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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回首30年高考,我们看见了什么

更新时间:2007-06-12 16:34:26
作者: 张鸣 (进入专栏)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对于我们这些77、78年考上大学的人来说,当年的恢复高考,如同久旱遇到了甘霖,一个当年看起来似乎很仓促的决定,改变了我们,也改变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改革,起步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新东西,不过是恢复秩序和恢复常识,用当时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拨乱反正。因此,高考的恢复,可以说是改革的开始。

  回首当年,整个社会对高考的痴迷,今天回想起来,依旧令人激动。不过,过了30年之后,回头再看,就会发现,恢复高考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产生的巨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前十年文革造成的秩序过于混乱所赐。当一个社会上大学的人可以有文盲,而且这些上大学的人不仅上学,还要管大学,改大学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高等教育就连起码的秩序也谈不上,因此牵动整个教育体系,都处于混乱状态,学校没有考试,没办法正常上课。社会没有正常的上升阶梯,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年轻人没有奔头,整个社会,蕴藏着巨大的隐患和不安。恢复高考,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使混乱多年的教育体系安定下来,走向正轨,人心安定,多年压抑的能量得以喷发,为后来的一系列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一个长期混乱和无序的社会状况下,任何一种有助于改善社会状况的举措,都会产生超过这个举措本身的效应,此前的状况越糟,由此引发的连带效应就越大,实际上,不是这个举措有多么高明,而是此前的社会状况过于糟糕。新中国的统一高考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传统社会科举的部分的复活。通过国家统一考试的形式,对每个考上的人,赋予国家预备干部的身份,统一考试的内容,不仅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且其他科目,也有“标准答案”式的趋向。这种高考制度,好处是重建了国家政权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制度性联系,通过一种为中国社会广泛认可的方式,定期将社会精英吸纳到国家政权中来,对于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秩序建设,有着极大的好处。这种高考制度,对于当时推行的苏式专才高等教育,也是适应的。应该说,在文革前的十几年中,高考制度,对于当年的国家建设,新的工业化城市化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种高考制度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全球化时代需要通才的时代,高考制度,将中小学变成了自己的附庸,使得整个中小学教育体系,都在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使得素质教育无从谈起,通才教育,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的考试,统一的试题,对学生的创造性,已经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放大了“标准答案”式教育的危害,使得学生头脑僵化,思维固化,人格弱化。多年的程式化高考,连作文都形成几种固定的模式,造成现在的中小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好文字,只知道什么是在考试中可以拿高分的文字。

  应该说,30年后,高考的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当今的高等教育,早已从当年的面向政府,转向面向社会,政府已经无力包下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只能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投向社会,因此,高等教育的改革,第一位的就是如何使自己的教育,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作为高等教育的入口,高考必须适应素质教育的改革,也就是说,进入大学的中学生们,不一定博闻强记,掌握大量标准答案,而一定要思维活跃,有一定的创造性。因为社会越往前走,对于教育世界性的要求越高,对创造性的要求也越高,要想在新的时代,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求自己国民具有创造性。

  可悲的是,改革30年,教育的改革举步为艰,高等教育甚至还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大跃进,幻想在不改变体制的前提下,靠大量资金的投入,在短时间内打造出几十上百所世界一流大学来。在这个大跃进的热潮中,原本早就应该启动的高考改革,被一拖再拖,使其病上加病,积重难返,甚至造成了大学的衙门化和高考弊端相联接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使高考改革,平白增加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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