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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威·卡斯特:比较视野中的全球化与社会变迁

——华东师大演讲

更新时间:2007-08-01 07:59:58
作者: 曼威·卡斯特  

  

  卡斯特回答: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运动中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型。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带来了冲击和挑战,所以出现了许多问题领域(例如,环境、移民、国际合作以及应对冲突等等)是民族国家并不能单独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来解决的。因此,必须形成国家网络来合作性地解决问题,而无法单独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当然,在这些合作中民族国家可能会让出了一些自主性,但是却获得了效益。欧盟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示范,形成了新体制性框架和组织形态,但并没有损害每个欧盟成员国的主体利益。APEC之间的合作也有类似之处,上海合作组织也是一个范例。在某些人看来,全球化必然导致民族国家的文化系统的核心价值受到侵蚀,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虽然全球化正在席卷世界,但是在"世界主义","民族国家"和"地区性"这三种认同之中,绝大多数的受调查者认同的是地区文化,因此我们不必先入为主地就认定,全球化就必然意味着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毁灭性打击。

  

  听众提问:您如何看待发展市民社会对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意义?这种发展的可能性何在?

  卡斯特回答:市民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建制,市民社会的形成当然需要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不应当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政府简单地对立起来,事实上它们是交织在一起,而且是互动的。市民社会不是脱离国家的一个社会空间,恰恰是与国家交叠的一个公共空间。政府应该鼓励这种空间的生成。在中国有许多政府资助的社会组织,这也可能成为发展市民社会的资源,所以我有一个新的NGO概念,这个NGO不是指"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而是指"新政府组织"(Neo-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这样的组织收到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但具有相当强的自主性社会参与,能够对当地的公共事务起到积极的作用。

  

  记者提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地域文化也收到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可能保留地方的文化特征,而不至于使所有的城市都变成"同质化"的大都会?

  卡斯特回答:人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忧虑。很多市民担心,随着个体主义消费经济的兴起,一些新的原子化个人仅仅聚居在一起,而没有自己的社群,无法获得的文化认同。大量的高尚住宅区的兴建也就可能意味着原有的城市传统文化与社区文化的消亡。这些忧虑是正当的,也是有理由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全球化的一个误解。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所谓城市文化,文化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全球化确实淘洗了城市中一些相对古老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它又在促成新的文化形式的产生,而这些新文化形态往往并不是与传统一刀两断,而是与已经衰落的文化传统存在血缘上的延续性。

  

  记者提问:您如何看待全球化过程中知识产权的问题?

  卡斯特回答:全球化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来进行的,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是它们的竞争优势的关键点。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某些声称的"知识产权"是在要求不正当的知识垄断。微软公司在这方面可能很有问题,当网络技术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可是现在大家都不得不使用Internet Explorer。在我看来,首先要追问的是,跨国公司的技术产品是不是确实系他们自己原创性的科技成果。如果不是,而仅仅是对公共服务机构的成果的变相"剽窃",或者仅仅做一些枝节或技术处理,那么这种所谓核心技术本身就不存在所谓的知识产权问题,应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发展中国家广泛运用。美国的许多药品公司也是如此,他们的技术开放依据的是大学里的科学研究,有许多来自公共资助,实际上是纳税人的钱,但他们获取了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做了一些药物实验,然后以极高的价格推向市场,这种知识产权的宣称很难说是正当的,而且在伦理上是非常可疑的。

  

  附录:我们究竟怎样理解全球化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教授在文汇报与上海学者的座谈

  

  11月23日下午,世界著名信息社会研究专家、“新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现任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教授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1942——)做客本报,围绕全球化、社会转型、信息技术变革、城市空间、生态保护等热点话题,与上海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做了深入的探讨。卡斯特教授还为本报留言:“我个人感谢《文汇报》邀请我参加这场非常有趣的讨论,这场讨论分析了全面转型中的世界,而中国和上海则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祝贵报读者能从中获得有效的信息。曼纽尔·卡斯特,2004年11月23日于上海。”

  卡斯特:我曾经用24年的时间在加州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现在,我之所以从社会学院转到传播学院,是因为在信息时代的公共空间中,传媒日益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在今天的全球化网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我的学生中有七个博士的论文都和中国有关。今天与诸位的交流也会谈及中国和全球化的关系,但我们的对话不仅限于中国的问题。

  目前,全球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快速结构性转型,人们在这一巨大转型面前手足无措,不知做何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知性应对非常必要,建立在经验、数据上的观察非常重要,但这样的观察却很少。这就可能导致一些非学术的解释大行其道;例如,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卖了1000万本,然而其中并没有多少学术性的东西。我不是一个未来学家,从不预测未来,因为我们对现实了解还很少,我拒绝系统性地预测未来。

  对于这个转型过程中,传媒主要的报道是经济分析,这种分析是从市场的观念来理解世界。然而,社会并不是一个市场。市场虽然重要,却不能代替整个社会;这种转型还取决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多种因素。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例如芬兰和硅谷这两个相当不同的社会形态,他们在经济与技术的发达程度上基本相似,但社会、政治和文化却不相同。我认为,将硅谷的模式或者美国的模式夸大为普遍的模式来理解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是非常误导性的。

  这种结构性转型有五个互相关联的特征。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知识为本的社会中,转型建立在知识之上,一切生产性机制和竞争性能力都有赖于知识和技术,新的经济形态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经济形态。

