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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财产制度和社会集团

更新时间:2007-07-08 05:59:51
作者: 马克斯·韦伯  

  就是有什么不平等,至少也有明确的规定。阿拉伯式的族长是族长的典型,他只以劝勉和以身作则来管理成员,正如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的族长,他的统治,与其说是靠命令,不如说是靠以身作则。

  氏族的遭遇非常悬殊。在西方,氏族早已完全绝迹,而在东方却还原封不动地保持了下来。在古代,希腊文中所谓的家族和拉丁文中所谓的氏族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每一个古代城市本来都是由氏族而不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只是作为一个氏族、一个军事组织(胞族)和一个分配负担的组织(phylum)的成员身份而属于城市的。在印度,在上层种姓中,尤其是骑士阶级中,氏族成员的身份是必要条件,而在下层种姓和后来成立的种姓中,其成员则分别属于一个迪维克(devak),也就是一个图腾集团。在这里,氏族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土地制度建立在族长授地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作为土地分配原则的世袭荣衔或神赐的能力。一个人不能因占有土地而成为贵族,但是反过来,凡属于一个贵族氏族的人都享有土地继承权。另一方面,在西方的封建制度中,土地由封建领主分配,同氏族和亲族无关,臣仆的效忠也是个人的义务。直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economic sys- tem)仍然是半共产主义式的,是以氏族为基础的。氏族在其各自的村庄内拥有学塾和仓库,维持田地的耕作,参与继承问题,并且对成员的过失负责。个人的全部经济生活都建筑在氏族成员的身份上,个人的信誉通常就是氏族的信誉。

  氏族的解体是两种力量的结果。一种是预言的宗教力量,先知想不顾氏族成员的身份而建立他自己的共同体。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叫女儿与母亲生疏”(《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35节),又说“到我这里来的任何人,若不恨他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和姐妹,就不能作为我的门徒”(《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节),这就表明了每一个先知对于作为一个建制的氏族(a clan as an institution)的计划。在中世纪,教会力图取消氏族在承继方面的权利,以便按遗嘱继承土地,但在这方面,不仅是教会如此。在犹太人中,也有一些力量一直起着同样的作用。他们直到被迫流浪异地时,一直保有它的活力。的确,甚至在流浪以后,平民还是登记在早先为上层家庭所保存的家谱上。但是后来这种氏族的界限却湮没了,也许因为原来具有军事性质的氏族在非军事化的犹太国中没有基础,所以那里就只剩下以血统或个人信仰为基础的宗教集团的成员身份了。

  促进氏族解体的第二种力量就是官僚阶级。在古代,我们看到官僚阶级在新王国时代的埃及有过极大的发展。因为国家不允许氏族组织的存在,所以这种组织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结果,出现了男女平等和性契约的自由;子女则照例从母亲的姓氏。皇权害怕氏族,所以鼓励官僚阶级的发展;这个过程的结果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中国,国家的权力不足以打破氏族势力。

  

  (戊)家庭共同体的演化

  

  原始家庭共同体并不一定是纯共产主义的。在家庭共同体里,所有权,甚至对子女的所有权,尤其是对铁制工具和纺织品的所有权,都常常有相当的发展。其中也有女子继承女子和男子继承男子遗产的特殊权利。这里既存在作为正常情况的绝对父权,也存在这种父权为图腾集团或母系氏族之类的其他组织所削弱的情况。但是有一方面,家庭共同体几乎始终是纯粹的共产主义,那就是消费方面,虽则不是财产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它开始了种种不同的发展过程,从而产生了种种不同的结果。

  小家庭可以进化成为扩大的家庭,这个扩大的家庭或是采取自由共同体的形式,或是采取土地贵族或皇族的庄宅那种领主家庭的形式。前者一般是在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集中化的结果,而庄园的发展则是根据政治的条件。

  家庭共同体在南方斯拉夫人那里发展成为扎德鲁加,在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则发展成为公社(commune)。在这两种情况下,家长一般是推选出来的,并且一般是可以罢黜的。原始情况,在生产方面是纯粹的共产主义。退出这个群体的人就放弃了分享公有物的一切权利。有时在其他地方,如在西西里岛和东方,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共同体不是按共产主义组织的,而是建筑在股份基础上,所以个人往往可以要求分割财产,从而把他的那一份财产随意带走。

