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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原:从边缘到中心: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独立评论》的宗旨

更新时间:2007-06-06 08:09:39
作者: 张太原  

  民主政体下的个人处身行谊更不同於独裁专政政体下的个人处身行谊。”[28]胡适解决内部分歧的方式显然是他所渴望的“民主政体”下的“处身行谊”。

  相互尊重“不同”,往往能达到真正的“同”。事实上,他们并非所有问题都不能达成一致,胡适在1932年2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独立社聚餐。谈内政问题。方式为‘怎样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结论大致是:1.应渐渐由分权的名义上的统一做到实质上的统一。……3.应有健全的政府组织,从‘革命的政治’走上法治的轨道。4.应做到全国和平不打内战。吴宪君问:政权应如何分配?讨论的结果是:1.应取消‘党内无派’,使国民党自己分化成政党。2.应取消‘党外无党’,使国民党以外能有政党发生。3.国民党此时的专政,是事实上不能避免的。”[29]可以说这次讨论的结论,成为此后《独立评论》在内政问题上努力的指针,即旨在使中国走上统一、和平、法治和民主的道路,后来他们的政治解决方案和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都是从这一指针出发而阐明的。有意思的是,这一批“书生”似乎把自己当成了中国社会中“领袖”的“领袖”。担负起其他势力没有做到的“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重任,筹划政权“如何分配”,这明显地体现了要走向“中心”的意旨。

  无论是分歧还是共知,他们事前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成为后来《独立评论》中政论文章的主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民主与独裁论争及其对日本侵略、国民党专制、共产党革命的态度[30],从关于编辑方针的讨论中已可看出端倪。虽然胡适等人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完全一致的编辑方针,但是《独立评论》还是不久即问世了。其创刊号中的“引言”,集中反映了它创办的缘由和宗旨: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31]

  这个“引言”表明,胡适等人之所以创办这一刊物,是要把“我们”中“各人”对国家社会问题的思考和主张公之与众,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与同情。“我们自始就希望他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32]这里的“各人”特别能体现这一刊物的自由主义特点;这里的“全国”也特别能反映自由知识分子企图走向“中心”的心态。他们特别声明该刊要保持“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所谓党派显然是指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谓成见则是指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懒惰的人总想用现成的,整套的主义来应付当前的问题,总想拿事实来附会主义。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 [33]

  这里所隐含的主旨是不难体会的,在“党派”和“成见”已居于社会“中心”的情况下,他们希望以“独立”的旗帜、与众不同的“见解”和“主张”,来带动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从而达到在社会“中心”中占一席之地;进而再把“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都纳入他们的麾下,或者至少给它们的社会走向以一定影响。这是一篇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同时又集中反映了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和抱负。

  后来《独立评论》的编辑者,较严格地贯彻了这种向“中心”努力的宗旨,胡适曾经极力主张《新青年》的内容以“思想文艺”为主,而办《独立评论》时,他则完全反了过来,“有些朋友时时写信劝我们多登载一些关于思想文艺的文字;其实我们并不曾有意拒绝这一类的材料,不过因篇幅的关系,这一类的文字往往被政治外交经济的讨论挤出去了。”[34]尽管稿件有时也“告急”,但是宁愿减少文章数量却也不离“主题”。他曾向一位投稿者明确说明,“《独立》向不登文学作品,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35]即使对于他所喜爱的考据性的文章也同样忍痛割爱,“大作《谣俗殆即由俗欤》一篇,至今还未能登出,十分抱歉。《独立》的性质So far还是偏于事实的叙述与评论;虽有几个有考据癖的人,至今还不得一个过瘾的机会。[36]由此可见胡适这时对“政论”的“执著”。

  从主张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造一个基础,到直接投身于政治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变化。之所以有这种变化,大概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形势时常处于紧迫状态有关。为人刀俎的外患、风云变幻的内争,使人很难平心静气地去从事“思想文艺工作”;同时在“政治解决”成为社会潮流和风气的环境里,“思想文艺”工作也很难找到“市场”,其本身已被挤到社会的“边缘”。所以要走向社会的“中心”,就不得不从政治方面着手,况且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本来就存在着“我辈岂是等闲人”的社会冲动。

  

  三、自觉的“中心”意识

  

  如果拓广历史的视野,不难发现,独立社同人所秉持的办刊理念,“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并非“此时此地”的创举,而是有迹可寻的。若以《独立评论》为坐标的话,前后左右都能找到这样一些“同类项”。比如,此前的《现代评论》创刊时就曾表示,“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37]《新月》问世时则带有文学色彩地声明,“新月月刊是独立的。……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38]而此后的《观察》发刊时说得更明确,“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其封页上还专门标有“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等语。[39]显然,这几个刊物与《独立评论》有着大致相同的办刊理念。除此之外,《申报》作为“独立生存之报纸”,也“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一直恪守“自由独立之精神”。[40]蒋廷黻晚年还曾谈到当时他们与《大公报》的关系,“我们与《大公报》间从来没有默契,更谈不上正式的合作,但是事实上共守相同原则的。”[41]

