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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腐烂的焦虑

更新时间:2007-07-22 22:53:28
作者: 李陀  

  

  我一直认为文学写作首先是个“手艺活儿”,一件作品,应该也是一件工艺品,也就是说,作品过眼的时候,其中“工艺”含量是第一判断,是评价的头一道关口——好手艺,好作品,不论你从哪儿接触,它一定“打眼”。为这个,每当我遇到一篇新小说,常常不是从头读起,而是从随便翻到的一页读起,从这种随意的阅读里先感受一下这个写作的“手艺”如何,看它是不是一件“好活儿”;如果是,我再仔细地从头读起,如果感觉不好,就放一边,以后再说。打个比方,这有点像致力收藏瓷器的人,一件东西过手,首先入眼的,是它的胎骨、造型、烧制火候,以及釉彩、纹样、开片这些工艺因素,从这些地方一样一样细“读”进去,以断定其真、赝、优、劣,以决定是留是舍。

  对写作的手艺性,能有一种类似工匠们对手艺的敬重,甚至敬畏(鲁班的故事就是这种敬畏的叙事表达),这在当前的写作中已经不多见。相反,近几年网络写作兴起,让很多人越发认同这么一种说法:写作不过是“码字儿”,什么是好?什么是差?撒开了码就是。但是,讲究、精致的写作还没有到人间绝响的地步,也还有少数作家在坚持。我以为格非在二○○三年第二期《天涯》发表的短篇小说《戒指花》,就写得相当精致。

  不过,这已经不是我们很熟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格非。

  如果仅仅从题材着眼,格非这小说不仅不再是那种超越时间、空间和历史的“三不粘”式实验小说写作,而且是一次对现实生活相当自觉的介入,如果你乐意,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篇“反腐”的作品,只不过他的批评锋芒不是指向奸商,也不是指向贪官;作家的愤怒,还有和这愤怒相伴随的绝望和抑郁,全都化作了一根芒刺,直接刺向今天也深深陷入腐败泥沼的媒体和新闻界。说到芒刺,我想起前不久由“超女”节目引起的崔永元对媒体业的尖锐抨击——那也是一根芒刺,一根从肌肤深处向外刺出来的芒刺;由于是自里向外,这根刺引起的疼痛肯定非比寻常,只是我们这些业外人很难体会罢了。格非作为一个作家,自然比不了崔永元,不可能对当今媒体的重重黑幕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可是,细读《戒指花》,我以为作家凭借对语言媒介的熟练操控能力,凭借他对作品(我得声明,这里我是故意不用当下很流行的“文本”这个词,如果仔细读完这篇评论文章,相信熟悉文学批评的读者,会明白我为什么在这里有意回避这个概念)被阅读、接受过程中读者的能动性的信任和预见,使他这根芒刺戳进了一般批评难于达到的深度。

  阅读或是分析《戒指花》可以从很多角度进入,我这里想从这篇小说和一首诗的关联说起。

  诗是博尔赫斯的一首题目为《雨》的诗,这首诗被格非采用移花接木的法子,放进了《戒指花》这篇小说的叙述当中,并且,这么做的时候,很不客气,甚至缺少对此诗作者的起码尊重(这和中国大量的博迷们的态度很不一样),因为他相当粗暴地对博尔赫斯这首诗进行了肢解,卸成几块,然后把它们不动声色地镶嵌在小说的不同段落之中,形成小说叙述中散文元素的有机构成部分。还有,应该强调一下,小说发表的时候,除了把嵌入诗句标成黑体外,无论作者,无论编辑,对这做法没有做任何说明,连个注都没有,所以,一般读者很难发现小说里夹杂着博尔赫斯一首诗的碎片。

  现在我想把这首不长的诗引录于下: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

  或曾经落下。下雨

  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

    

  谁听见雨落下,谁就回想起

  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

  一朵叫做玫瑰的花

  和它奇妙的,鲜红的色彩。

    

  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

  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

  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

    

  架上的黑葡萄。潮湿的暮色

  带给我一个声音,我渴望的声音,

  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

  

  不管格非有意无意,这样的做法让我想起了西方先锋派艺术中蒙太奇/拼贴(montage/collage)技巧。这里说它是技巧,其实不太准确。因为自从毕加索和布拉克在他们早期立体主义的“绘画”作品(这里给绘画加上引号,是因为这两人此时正在破坏、颠覆传统的绘画观念,绘画已经开始不是绘画)里使用了蒙太奇/拼贴技巧以来,经过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长期发展、演化,这一技巧的意义和重要性,不但早已超出技术的层面,还成为一个新的美学原则,成了当代艺术万变不离其宗的“宗”;要是把大部分现代艺术家的“创新”比作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拼贴正好可以比作如来佛的手心儿。这样,最古老的文学也好,还是眼下这些年大为流行的“当代艺术”(波普、装置之类)也好,只要还想维持某种先锋姿势,就不能不和蒙太奇/拼贴发生关系。为此,发现格非在《戒指花》里不动声色地也动用了这个技巧,我好奇极了:这仅仅是一种语言杂技?还是一种有用的写作策略?

