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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关于战后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激烈争执

——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二

更新时间:2007-05-22 23:35:20
作者: 汪朝光  

  

  1946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全盘讨论战后国民党各项政策并决定其基本走向的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对苏外交和东北问题,是此次全会讨论的重要内容,并在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执,影响及于中苏关系及东北接收。本文以台北所藏相关档案为基础,论述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对苏外交和东北问题讨论的由来、经过及其结果,以期使相关问题之研究更为深入。[1]

  

  一、六届二中全会讨论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由来

  

  自“九一八”之后,东北长期沦为日本占领区。对日抗战开始后,收复东北成为中国抗战的基本目标之一,并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得到了同盟国方面的认可与支持。但因争取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需要,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谈中达成秘密交易,将中国对东北的若干主权擅自让渡给苏联。中国虽对此持强烈的异议,但因实力所限,迫于三大国的压力,于抗战胜利前夕,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迫接受了三大国对东北地位的安排。虽然中国损失了东北的若干主权,但也得到了苏联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承诺。正因为如此,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对中苏关系以及在苏联协助下接收东北抱持乐观的态度。1945年9月18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为纪念“九一八”14周年发表的广播演说中表示:“我们东北,由于盟邦苏联的军事援助之下,实现了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而我们东北同胞亦由此得到了解放,重返了祖国。最近将来,我们的行政人员及我国的军队就要来到东北,与我们隔绝了十四年之久的亲爱同胞握手言欢。”。[2] 可见蒋介石在当时亦未料及其后接收东北之波折。

  但大大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是,其接收东北的过程远不及当初设想的顺利,其中最关键的是,由于苏联的反对,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已到东北准备接收的东北行营诸员在苏军的约束下几无活动余地,而同时期中共部队则大举出关,占据了东北的广大地盘,事实上,国民政府已无法如其预期的顺利接收东北,东北问题很快演变成对苏外交与对共关系的外交与内政的双重纠葛。[3] 由于苏联军队驻扎东北和己方军队不能顺利出关的形势所限,国民党对于东北暂时无力以军事接收,而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外交交涉完成接收任务,故其对策是“一面坚持条约的立场”,“一面继续交涉继续准备接收”。[4]

  11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因运兵至东三省事,遭遇诸种阻碍,……以至东北行营及其随行赴东北接收各项行政之人员,不能达成其任务”,中国政府决定将东北行营迁至山海关待命。[5] 其后,苏联方面格于信守外交条约及因应国际尤其是美国压力的需要,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表面上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省份及城市的行政权力。但在国共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之下,接收人员“因无充分武力,处处为八路军所阻碍”,“在各地接收政权,等于虚饰”。[6]

  中苏双方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引起了国民党内若干人士的强烈不满。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颇为复杂,对所谓“党国”利益有不同的考量与现实的追求,并在政治上战后大体形成为对苏对共强硬与温和的不同分野,其中以CC系、黄埔系及若干坚持反共立场之高级官员为强硬派中坚,而以政学系、英美系及若干与蒋接近之高级官员为温和派代表。[7] 对东北接收问题的僵持不下及对苏外交的“失败”,国民党强硬派早有不满,对主其事者――外交部长王世杰、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均目为政学系干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意见。而蒋介石出于对中苏关系及国共关系大局的考虑而压制其公开表露,更激起强硬派的不满。至1946年初,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民党内对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不同意见渐趋公开化。

