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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来:美国劳工寻求社会公正的艰难之路

更新时间:2007-07-16 01:25:38
作者: 任东来 (进入专栏)  

    

  我们每年都在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但是,这两个节日的来历却逐渐被人淡忘了。实际上,它们都源自美国。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等城市的35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1909年3月8日,纽约1500名纺织和成衣女工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为了纪念他们对资本主义勇敢的抗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将这两个日子定为“国际妇女节”和“国际劳动节”。

  

  一、

  

  美国劳工及女工的抗争,从一个侧面放映了美国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从19世纪最后30年到20世纪最初20年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故有“镀金时代“之谓。短短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完成了从农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与此同时,美国个人主义传统在前所未有的西进运动中得以强化和深化,对个人能力的信念,对政府权威的深深怀疑,对市场能量的迷信,对社会自发秩序的强调,使产生于欧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获得了极大的共鸣,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政治上的无为而治成为这一时期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

  然而,在这一惊人发展的背后,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破坏,是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对自然征服欲和对财富的本能追求结合在一起,让资本的力量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资源,无所顾忌地消耗着水、森林和土地。依靠这些资源的消耗而形成的诸多“强盗大王”,垄断了石油、煤炭、钢铁、电信和铁路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

  伴随着财富而来还有剥削、苦难、不公、失业、贫困、没有前途的城市贫民窟和动荡的社会。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写道:“在这片丰饶的国土上,从来未能满足下层人民衣食住的需要,周期性的萧条更使千百万陷入了实际的贫困。在那些大城市里,贫民窟飞快增长,疾病、罪行和恶习四面传播。”1据1896年的一项统计,占全美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12%的人拥有全国90%的。

  在契约自由的旗号下,工人起码的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在当时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工业中的公害以及工伤率均高居榜首。1907年,仅铁路所发生的事故就导致4 534工人死亡,87 644工人伤残;1917年制造业中死亡事故到达11 338人次,伤残事故136.3080万人次。即便如此危险,劳工也没有其他选择。正如进步派总统老罗斯福在其《自传》中写的:“那些煤矿业大公司,可以随意地开除矿工;但矿工却不能抛弃公司。他得要有工作才行,找不到工作老婆孩子就要挨饿。一个矿工可以出卖的只是他的劳力,这是不耐久的商品,今天的劳力卖不出去,就意味着永远丧失了。”2另一位进步派总统威尔逊也在其就职演说中称:“我们一直以我们的工业成就感到自豪,却没有认真想一下,计算一下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少生命白白葬送,有多少精力无谓消耗,沉重的要命的负担多少年一直无情地压在无数男人、女人和儿童肩上,使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饱受折磨。”3

  为了与大公司进行抗争,争取自己的起码的生存权,美国工人开始组织工会,必要时进行罢工。这些斗争部分地取得成功,但更多地却遭到了失败。用一位美国顶尖的宪法专家的话说“受到了包括合众国军队在内的法律和秩序的强有力的镇压。”4公司的力量如此的强大,它们往往控制了当地的政府。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社会流行着“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这样的氛围中,社会上对资本家和工人完全奉行着不同的道德标准。资本的合并和兼并被视为市场的规律,劳工的联合却成了妨碍市场的阴谋;保护公司的利益乃是政府职责,支持劳工则被斥为搞“社会主义”;用资本生财乃天赋人权,劳动所得却必须受制于供求规律;呼吁保护投资和财产乃合乎情理,主张维护劳工利益却是蛊惑人心;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资本运作的经纪人,都是为公众服务、盘活资本的社会精英,为劳工争取起码生存权的工会组织者却是动乱煽动分子;企业雇用打手保护财财产,是为了维护秩序和生产,工会组织纠察队保护就业权却是群体暴乱;资本家减少生产以保持供求平衡乃正当经商之道,劳工要求缩短工时来避免劳动力过剩却是非分之想。

  

  二

  

  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如此不公平的现象不会永远持续。不仅有组织的劳工永不言败,而且,残酷的和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也让新兴的专业中产阶级良心发现,投入到社会改良的运动中。他们大多是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更多地是依靠自己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服务于社会。他们当中的记者和作家,以自己的亲身调查,揭露出大公司的胡作非为、官商勾结、欺压民众,他们的写作不仅开启了美国新闻界调查性报道的先河,而且也因为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而被老罗斯福戴上了一顶“耙粪者”(Muckrakers)的帽子,于是,“耙粪者”也就成为了黑幕揭发者的代名词。劳工等弱势群体的勇敢抗争,耙粪者触目惊心的批判揭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压力,要求政府出面干预,缓解经济上的不公正。