  细读之下,我觉得格非这么做,不是修辞的小游戏,也不是叙述的新实验,而是一次强化写作的批判性的很有意义的尝试——如果没这个拼贴,《戒指花》在叙事层面上不会伤筋动骨,还是全须全尾,还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可是,那将是另外一个故事,一个不带芒刺的故事。

  把博尔赫斯的短诗撕成碎片,然后拼贴到小说叙述里能够了无痕迹,是因为小说叙事提供了一个契机:整个故事是在一个阴晦的雨天里发生的。这让作家很方便地把博氏这首小诗的第一句,作为小说叙述的第一句: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落下。小说这样开篇,意味深长。如此开头,一条诗意十足的抒情线索就很自然地伴随着叙事展开,时隐时现,若即若离;而格非凭借他出色的语言才能,也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发展这条线索,让小说中所有关于雨景的描写,都和开篇这一句诗中的情绪吻合,这样,格非的语言和博尔赫斯的语言不但拼在了一起,一边在不断变奏中成为叙事中的一个抒情性的旋律,一边又在某种蒙太奇效应里不断彼此比较、冲突、对话。

  我这么说,可能有些读者会误解格非,以为格非这么做,难免会在小说叙述里努力去就合博氏,比如,在修辞上使劲下功夫,让自己的语言也带有更浓的诗意,让“镶嵌”的效果更加华彩。可是格非在这里显示了一种高贵的写作品质,他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作家非常克制。虽然雨作为故事的背景,始终贯穿故事的始终,但是格非在整篇小说中所作的比较集中的雨景描写,一共不过两处,一处是:“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车灯不时地照亮了停车场,雨点把路面弄得像一锅烧开的粥。” 另一处是:“喧闹的说话声,杯盘的碰撞声,甚至把窗外的雨声都盖住了。可她知道雨下得很大,窗户玻璃上泻水如注。”即使这两处,描写也都相当朴素简洁,惜墨如金。至于其他地方,凡写到雨,更是点到为止,绝不拖泥带水。但是很奇妙,这种谨慎和克制并没有影响,反倒加强了格非与博尔赫斯的合作(或者说格非对博尔赫斯的利用):既不让博氏的这首小诗被作家自己的炫耀修辞所淹没,也不让这镶嵌和拼贴在小说叙述里占有太显眼的位置——它要服从叙述和故事双重逻辑的需要,它得呆在它应该呆的地方,起它应该起的作用。

  驱使博尔赫斯的诗为自己的小说服务,对格非来说其实不是很容易,有相当难度。因为《戒指花》不但是一篇有相当明确的现实批判指向的小说,而且是一篇作家有意把故事和人物写得很“实”的写实小说。我猜,格非在这里是做了一个实验,看他自己离开那种“三不粘”式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不用说,这和他在八十年代所做的种种实验正好背道而驰;这还不算,由于另辟蹊径已经是习惯,他又不甘心完全走写实的路数,还要对这次写实的实验里再加进一点新的实验——在叙事里镶嵌博尔赫斯的一首诗。难就难在这儿,小说叙述的框架是写实的,而博氏的诗可是一首典型的现代诗,意象幽深,旨趣渺远,它们怎么发生关系?又怎么能生出意义?

  格非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

  任何难题的解决总要找到一个入手处,格非的法子并不复杂:小说的主人公,记者丁小曼是个博尔赫斯迷。不过,丁小曼对博氏究竟是怎么个迷法,作家并没有多作说明,只是淡淡地在一处行文中提到她“熟悉”博尔赫斯,可是,在这之后,马上又有这样一段文字:“谁听见雨落下来,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她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和它那奇妙、鲜红的色彩。可她的玫瑰凋萎了,正在腐烂。她甚至觉得自己的脑子也正在一点点地烂掉。”这段文字虽然没直接明说丁小曼对博氏“熟悉”到了什么程度,但是黑体字的诗句之后,一句“可她的玫瑰凋萎了,正在腐烂”,给了读者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这里泄露出丁小曼对博尔赫斯的熟悉绝不一般:她不是那种为了消磨时间、打发无聊才读诗的人,奇妙、鲜红的玫瑰不仅仅在博尔赫斯的诗里艳放,也在她梦里绽开;《雨》这首诗不仅仅让她的心绪在现实的雨景中倾听远方的声音,而且还让她能获得一种敏锐,一份清醒,感觉到自己灵魂正在一点一点地腐烂。