  庄园发展的典型形式是家长制。它的显著特征就是把产权完全交给一个人,也就是一家之长掌管,任何人都无权要求查核账目,而且这个专制地位是世袭的、终身的。这种专制权可以及于妻子、儿女、奴隶、牲畜和工具,也就是及于罗马法上所谓的家产,罗马法反映了这种专制权的最完备的形式。这种统治权是绝对的,它同所谓对妻子的夫权或对子女的父权的原则有所不同。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力大到可以把妻子处死或出卖,把子女出卖或出租去劳动,在实施这种权力时只不过用一些仪式来限制。根据巴比伦、罗马和古代日耳曼人的法律,父亲可以收养别人的子女,并置于同自己子女完全平等的地位。在女奴和妻子、妻和妾或养子和奴隶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养子之所以叫作自由人,只是因为他们和奴隶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们有朝一日也可能成为一家之主。总之,这一制度是一个纯男系氏族的制度。据发现,这个制度同畜牧经济、单独进行战斗的武士所组成的军事阶级有关系,或者同祖先崇拜有关系。然而决不能把祖先崇拜同祭祀亡人混为一谈,后者可以没有前者而单独存在,例如在埃及的情况。祖先崇拜却不能不以祭祀亡人和氏族成员的身份为必要条件,例如在中国和罗马,父权的牢不可破的地位就是以这两个条件的结合为基础的。

  家长制的家庭共同体不再以其原封不动的原始形式存在了。它的解体是由于实行阶级内部婚姻制所引起的,依照这种婚姻制度,上层阶级的氏族只肯把女儿嫁给同阶级的人,并且要求她们所处的地位高于女奴的地位。而且妻子一旦基本上不再是劳动力——这也首先发生于上层阶级——男子也就不再把她作为劳动力来购买了。于是一个愿意嫁女儿的氏族必须给她一份足够维持她的阶级标准的妆奁。这种阶级原则的运用确立了合法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和家长制威权之间的区别。带妆奁的婚姻变成为正式的婚姻,女方的氏族约定必须以她作为正配,并且只能以她的子女作为继承人。并不像社会主义学说所断言的那样,男子对于本人财产的合法继承人的关心,为婚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男子可以通过许多方法来达到自己有继承人的愿望。倒是女子对她的子女能继承她丈夫的财产的关心,才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绝对地只产生一夫一妻制。一般说来,多妻制仍局部地继续存在;正配之外还有旁妻,旁妻的子女只享有有限的继承权,或者完全没有继承权。

  就我们所知,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形式的一夫一妻制首先出现于罗马,在礼仪上是由罗马的祖先崇拜的形式予以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在希腊人中间虽已盛行,但依然很有伸缩性,相形之下,罗马人却是严格执行的。后来基督教戒律的宗教力量又予以支持,犹太人也援基督教之例建立了一夫一妻制,但这却是加洛林王朝以后的事了。合法婚姻自不免有妻妾之分,但是女方氏族在保护女子的利益方面也更进了一步。在罗马,它首先使女子从男子方面得到了经济的和人身的完全解放,建立了所谓自由婚姻,这种婚姻得由任何一方随意予以解除,并给予女子充分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虽则婚姻关系一旦解除,她就丧失了对子女的一切权利。甚至查士丁尼也不能废除这种建制。从带妆奁的婚姻向合法婚姻的演进,有很长一段时期都反映在从许多法律制度中可以看到的带妆奁的婚姻和不带妆奁的婚姻之间的区别上。埃及人和中世纪的犹太人都是例证。

  

  注:

  ①试同一直存在到农民战争时期的佩带武器的权利作一比较,当可看出自由民虽有参加这种司法团体的义务,但也有相应的权利。

  ②这项研究工作可以追溯到巴霍芬(J.J.Bachofen)著《母权论》(斯图加特1861年版)。巴霍芬所提出的家庭组织的“母权”的起源业经摩根(L.H.Morgan)(特别是《古代社会》,纽约1877年版)和梅因(H.S.Maine)(《占代法》,伦敦1861年版)在自己的著作中予以采纳,并已成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请同培培尔(Bebel)、恩格斯和库诺夫(Cunow)的著作作一比较。格罗塞(E.Grosse)著《家庭组织和经济组织》(弗赖堡和莱比锡1898年版),代表着对片面母权说的一种反击。能阐明有关知识的现况而且大体上没有偏见的,是玛莉安妮·韦伯(MarlaneWeber)的《权利发展中的妻子和母亲》(蒂宾根1907年版)。

  ③参阅弗雷泽(1.G.Frazer):《图腾制和族外婚》,伦敦,1910年版。

  ④参阅《圣经·创世记》,第34章,第8节及以下各节。

  载《经济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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