  第二,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变革的时代。人们对技术有很多种看法,在我看来,技术是一种工具,当然这种工具对人的影响很大,比如说没有电力能源,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而在所有的技术革命中,有两种至为关键,那就是微电子技术和遗传工程。前者比如电脑,它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而人是传播信息的动物——它因此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后者是生命的编码和解码,它改变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并进而影响到社会与政治。

  第三,所有变革都是在全球化和世界互相关联的条件下发生的。资本、人力和信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网络。但这个网络是有选择的,它既吸纳对它有价值的人和事物,又会排斥对它来说没有价值的人和事物,这种吸纳和排斥形成了一种新的分化。不只表现在国家和地域之间,即使在同一空间和族群内,同样发生着这种分化。有的人和地区在这个网络之内,有的被排斥在外。

  第四,由于全球化网络的排斥-吸纳过程,有一些人被排斥出去,或者说,没有被表达在网络之中,因此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倾向。在反全球化的人群中有两种情况,一种人仅仅是不喜欢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方式,而试图代之以另外一种全球化。而另外一些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找不到原有的认同,他们试图重建被全球化压制的认同和价值。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快速全球化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就是全球化进程造成民族历史传统断裂所带来的后果。这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在发生,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与此同时,宗教认同也在强烈崛起,欧洲和东南亚都有强烈的宗教认同倾向。一些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对全球化有非常强烈的反对。还有,在全球化过程中,作为中间实体,民族国家失去了过去完全控制的能力。它们的主权局限于地域之内,但却不得不对付许多超越本国的全球化了的问题。当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国家之间的网络正在兴起,例如欧盟和APEC组织。现在的民族国家认同已经去中心化了、离散了,多元的认同出现了,这也是全球化造成的紧张关系之一。但我认为,民族国家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型了,它们成了国家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立于这个国家网络之外,即使强大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这样的问题上,都同样需要寻求国家间的合作。

  第五,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人类的空间形式。全球城市化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运动,目前,有50%以上的全球人口在城市,根据联合国组织估计,到2030年,全球城市人口的比例会达到三分之二。南美有8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中国的城市人口占20%;联合国估计,这个数字会在20年内翻一倍。

  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形态也非常不同。一些相互关联的小中心构成了大都会,它们互相之间靠远程通讯和高速运输相连通。举例来说,洛杉矶这个城市只有800万人口,但存在着一个大洛杉矶地区的概念,其中却有1800万人口,它甚至将墨西哥的一些地区也包括了在内。这个区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治理。从全球范围而言,一些大都会,像纽约、洛杉矶、东京、上海都变成了节点,联结了起来,小的城市又和大都会连接了起来,最终形成了新的空间形式。

  中国的结构转型是全球结构转型的关键和核心。中国打破了原来的封闭状况,也因此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模式是世界的动力,有很多国家,像智利,高度依赖对中国的出口。世界上有一种说法,说西方化的生活方式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其他地方不西方化,因为如果人人都像美国人和欧洲人那样生活,地球上的资源就无法供给。而另一种说法则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说现在让我们来试试和西方人一样的生活可能性。我们不能判断这种说法对不对,我们只能肯定,如果中国因此崩溃了,就意味着世界的崩溃。

  我们讨论中国的时候,要记住中国的问题是非常特定的问题。对中国进行分析,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观念和术语,因为这里有一个术语的语境转化问题。对中国学者而言,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固然重要,但研究中国社会更为重要,观察研究是中国学者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们,而这种研究对世界而言又是如此关键。我还要强调的是,社会和社会稳定非常依赖传媒,我们要影响社会,只有通过对传媒的介入。对一个社会来说,能够被知情和传达的媒体是关键的。

  童世骏(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刚才,卡斯特教授对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评价不高,但我认为,就中国当时的语境而言,可以对托夫勒给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另外,卡斯特教授似乎对丹尼尔·贝尔也不满……

  卡斯特:我对理论的态度是,有用的就用,没有用的连讨论都不会讨论,在巴黎人们有为理论而理论的风气,但我从不写仅仅针对一本书的书,我做的是现实研究。丹尼尔·贝尔几次重版了他的作品,但直到1990年代《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再版的时候,他有一篇长序回应了人们对他的批评,但是书中却没有做任何重要的修改,他对现实中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最重要变化似乎完全置之不顾,好像对他的分析完全没有影响。另外,他在书中也甚少谈及妇女问题。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我想和卡斯特教授探讨一下英语在全球化中的角色问题。现在英语似乎成了一种社会分层的新标准。在中国,英语制造了一个内部的等级分层,会英语的或者试图学会英语的是一个较高的层次,而不会英语的则处于另一个低层次。美国加州大学的阎云翔教授研究中国全民学英语的现象时,同样有这样的发现。而在世界范围内,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也以英语为分层标准。过去讲全球,其实只局限在欧洲范围内,因此拉丁语和法语扮演着分层的角色,现在,英语似乎正扮演着它们当年的角色。

  卡斯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全球化的例子。其实,英语也并不是一个国家的语言,而是许多国家使用的语言,以至于牛津腔的英语都不再被认为是通用性的英语。英语的确是国家网络中使用最多的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英语国家取得了主宰地位。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刚才教授谈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果全球化的主导发展模式要像美国那样耗费自然资源,结局会不会是一个灾难?

  卡斯特:这正是生态主义者反对全球化的理由。现在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承认温室效应,但美国说这一点是不能确认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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