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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祥:透过王莽与辜鸿铭看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人文精神

更新时间:2007-05-29 00:33:01
作者: 王宏祥  

  

  

  

  近几年来,央视《百家讲坛》不遗余力地推出了一系列节目,主要是围绕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某些片段请了一些学者作展开式讲解,如阎崇年讲清史、易中天品三国……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本是一件好事。不好的是,这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很容易使那些本不太熟悉历史的观众被搞得一头雾水,愈发难以辨别那些被历史上被无数个偶然事件所掩盖着的历史真象及真象之后的历史必然。其中少数人的讲座,与近年来在各大电视台上热播的以历史为背景、以戏说为手法的古装电视闹剧首尾呼应,除了矫揉造作,混淆黑白之功效外,再无它用。

  另,近日笔者有幸与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面对面地讨教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王教授的回答令笔者甚是惊诧,考虑到维持会场当时的气氛及时间关系,笔者没有将讨论的深度及广度作更加之推进。对于王教授的回答,本想一笑而过。然转念思之,一则今日虽已远非刘汉王朝,但持与王教授相同观点的遗老确大有人在。封建专制主义复辟的形式不一定只表现在政治上,也不只专属于清末民初那个特定的年代,更不是只会发生在张勋、康有为这些特定的人物身上。当它以其它更加隐蔽的形式渗透到我们的思想上的时候,其危害将更大;二则那些早已被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唾弃的历史垃圾,很有可能在王教授央视《百家讲坛》年度风云人物的光环之下借尸还魂;三则写文章虽然辛苦,如鲠在喉的感觉则更是痛苦。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写出来吧,通过对比的方式,把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说清楚,乃是上善之举;四则天下兴亡,匹夫有则。我们不仅要做盐,更要做光。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本文将以王莽和辜鸿铭两个历史上不太引人注目的人物为切入点,讨论我们为什么需要学习历史,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历史,以及如何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问题。

  

  引言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想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开,投向栅栏之外那延绵无尽的森林和原野。

  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断事物的标准,以及通往未来的座标。我们无法走动,更不会想到飞翔。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将意识不到自身的能力,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是历史照亮了我们,驱赶着、鼓舞着我们。如果没有历史,我们的全部生活将失去意义。历史以其固有的“相对论”原理,通过现存,从另一维度连接人类的未来。

  然而,历史的轮廓未必是清晰的。有时候,它显得异常神秘,恍如海市蜃楼;有时候很曲折,天梯石栈,云翳重重;有时候则为大手所倾覆,全然不见形迹,有如火山灰下深埋的庞贝城。许许多多的人物、事件、关键性的时刻、彼此错综的关系,都期待着我们去探寻。当历史事实变得相当彰显的时候,我们竟发现它仍然无法识辨。尤其难以置信的是,愈是明白的事物,往往愈见隐晦。

  然而,历史是可分解的。它的任何局部都存在着两大元素:现象和精神。现象是外在的、孤离的、纯粹属于过去的;精神则居于事件的深处,具有历史的主体性、根本性、呈弥漫流动的状态,而富于凝聚力,所以能够赋于诸多现象以整合的能力,并使之复活,带上各自的形象和意义,走出封闭的时间。

  历史是精神的历史,是精神对于人类集团记忆的再发现。由于精神的介入,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精神的指向、质量、深入的程度不同,我们回顾时所目及的一切便有了不同的价值。[1]

  然后历史却是沉重的,只有我们拿出该有的勇气和智慧去站面对它的时候,它也会敞开心扉,拥抱我们。向我们显露出真正的面目,让我们饱尝甘甜与芬芳,并让我们清载而归。历史也是严肃的,我们必须用虔诚的态度去解读它,才会发现历史的真正奥秘。历史不容戏说,如果谁敢戏弄历史,历史将以其特有的滑稽面目来面对,让你越发地迷失自我,最终走向身败名裂。