  苏联不仅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持消极态度,对东北资源强掠强占,[8] 而且还提出了对东北资源及经济由中苏合作经营开发的要求,企图以合法手段占有东北的资源,控制东北的经济,以为其谋取更大的利益。自1945年11月到1946年2月,中苏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交涉,均因苏联提出的要求过高而无法达成妥协,由此升高了国民党内对苏联的不满。 1946年2月,美国政府提出对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的反对意见,[9] 美国特使马歇尔亦向国民政府建议,不要向苏联作任何让步,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因为时间对苏联人不利,如果他们不撤兵,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成为条约的破坏者。[10] 美国的目的当然是为其自身利益考虑,防止苏联独占东北,并为美国资本进入东北打开方便之门,但却使国民党内“主张对苏采强硬态度者,觉得吾可藉美国助力以抗苏联”。正值此时,雅尔塔密约全文正式公布,又使国内舆论对大国外交牺牲中国利益的行径表示强烈不满,“一般人民睹此协定,必大起愤懑无疑”,[11] 为国民党强硬派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舆论及群众助力,“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12] 2月下旬各大城市爆发的反苏反共游行,就是他们挑动与运作的结果。[13] 2月13日,中共发表对于东北问题的四点主张,提出参与东北政治的要求,[14] 又激起本来就对政治协商与国共和解不满的国民党强硬派的反弹,而苏联延迟从东北撤军的举动(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苏军本应于1946年2月1日自东北撤退),亦被他们解读为对中共力图占据东北的支持,更使他们作出种种强烈反应。由于上述因素的相互迭加及其共同作用,使国民党处理东北问题的决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埋下了六届二中全会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争执的种因。

  

  二、六届二中全会有关对苏外交问题的讨论与争执

  

  1946年3月1日,检讨国民党战后政策得失并决定其后政策走向的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全会听取的主题报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成为5日、6日、14日会议讨论与争执的重点。

  3月5日下午,全会举行第五次会议,外交部长王世杰作外交报告,其中谈及联合国、对日管制、对苏外交及东北接收、对越关系等若干问题。王世杰深知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较易引起争议,因此在报告时并未作为重点阐释,且语调平静温和,表现出力求通过对苏交涉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立场。他在报告中提及,“据苏方所表示,苏军撤退之延缓,系因技术上的困难,我政府现正向苏方继续催询中”;对于中苏经济合作交涉,“中苏两方,对于此一问题之见解,迄未一致,惟苏军之撤退依照协定原不附带任何条件,因之,此一争议之存在,应不能措成苏军缓撤之原由。”他强调,“中苏亲善诚如本党总裁所云,不特为中苏两国所需要,抑实为全世界的和平安全所需求。本人深望双方同本亲善友好精神,使苏军撤退问题迅获解决。”[15]

  王世杰的苦心并不为出席全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所谅解,他的报告结束后,邹鲁首先在讨论中发难,提出:我们办外交不能像路上叫化那样哀求老爷太太乞讨的态度所能达成任务,像现在我们这种外交的作风是最要不得的。再就东北事情来说,自然有很多苦衷,但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仍应以正当公正的外交方式去求解决。王部长总怕得罪苏联,我真不知是何道理?如果说弱国无外交,那就不必办外交。邹鲁的发言引发了讨论的燃点,继其后发言的诸位中委,均对政府外交政策和王世杰的外交处置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白崇禧在发言中认为:我国是弱国,因为没有力量,就要用公理,如其要用公理,便须把公理宣布出去。有力量的人家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不但没有喊人家帮助,还要客客气气的送给强盗,这样的弱者,等于被打了还不准哭不准喊。这样的对苏外交政策外交作风,实在应该改变。这种情形,实在拿我们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人民、军队,党政同志,太不算人。

  资深外交家、亲历1920年代初期中苏建交谈判的王正廷认为:此次所订之中苏条约,可以说等于倒退了四十来年,又回到了李鸿章时候的情况,危险性实在太严重,应该想补救的办法。根据国际公法,因时势的变迁,可以请求修改条约。我们的外交,虽然没有武力可以做后盾,但我们的人民可以做我们外交的后盾。我们可以运用民意,得到修改条约的目的。外交上的事情,能办时候就办,不能办时候,可以换一个。譬如甲办不了,可以换乙,乙办不了,可以换丙,这是国际外交上的惯例。所以王部长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认为办不了,政府可以另找他人出来办理,这样才可使中苏问题在最有理、最诚恳的态度之下,去修改纠正,得到合理的解决。王正廷的发言,不仅牵涉对苏外交对错的问题,而且提出了追究先前对苏外交责任、修改中苏条约以及更换外长人选的问题,是当天发言者中态度最激烈者。