  尽管采取了写实的策略,格非的写作仍然坚持一种没有热度的冷语言(这是格非八十年代叙述语言的主要标记),因此,即使这里写到丁小曼感觉到自己“正在腐烂”这样严重的情节,小说的叙述并没有提高音调,也没有些许的渲染,而是继续说故事,让主人公立即回到日常生活的现实:“她等了足足有四十五分钟,可是菜还是没有送来”,接着,“丁小曼拂去了两根丢在报纸上的牙签,拿起报纸翻了翻,头版上醒目标题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她:巩俐自杀身亡(详情请见第八版)”,“丁小曼将报纸翻到第八版,找了半天,才在右下角很小的一块地方读到了这则报道:本报通讯员小强 诸葛镇八里乡丁卯村七组农妇巩俐为两只鸭子与邻居争吵怄气,回到家中一时想不开,用一根麻绳将自己吊死在屋梁下……”在这里,叙述的平淡和生活的平淡正相吻合,就像用一种灰色描绘另一种灰色。但是,正是在这双重的灰色里,被标成黑体后拼贴进来的诗句——“谁听见雨落下来,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她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和它那奇妙、鲜红的色彩”——不能不生出一种奇妙的寓意,在红和灰之间产生强烈的对比。我以为这个对比相当重要,从叙事层面上说,它有这两方面的作用,既为窥视丁小曼的内心活动提供一个契机,同时又避免深入人物内心,避免和时下非常流行的内心叙事发生连接。如果考虑到,内心叙事技巧在近些年小说写作中是怎么被广泛滥用,不但成为大量粗糙懒惰的写作的护身符,而且已经成为几乎统治当代写作的“时代风格”,那么格非这个姿态值得深究。一个现成的解释是,格非不愿意和流行风格同流合污,也不愿意跟在长期具有欧美正统文体地位的心理写实主义后面,当跟屁虫。他要在文体上坚持某种独立性。但是,即使作家在这里放弃进入人物内心,放弃以大段自由间接引语直接表现丁小曼感觉自己“正在腐烂”的机会,那本来也可以多用一点笔墨,把这里由红和灰的对比引发的寓意多做一点生发,哪怕是暗示。可是,格非对这样的可能性也没有给予考虑,或者考虑后还是毅然舍去。为什么?作家为什么这样做?我在这里提出一个解释:进入人物内心,以内心景观展示丁小曼的“腐烂”,就很可能把这“腐烂”显微化了,作家要把这“腐烂”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里去凸现和演绎。

  如果仅仅从内容和情节看,《戒指花》很像一篇普通的“揭露黑暗”的写实小说。故事的主要线索,是丁小曼到一个小镇出差,因为那里爆出一条惊人消息:“九十六岁的耄耋老者奸杀十八岁花季少女。”她奉命采访,并且要写一篇长达两万字的新闻稿。不过,丁小曼在调查中很快发现,这个离奇的奸杀案根本就是一个假新闻,可能是那些以在网上兴风作浪为乐的网虫们的恶作剧。这样,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经胎死腹中。但是,故事中的另外两个人,这时候变成推动叙事的动力。一个是丁小曼所在的新闻周刊的主编邱怀德,他不但在丁小曼说明奸杀案是个假新闻以后,仍然指示她“那你就编一个。在新闻行业中,适当的杜撰是允许的”,而且,不断发各种下流的充满色情暗示的短信,和这位与自己有暧昧关系的下属女记者调情。另一个,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他用自己不停哼唱的一首忧郁的歌(我不能让你看我的脸,你一看我我就要流眼泪)吸引了丁小曼,让她很偶然地进入了另一种的生活,一种让丁小曼为自己所见所闻“一直在流泪”的穷困生活。尽管格非在这里依然采取很低调的叙述,依然避免采用内心叙事来解释这女孩子的感情活动,读者还是很容易体会在丁小曼的眼泪后面的不安、困惑和焦虑。特别是当她向邱怀德提出,以男孩子的悲惨故事写一篇报道,却遭到后者的讥笑,说她是傻瓜,说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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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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