  所以,学习历史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必须要做的一大件,而且这种学习不能只局限于中学时代为应付考试而学的那些内容,我们一定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以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去认真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变得更加聪明。

  

  历史是什么

  

  对于“历史”一词的定义,笔者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历史包含二层意思,分别是人类社会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以及对过去事件的记载。

  对于历史的第一层含义,大家的认识应该是比较一致,勿用赘言。

  但对于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载,人们的认识就不那么一致了,有的人甚至将《三国演义》、《说唐》、《水浒》等以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为题材而写的小说也当作历史书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解,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编纂历史典籍时必须遵循的统一规范,无论是按记传体的写法,还是按编年体来写,任何人都可以按个人对事件的不同理解来“编写”史书。既然个人的观点都可以写进历史,那当朝统治者的观点更是要当仁不让地来占领这一片思想阵地。这样,才有了顾准先生笔下的“史官文化”一说[2]。

  以《史记》为例,它以人物为主线记述历史,再加上它融入了太多作者的观点,使得《史记》和小说之间没有了严格的界限。也正因为如此,鲁讯先生才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修昔底德[1]把当时希腊哲学(主要是“诡辩派”哲学)中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了历史研究之中,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求实的原则、研究者必须坚持理智的和批判的态度,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主张历史学不应该取悦流俗,而应该以叙述历史的真实为最高目标。他认为:要使自己的叙述与历史事实相符,要使一部历史著作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历史学家首先必须完全抛弃历史著作之中的神话和传说的因素,这是关键所在。他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奠定了西方史学中政治叙事史传统的基础和基本模式,对此后西方史学二千多年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使自己的著作更有效地发挥“垂训”作用,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整个叙述过程中十分注意克制个人的情感,尽量做到“客观”和“公正”。书中处处充满了冷静、理智的精神,处处以平实、白描的笔法描述人事的过程及其前因后果,尽量避免做过多的个人评价和文辞性渲染。在叙述敌我双方对同一件事情的解释时,他往往能够做到以相同的篇幅分配给双方,既不曲笔讳言,也不随波逐流;无论是敌方对雅典的种种指责,还是雅典对敌方的指控,他都照录不误。

  修昔底德不仅在叙述史事时比较成功地克服了个人的情感,做到了“冷漠无情”,而且在评价史事时也能够遵守“客观”原则,按照一般的社会道德标准来判断人事的是非善恶。无论是雅典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雅典的朋友还是雅典的敌人,无论是对雅典有利还是对雅典不利,修昔底德评判过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都是比较公平的。 正是因为修昔底德公平地、充分地叙述了史实,又以一般原则为标准进行了评判,因而使得他的著作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几乎没有人对他的记载表示过疑义。

  通过以上中外两种不同的著史思想的对比,结论不言自明。正是由于中国古代这种特有编写手法,也极大地增加了后世读者研究历史的难度。

  

  学习历史的方法

  

  由于中国历史特有的“历史+小说”的写法,自古以来,就有两种错误的读史方法。一种是把历史当小说读,通过研究历史书,来研究书中人物的个性及人物的喜怒哀乐,并将其当作历史学问来研究。另一种是把小说当历史书来读,通过研究小说中的人物并将期与历史上的某些人进行对号入座,也把这样的活计当历史学问来做。笔者认为,这两种人都属于严重的“找不着北”。他们其实并不了解历史,更不知道如何去学习历史,所以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但是由于他们在公众面前比一般人有更多的话语权,特别是他们还可以通过央视这样的现代超级媒体去兜售他们的谬论,很多人就被搞懵了,也就不加思索地接受他们的观点了。其实这种比谁嗓门大的做法和“把谎言说三遍就能把它搞成真理”的手段是一样的,看似高明,实则经不起推敲的。

  修昔底德认为,叙述历史,就是要寻找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一切历史事件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它们之所在会在某时某地发生,都有远因和近因,也有表面原因和根本原因;历史学家应该对他们进行区别分析,从而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决。这不仅是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更是对读者的要求。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找出偶然背后的必然。