  下层民众虽然没有富人那么多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但他们有人数众多这一独特优势,一旦团结组织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在民主政治中,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可以利用自己人数相对众多的优势,利用政治上与成功者(富人)平等的投票机会,来维护自己残存的利益,遏制富人过度的贪婪。于是,19末期以来,农民反对铁路公司垄断和运费歧视的格兰奇运动(Granger Movement),有组织劳工争取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的抗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黑幕揭发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对各级立法机构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通过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维护中下阶层利益的立法,以纠正市场自发秩序带来的不公正。

  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州际商务法》,它禁止在铁路运输中向大公司支付“回扣”,并成立了美国第一个政府独立管制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三年后,国会又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任何限制州际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垄断和阴谋垄断的商业契约、行为和联盟都是违法的。其起草者谢尔曼参议员不无担心地指出,如果不控制垄断,美国人最终会面对“一个控制了一切生产的托拉斯和一个决定了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主人”。5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劳工的利益,一些州还通过了限制最高工时和保证最低工资的立法,国会则通过了禁止童工的立法。

  虽然民主原则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提供了立法的保护,而法治原则却为民主竞争的失败者提供了司法的救济。两者政治上的较量,最终化为联邦法院里的司法诉讼。资本的势力依仗既有的宪法原则,强调财产的权利和契约的自由;对立的势力则发掘出新的宪法原则,突出美国宪法序言中的“公共福利”。一时间,最高法院成为了新旧宪法原则辩论交锋的战场。美国宪法权威考克斯颇为传神地写道:“由于可以利用司法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那些在政治论坛上抵制变革失败的一方得以在最高法院将争斗继续下去。6

  遗憾的是,美国最高法院这时却站在了大公司一边。从制度上说,法院的本质是保守性,因为其成员大都是非民选的法律人,较为年长,也相当富有,他们对旧有法律原则的尊重远胜于他们对社会变化的适应,而普通法遵守先例的原则更是约束了他们的选择。在1895年著名的“美国诉奈特公司”中,最高法院一纸判决让 “反托拉斯法成为一纸空文”。而在1950年著名的“洛克纳案”中,最高法院又将一些州的劳工立法打入冷宫。这项判决宣布,纽约州限制面包房工人工作时间的法律违宪,其理由显得冠冕堂皇:它偏袒工人,损害老板,因此违反了宪法中“平等法律保护条款”;它还剥夺了工人通过加班额外赚钱的机会,剥夺了面包房老板洛克纳与其工人签订契约的自由,因此又违反了宪法中“正当程序条款”,即禁止各州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权。

  

  三

  

  在美国司法的保护下,资本主义继续其自由放任,似乎不可一世,但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终于在1929-1932年大萧条中爆发。资本主义的神话由此终结。罗斯福以“新政”为号召,带领美国走向了一个节制资本、干预市场、倡导公平与公正的新时代。然而,保守的最高法院将其一项又一项规制经济、保护劳工的立法打入冷宫。新政的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危险。

  但是,司法保守的堤坝不可能永远阻碍追求进步的民主大潮。1936年总统大选中,寻求连任的罗斯福获得了61%的普选票,这是对罗斯福新政的全民公决。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最高法院个别大法官退缩了,一些大法官悄然隐退,新的最高法院认可了罗斯福政府一个又一个的立法。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法律保住了,《社会保障法》通过了,工人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的权利确立了,资本的利益不再是政府和法院保护的唯一对象。在财产权之外,还有劳工过着体面和有尊严生活的权利。正像首席大法官休斯在驳斥契约自由时所云:“宪法并没有承认绝对和不能控制的自由。自由在其发展阶段中有自己的历史和联系。但是,受到保护的自由是一种社会组织中的自由,它要求法律保护来反对邪恶,后者威胁到民众的健康、安全、道德和福祉。”7

  从此以后,在美国法律和政治的话语里,公正不再是仅仅是传统的机会均等,它还包括了对那些弱势群体起码的社会保障和必要的优惠照顾。从劳工开始,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和残障人士,都开始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寻找他们心目中的公正。

  

  2007-3-10

  

  注释

  1 《美利坚共和国成长》下册,346。

  2 An Autobiography , pp.470-1.

  3 《成长》下册,345。

  4 《法院与宪法》,122。

  5 引自沙伊贝等著:《近百年美国经济史》, 1983,第279页。

  6 Archibald Cox, Th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7, p. 119.

  7 West Coast Hotel Company v. Parrish,300 U. S. 379, 39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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