毁的左边]其时,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1]。

  此处必须提到的是类似的奢侈论在《荀子》“礼论”篇里也可以找到,这一篇在《史记》“礼书”中也曾加以引录。和墨家强调节用与节葬的主张相反,《荀子》和《史记》有一系列有趣的叙述,其前二句为:“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沙畹(Chavannes)和德效骞(Dubs)无疑都受到注疏家太大的影响,因此当他们翻译《史记》[2]和《荀子》[3]的时候,都不能掌握其看来颇为矛盾的第二句的意思。

  回到马斐里克的《管子》书来,我想补充一句:译文及评注在好几个地方都有有关侈靡论的内容。在“第五篇”(页49)我们读到:“过俭则限制商业,铺张则浪费物品。”在“第七篇”(页56)我们看到:“如果国君赏罚失当,人民(官员)就会懈怠,他(国君)也将发现(搞成如此)是不值得的。”同样的字,“用财啬则费”在页267,译成“吝啬造成浪费”,意思较广,而且也较正确。

  页330为对“失业救济”的评论,译自“第六十九篇”,其托名为管仲所作的原文如下:

  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乘马数”第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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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管子》(《四部丛刊》本)卷12,页7。解说见《管子集校》,上册,页582—585。

  [2] Edouard Chavannes,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3.214—215,云:“谁不知道国家的重臣不惜冒生命的危险,坚守自己的岗位,为的只是要保全自己的生活?谁不知道一个人省吃俭用,目的只是在保护自家的财产?”此处对句型结构的了解倒很正确。

  [3] Homer H.Dubs,The Works of Hsün-tzu,p.215,“他有过人的勇气,不畏死,他同意自制,因为他要照顾自己的生命。极谨慎的人花费自己的钱,而花费是为了照顾自己的财产。”此处“他”被误解作皇帝,而不是一般的君子。

  

  郭沫若的文章没有参考《荀子》与《史记》中的文句。

  在《晏子春秋》[1]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托名为齐国另一位政治家晏子(即晏婴):

  景公之时,饥。晏子请为民发粟,公不许,当为路寝之台。晏子令吏重其赁,远其地,徐其日,而不趋。三年,台成而民振。

  这些对齐国政治家的假托是否正反应了东周时期齐国的经济比较发达,颇难断言。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虽然两位政治家都享有美名,不过根据记载,这两人的生活形式很不一样。晏婴一向被刻画为一位极端节俭的人物。他穿同一件皮裘,三十年如一日。当他为祖先奉祭牺牲的时候,所供奉的猪蹄膀小到无法装满整个盘子。反过来,据说管仲过着一种铺张,甚至于豪奢的生活[2]。

  为了使前面有关古代中国的讨论更加完美,我想引用《盐铁论》中的一段文字。这本书向来被认为是公元前81年(西汉昭帝始元六年)某些政府官员与文士集团之间有关财政政策的一次辩论的翔实记录。(英译是根据Esson M.Gale的译本[3])。

  大夫曰:“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味利则本业不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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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晏子春秋》(《四部丛刊》本)卷5,页8下。关于成书的年代,参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版),第12册,页1255—1256,及Richard L. Walker,“Some Notes on the Yen-tzu Ch'un-Ch’iu”,JAOS,73.3(1953).156—163.

  [2]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23,《礼器》,页7下—8上;卷43,“杂记下”,页2下.James Legge,“The Li Ki”(SBE,27)402,(SBE,28)165.Legge,Cnfucian Analects,162—163.

  [3]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1931,p.22.