  

  什么是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指排除了编纂者个人观点之后剩下的那些没有任何主观色彩的客观事实。

  下面我们把王莽和辜鸿铭的情况先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王莽何许人也。王莽出身于汉朝一个低级的普通官员家庭,王家本来和刘姓汉室扯不上半点关系。对于他个人的情况,《汉书·王莽传》是这样记载的:

  莽父曼蚤死,不候。莽群兄弟将军五候子,乘时侈磨,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师古曰:敕,整也)。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

  虽然汉书是带着强烈的、和王教授一样的、对大汉王朝无比忠诚、对王莽充满偏见的观点来记录王莽的身世的。即便如此,对于王莽的人品及才能,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一斑。用现代的话来说,给王莽评一个首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一点都不为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王莽并不知道自己将来可能因裙带关系而当上宰衡乃至皇帝,所以后世许多大汉王朝的遗老遗少们称王莽为“阴谋家”,他这样做完全是为全面篡位及笼络人心做准备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后来他的姑母因母以子贵的缘故当了皇后,所以王莽的父亲被封了王。再后来,由于汉朝的皇位继承人出现了危机以及王太后临朝听政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王逐渐当上了宰衡,后来又自立为真皇帝,改国号为新。新朝历时15年,从公元9年到23年。

  王莽当上皇帝后,并没有向其它人那样,把刘家的人斩尽杀绝。被王莽废黜的皇帝没有被杀,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后来娶了王莽的孙女为妻。汉朝的许多贵族也没有被杀,只是被贬为平民。没有相当的胸怀,这一点是根本没法做到的。后世能做到这一点的,在笔者的印象中,几乎没有。

  自西汉以来,内部的权利斗争及向外的扩充疆土这两件事,造成了绝大的社会问题,即人民的生计日益穷困是也。中下层社会,都陷入了极端困难之境,于是帝国危机已成。危机严重的时候,政府不起而解决,贫民便起而暴动。新莽时代,正是危机极严重之时。王莽自代汉自立,便想没法解决当时极严重的社会问题。莽以贵族的外戚,而能顾及贫民的生计,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重要的关系。因为他是贵族的外戚,故能结交权贵;因为他处境特贫,故亦知民间疾苦。他凭着这等阅历经验,要来解决危机;故其所施行,在当时实是崭新的而有革命意味的政策。[3]

  他的新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均田限奴。当时田地归地主所占,因兼并买卖之故,贫富日益不均,奴婢亦得自由买卖。莽乃下令,更名天下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每家男子不满八人,而田超过一井者,须分其余与九族或邻里乡党。(二)强迫生产。土地集中,贫富悬绝。救济之法,在消极方面,只有均田,使大家有田可耕。在积极方面,仍须有力之人,努力生产。莽于是“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三)平均物价。均田限奴,强迫生产,系就农民方面著眼,而改善农民生计。此外平均物价,征收商税,则是以防止商人的兼并为手段,而救济农民。王莽平均物价之法,系于重要市场,均置“五均”之官,专司平定物价之责。物价一经决定之后,商人出卖货物,其取价如果超过官司定之价,则政府可调查真相,依实价强迫收来,再依来定之价卖出。商人取价,如未达到官司定之价,则任自由买卖。(四)征税。王莽所设新税,包括及广。凡矿产、水产、畜产、丝制物品,乃至一切如现在所见的营业牌照,一律征税。凡操各种业务之人,无论是开设商店,或以物送到人家零售,皆当到官府登记。官司府于营业者之纯利中,取十分之一,名之曰贡。(五)货款于民。凡人民有急事,或欲产业而无钱者,政府可以贷款。此种贷款的来源,即是以工商所贡的一分纯利聚积而成,并非另筹款贷给人民。

  在公元十年前后,王莽就能提出如此之改革政策,实属罕见,也会令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心悦诚服的。我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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