  胡秋原在发言中呼应了王正廷的意见,认为:这问题的严重程度实已无以复加,可说不是本党执政以来最失败的外交,也是近百年来失败最大的一项外交。怕友邦,办委曲而不能求全的外交,要外交干什么?“九一八”以后有恐日病者,今天又有新的恐苏病了,这种心理要不得。条约要信守,但是除此之外,丝毫不能再让了,今天外交部应该给我们一个保证,不能再让。

  CC系干将谷正鼎在发言中认为:订了中苏条约之后,苏联有许多越出条约以外的事,为什么我们连要求她履行条约的力量也没有,甚至也不敢说?我们得不到保障,外交当局反讳莫如深。她不履行条约,我们抗议也不敢了,抗议怕得罪对方的友谊,如此屈服忍让,就可维持邦交吗?今天谈外交,不容讳言,外交是有失败的,但是要挽救失败,必须唤醒我们的舆论和民众,我们办外交,要凭全国的舆论和国际间的公理。

  在当天的发言者中,只有宋宜山的态度较为缓和,他认为:对苏外交有三种基本的看法,第一中国是国际的一环,现在世界的趋势是要求和平,我们是要从保障和平方面着手,将来局势改变,自可转移;第二外交是靠力量为后盾。追求与国并不完全可靠,人家决不愿意牺牲自己来为你打仗的;第三中苏虽以订立友好条约,但苏联对中国是不是有怀疑,是不是怀疑中国趋向于美国方面。从这些地方看来,我们对苏外交,应该取很郑重很和平的态度去处理。[16]

  5日的会议结束后,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不少人“均以激烈攻击之语调,指责予之外交软弱,或主张将中苏争执(东北问题)提付国际会议。萧铮在会场发言,主张罢免外交部长。”[17] 而在旁观者眼中,王世杰的报告被认为“稳健而有条理”,但批评者“言均激切,掌声不少”。[18]

  因要求发言者人数众多,3月6日,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六次会议,继续安排讨论对苏外交问题,火药味则较前一日更浓。战后颇为活跃的黄宇人首先提出追究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责任问题。他认为:对苏外交失败,不是政策问题,而是执行政策的问题。所以现在的责任,不在政策的决定机关,而在政策的执行机关。此言避开了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实际决策者蒋介石的责任问题,而将追究责任的重点放在王世杰身上。他重提签订中苏条约的时机是否妥当的问题,认为:中苏条约签订的时候,我们已在湘西等地反攻,日军的颓势已显,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外交当局为什么要像捡金银似的去订条约,这一点我们不了解。他还批评中苏条约谈判是秘密外交、私自协定。其实,此言亦回避了中苏条约实际决定于雅尔塔密约,而以中国当时的地位以及国民党的现实需要,很难与三大国对抗。

  继黄宇人的发言之后,王星舟、方治、齐世英、彭昭贤、刘文岛、潘公展等在发言中都提出,应该追究外交当局的责任,并对中苏条约的作用予以重新估计和检讨,如果苏联不能依照条约行事,则应考虑因其违反条约而将东北问题提交联合国,利用国际力量迫使苏联让步,或者干脆宣布废除中苏条约。周异斌甚至提出:万一不能达到目的,本党要集中力量,把握时机,不惜再来一次光明神圣之抗战。

  东北问题除了与对苏外交的关系之外,与国共关系实际亦密不可分,但或许是因为全会安排了专门时间讨论国共关系问题,故在有关对苏外交的讨论中,发言者多未涉及中共问题,只有CC系干将谷正纲直言不讳地提出:我们要认识东北问题的复杂和严重,是因共产党进入东北。苏联在东北不撤兵,是在扶植中共部队,三五月以后,共产党武装起来,也许苏联就会撤兵,使东北的外交问题成为内政问题。所以现在不把握时机,不把这件事情办了,将来对付苏联格外困难。不过他的发言没有得到其他发言者的回应。

  在6日的讨论中,只有罗霞天和刘健群的发言,态度稍见缓和。罗霞天认为:在原则上说,中苏友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大家都感觉有此需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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