  

  《管子》之引文在现行本中找不到,当然只得借助前面的讨论来了解。就“味利”(渴求利润)而言,我们也可以同意卢文弨(1717—1796)的主张,改成“末利”(末业的利润[1])。

  工赈的观念在汉代一个时期以后就隐伏了。到了宋代,这是另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这种思想才又活跃起来[2]。最佳的例子是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年):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3]。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夫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关泽也。

  以上的故事录自沈括(1031—1095年)的《梦溪笔谈》[4]。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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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述引文。唯末字误作“未”。

  [2] 参考谷霁光,“唐末至清初间抑商问题之商榷”,《文史杂志》第1卷11期(1941年),页1—12。

  [3] 这显然是梅尧臣(1002—1060年)悼祭范仲淹的诗句“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所指的事情。参考《宛陵先生文集》(《四部备要》本)卷15,页3下。我十分感谢刘子健先生提醒我注意到这几行诗句。

  [4] 《四部丛刊》本,卷11,页6下—7上。有一本很方便的校注本是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1955年,两册。照胡氏的说法,沈括的生年应是1031年而非1030年。

  

  曾将这位作者描写为“可说是整个中国科学史上最有意思的人物”,而这本书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1]。沈括如此看重范仲淹的高明政策绝非偶然,因为沈括本人对经济事务就有很深刻的见解。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当他担任三司使的时候,他向皇帝做了以下的报告:

  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2]。

  沈括对流通速度的突出了解早为一位现代中国学者注意到,他骄傲地指出沈括比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约早四百年发现这个道理[3]。

  从汉代以来的灾荒救济指南[4],通常都给“工赈”(又称“以工代赈”、“即工寓赈”)留下一些篇幅,而用晏子、范仲淹等先例做说明。官方的法规,差不多在1073年(熙宁六年),参考了范仲淹实行的办法,规定常平仓中的钱谷在荒年时,必须用来从事水利工程以便赈济贫民[5]。后来的朝代也沿用了同样的办法。有趣的是1073年的命令规定了这类工程要先行筹划应用的人员与费用,并且也要配合详细的数字。清朝时(1737年,高宗乾隆二年),有一道上谕,要求仔细勘估各省待修的城垣,列上各项工程的优先顺序,这样,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立即实行工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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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I,1954,pp.135—137.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3,页7下。

  [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3年,第2册,页342—343。

  [4] 很多这一类的书都可以在康熙二十九年俞森编的《荒政丛书》中找到。

  [5] 《文献通考》(《十通》本)卷26,页254右下。

  [6] 杨景仁《筹济编》(著者序写于道光四年),光绪九年利本,卷13,页6。

  

  中国这种传统会让读者想到近代西方同样的作法。这种观念在中国发展得如此之早确是很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早期中国的“工赈”与现代社会“为繁荣而奢侈”的政策之间还是有基本上的差异。中国的这种办法主要是来自应变的智巧,因此一直保持一种特殊性格,而现代政策却有一贯的经济学说作根据,并以最适量消费为目标[1]。换句话说,后者代表了经济上的合理化,以使其本身达成一项经济结论。在比较近代的文献中,我所能够找到最接近经济分析的东西,是一篇写于16世纪赞成奢侈的文章,很值得注意,但鲜为人所知。我把它放在文末做为附录。

  最后,就训诂方面而论我们必须指出,在所有注疏家中能够正确了解“侈靡”篇者为猪饲彦博(字敬所,1761—1845年),其出版于1798年(日本宽政十年,清仁宗嘉庆三年)的《管子补正》一书,最为郭沫若所推崇[2]。“礼书”中那段难解的文字,日本学者中井积德(字履轩,1732—1817年或1816年)有正确的了解,他的看法在泷川龟太郎著名的《史记会注考证》曾加以引录[3]。从比较制度史来看,我们可以指出1783年(日本天明三年,清乾隆四十八年)松平定信(1758—1829年)著名的工赈事例。那一年他下令沿着大隈河兴筑堤防以提供穷人就业的机会[4]。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就以为松平定信赞同奢侈的一般性政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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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考Oscar Lange,“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Optimum Propensity to Consume”,Economica(New Series),5.7(1938),12—32。我很感谢洪家毅博士指点我参考这些资料。洪博士也作了以下的观察:“西方史上,消费不足的理论主张人们以增加消费来改善经济情况,在不景气和经济萧条的时候通常都能贏得大众的欢迎。中国史上,出现更加频繁的饥馑与其他天然灾害,因此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学者早就发现到消费的致善的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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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载《国史探微》,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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