  可见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独立评论》式的刊物是一种连续的和较广泛的存在。它们都表示自己是“独立”的,都声明自己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恰恰反映了当时一般人对于“任何党派”皆不满意的社会现实,也表明当时社会中的确存在着这些刊物发挥作用的“市场”或空间。事实上,办刊物者正是想以所办刊物为集结的方式,带动不满意“任何党派”的社会中人,在“任何党派”之外“组织小团体,公开的讨论我们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张”[42],以形成另一种政治力量,进而占据社会的“中心”。尽管他们一再声称没有“任何组织”,比如,《新月》的创办者曾说,“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43]《独立评论》的创办者,也“期望做到‘独立’的精神,但不期望成一个‘独立派’。”[44]但是,他们毕竟有“共同的理想”,也有“共守的信约”,[45]因而外界人大都把他们看作是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的团体或组织,所谓“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独立评论派”,正是由此而来。蒋廷黻回忆,“虽然《独立评论》同人间都了解彼此见解不同,但外界却把我们看成是一体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正在成立一个新政党。这种看法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外界人士却认为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46]

  不难看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以一些刊物为中心,确实形成了“任何党派”之外的另一种社会所认知的政治力量,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本身已处于社会的“中心”,至少是亚“中心”。与“任何党派”不同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成员几乎都来源于“智识阶级”。以《独立评论》为例,其社员和主要撰稿人几乎全部是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并且绝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47]其他几个刊物的组合也大致有相同的特点,并且在具体人员上有不少重合。因此可以说,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成员在社会上大都有一个“学者”的身份或角色。

  有研究者认为,“‘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新词”,“不具备‘士人”那种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更不能比‘士大夫’)。”[48]但是,如果切实考察近代以来学者的自我和社会认知,似乎并不完全是这样。梁启超曾郑重地“敬告我国学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49]“左右世界”,这是何等地“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科举废除以后的“学者”虽然“不能比士大夫”,但往往又胜似“士大夫”,这一点从人们对学者的批评中也可看出来,“盖中国之所谓学者,皆仅虚有其表。按之实际,学者不过一块招牌,猎官乃其真实之目的。学者服官,固不足为病。伹吾人鉴于现实之所谓学者,殆皆有一种共同之通病,即学者之研求学术,大改恒在未成名以前,既成名后,则书卷固完全抛开,即其精神与思想,亦全流入其他之途径,而好官之念尤占十之八九。”[50]“猎官”如果从正面来看,正是古代“士大夫”经世的路径。有研究者认为,对于“士”,“学问本身就是为政治而做,专意学术只是参政不成之后的退路。”[51][P205]从这一点上说,引语中所批评的“学者”与“传统的士”何其相似?

  蔡元培曾说,北洋政府所以能“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的学者”;还说“政府哪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52]即使独立评论的社员和主要撰稿人,后来也大多做了“高官”,走进了社会既存的“中心”。这说明现代中国的学者,不但有着古代“士大夫”似的对天下的关怀,而且也能找到和获取实现政治抱负的渠道与空间。如果说“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53][P203],那么就《独立评论》式的刊物周围的知识分子来看,与“士”似乎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与古代不同的是,科举废除以后,读书人的数量激增,社会容纳的空间也拓广,因而读书人的流向产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开始专意于学问,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人则通过新的媒介和渠道,仍走着与古代士大夫大致相同的道路,即到现成的“中心”里面去“为官”;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或办政论刊物,来表示“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并试图在“任何党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最终由自己占据社会的“中心”。

  正因为有了这样更多的选择,清季以后的读书人本身很少有“边缘”的心态,大都认为自己在社会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现在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54]“士大夫”一词,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活”的有实际意义的用语,“吾人以为世运转移之责,不在今日之所谓将相,而在今日之所谓士大夫。”[55]这里所体现的那种扭转乾坤的“澄清天下”的观念似乎还相当的浓厚。不但如此,与古代的士大夫相比,清季以后的读书人由于失去了制度上的羁绊和伦理上的顾忌,在表达自己“对天下的关怀”方面,反而更直接、坦率和豪迈,《新月》的创办者公开宣布,“我们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56]

  胡适不止一次在演讲中说明,“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57]在他心目中,似乎只有“知识阶级的肩膀”才能担负起主持社会“正谊的责任”。与古代“士大夫”经世的目标不同,《独立评论》周围的“智识份子”对政治的“干预”,是“训导人民自作主人”,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吾人以为今后训导人民自作主人之责任,应在无任何党籍之中立的智识份子。……此等不党不派之智识份子尤应痛定思痛,悔悟以往不负责任之错误,为自身之前途计,为国家之前途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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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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