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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钦: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内生的制度与经济发展

更新时间:2007-06-07 00:22:09
作者: 王永钦  

  Vol .110,No.3,pp .681-712).」

  现在,我们探讨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合约形式在中国会如此普遍?而在西方却没有?对于中国来说,关系型合约在社会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还与中国传统和现实中的三个因素密切相关。首先,从历史来看,中国长期是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社会,人们长期世世代代居住在某个固定的地方进行长期博弈;其次,中国长期是一个分工落后的国家,因此人们之间的交往肯定是跨越好几个"市场"的,因此合约是互联的;其次,从现代来看,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城市-农村二元社会分割也进一步降低了社会流动性,使得长期博弈成为可能;最后,关系型合约的维持需要博弈保持在少数几个固定的大博弈方之间,这也与中国传统的集权社会和集权经济相吻合。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关系合约本身是产生于一个集权的垂直政治结构,和一个带有社会分割的社会结构的,因此,中国社会的"关系"既是一种低成本的履约方式(一种润滑剂),又具有利用权力配置资源的功能,甚至可能衍生出腐败(一种摩擦力),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关系型社会的负面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分工可以通过降低关系合约的互联性而减少关系型合约的可行集合。首先,如果分工比较发达,你在不同的市场就会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不再是互联的市场和互联的合约了,这样很多原来的关系型合约就不能自我实施了,从而就更需要正式的法律制度。其次,从市场的厚薄来看,如果市场变得很厚了,你到市场上搜寻另外一个交易方法很容易的时候,原来这种关系合约也变得不可自我实施了,因为很容易找到另外的替代办法。所以分工是非常重要的。

  亚当。斯密正确地指出,劳动分工的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劳动分工会通过干中学效应促进经济发展。综上所述,合约形式和组织形式受市场范围所限制,市场范围越大,正式的显性的合约发挥的作用越大;市场范围越小,互联的关系合约发挥的作用越大。①「关于社会分工、互联市场与合约形式之间关系的正式模型分析,参阅笔者的《声誉、承诺与组织形式——一个比较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和《市场互联性、关系型合约与经济转型》(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关于合约形式与经济增长的正式模型分析,参阅王永钦、陆铭:《理解经济发展与现代化:一个包含市场范围、经济增长和合约形式的理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6).」

  

  三

  

  如果我们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放在东亚模式下来看,会更清楚地理解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真谛。②「栗树和较早地用关系型治理和规则型治理的逻辑分析了东亚模式的成功和失败之处〔Li,S.,2003,Relation2based versus Rule2based Governance:an Ex planationof t he East Asian Mi r2acle and Asian Crisi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4),651-673〕。」

  东亚模式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经济发展初期(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有现在的中国),政府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从经济结构上看,都经历了从集权的经济到分权的经济的转变;(3)与西方国家相比,法律等显性的规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不是很大,而长期博弈的关系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很多层面;(4)从经济组织的层面来看,家族制企业占了很重要的地位;(5)从金融体系的角度看,通过资本市场的距离型融资发挥的作用与英美体系相比较小,而以银行为中介的关系型融资(relational fi2nance )则在经济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6)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初期的经济发展都非常的成功,曾经创造了"亚洲奇迹",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期,很多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危机,日本则早在1990年代初就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

  前面所述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东亚模式的上述特征:(1)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之所以早期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分工程度较低、市场范围较小,经济治理的主要模式是关系型治理;而关系型治理的基本机制是长期博弈,根据博弈论著名的"无名氏定理"(folk theorem),长期博弈的情况下,经济中一定会产生多重均衡,所以协调问题变得非常重要,协调问题越重要,社会规范和政府(在挑选有效的均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分工深化,关系型合约就会向正式的合约过渡,这时候多重均衡就不再是问题,经济交易中更容易出现唯一的均衡,这时候政府的干预反而会破坏有效的均衡。(2)垄断(集权)到竞争(分权).在东亚模式的早期阶段,经济通常由几个大的财团或者家族垄断,市场结构不是竞争性的。在初期的关系型合约下,这是一种有效的结构。因为,关系型合约只有在少数几个固定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才可以维持。所以,初期的时候不仅是垄断的,而且还不能让其他企业自由进入,否则会破坏关系型合约的可维持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就会产生低效率。(3)法制与民主在经济中的作用。东亚发展初期,具有自我实施性的关系型合约维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而且,在市场范围比较小的早期,关系型合约是比正式的合约(如法制与民主)更节省交易费用的一种治理结构,这个阶段不能过早地引入依赖第三方实施的正式合约。东亚模式早期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形式上引进了,但在实际生活中起作用的还是关系型合约。

  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关系型合约的局限性就会越来越大,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需要依赖第三方实施的、距离型的正式合约。(4)

  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的"惊险的跳跃"和"锁定效应".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治理结构,并不意味着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关系型社会就会"水到渠成"地过渡到规则型社会。在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的转变中,会出现下面两种障碍。第一种障碍是"惊险的跳跃",换言之,在两种治理结构的临界点会出现治理的真空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19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危机说明了这一点。第二种障碍是,由于关系型合约的锁定效应,很有可能即使在分工深化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时候,维持社会经济运行的治理模式还是关系型合约,就像日本那样①。[日本的经济中很多交易采取了关系型合约的形式,如劳动合约方面的终身雇佣制、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等等。]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经济,又是一个转型经济。

  从发展中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的发展轨迹与上述的东亚特征是非常吻合的。考虑到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转型,政府的作用要比东亚模式中政府发挥的作用还要大;而长期的计划经济也使得我们发展初期的集权程度比东亚模式中的集权程度更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所具有的东亚模式的上述特征,而银行主导的关系型融资和家族制企业的盛行只不过是关系型合约在金融体系和企业组织形式上的反映。

  最后,我们提出这个理论对转型经济的一些可能意义。迄今为止,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俄罗斯的激进转型是不太成功的,而中国的渐进转型是相对成功的。这背后的微观机制一直是一个黑匣子,这个理论有可能打开这个黑匣子。在计划经济中,人们经常会终其一生在某个地方工作,社会流动性很低,这就构成了长期博弈的社会基础;而且,计划经济中社会分工程度很低,市场的范围也很小,因此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互动必然会跨越好几个隐性的"市场",所以治理结构就会采取我们分析过的互联市场的关系合约。俄罗斯式的转型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破坏了这些可以自我实施的关系合约,而正式的合约又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因此就出现了治理的真空和失败(governance failure ).但是,只要有经济利益,必然会出现替代的治理模式,在关系(隐性)合约和显性合约都失效的时候,出现了依靠暴力实施合约的所谓黑手党治理。这就是在俄罗斯出现的情形。相比俄罗斯,中国则采取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几乎与俄罗斯相反,中国采取了一条非常稳健的方式,从而原来维系社会经济互动的关系型合约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基本上还是可以维持基本的运作。所以,中国经济的渐进转型是成功的。

  这个理论的深层含义是,如果互联的关系合约没有根本改变,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未必会有效。扩大市场的范围从而深化劳动分工,打破市场的互联性和关系合约存在的基础,中国才能建立起有效的依赖显性合约的正式制度安排,中国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对中国政府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放松政府的管制,保护好私有产权,从而能够扩大市场范围、深化社会分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合约形式和深层的社会制度。

  

  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11月号

  [作者简介]王永钦(1973-),男,山东省莒县人,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博弈论、合同理论与经济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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