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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真:勒维纳斯是谁? 

更新时间:2007-05-21 01:41:40
作者: 杜小真  

  

  一九六四年,萨特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因“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面没有接受。这条新闻曾轰动一时。当时,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Emmanuel,Levinas一九○六一)给萨特写过一封他自认为很要紧的信。他在信中说,由于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就有可能成为唯一有权利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对话的人,即可能劝说纳赛尔与以色列和解的人。勒维纳斯多年后说起这件事,觉得那时的想法实在有些荒唐。但当时他确认为自己有道理。可惜的是,萨特看完这封信后,竟然问道:“这个勒维纳斯,他是谁?”

  是啊,勒维纳斯是谁?

  当萨特、梅洛庞蒂、加谬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风靡法国时,勒维纳斯刚从德国集中营回到巴黎,他是书斋里的哲学家,默然无声,远离喧哗,埋头著书,精雕文章。五、六十年代,巴黎知识界那些声名显赫的学者、名流不断在各种社会、政治事件中露面,新潮人物与新潮思想蜂拥迭起,而此期间勒维纳斯在犹太教杰出学者苏沙尼的影响下,刻苦钻研“犹太教法典”及其它犹太教经典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与巴黎知识分子圈子是隔绝的,只留一只脚在里面,却几乎从无什么来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提起他的名字。虽然,他是最早把德国现象学介绍到法国的哲学家;虽然,他二十四岁时的著作《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向性理论》被萨特发现时,萨特对现象学还茫然不知;虽然,他多年致力于把哲学与基督教、犹太教教义融合贯通,其深度与广度在同代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不过,近些年来,勒维纳斯的名字经常被人提起,他的许多著作(如《从存在到存在者》,《时间与他人》,《整体与无限》等)不断再版,甚至出了袖珍本。研究、评述勒维纳斯思想的专著、文章也经常出现。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翻译了他的大部分著作;在美国、墨西哥、日本也都竞相翻译了他的书,就是远在中国,前两年还看见《从存在到存在者》的中译本……这次圣诞节去法国度假,竟发现在格勒诺布尔市竟有自发组织的研讨勒维纳斯著作的学习小组!

  很难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在今天勒维纳斯会具有如此吸引力。也许是因为我们现今的时代需要道德胜之于需要政治?也许是因为,在经历了无数以正义的名义残害他人的苦痛之后,人们重又希望一种博爱友善、真正尊重个体他人的正义?也许是因为,勒维纳斯钟情的主题——为他人的责任、无偿的仁爱、永恒的面貌打动了渴望和平、平等、和谐的人们的心?抑或是因为,今天,一个喜欢谈论上帝和精神的哲学家能够更多地为人理解,人们宁愿相信那即使是不能实现的超越?的确,在今天这个纷乱、多变缺少平衡的世界里,勒维纳斯这个“伦理哲学家——也许是当代思想界唯一的道德学家——”是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的。

  

  一

  

  勒维纳斯曾说过:“一种哲学思想是在先于哲学的经验之上建立起来的。”勒维纳斯哲学思想的形成则基于他特有的经验。

  一是文学经验:勒维纳斯幼时随家流亡俄国,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俄国文学,从小就熟悉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等文豪的作品,书中的许多主人公,在勒维纳斯看来都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探索者,阅读这些作品,实际就是为哲学阅读做准备,俄国文学可说是勒维纳斯的最初哲学启蒙。

  二是精神经验:勒维纳斯六岁起就学习希伯来文,阅读圣经。在他身上始终保留着一种精神冲动。在与犹太教杰出大师苏沙尼交往之后,他的这种冲动变得愈加强烈,并在以后与他的哲学研究结合起来了。

  三是历史经验:勒维纳斯生于立陶宛的一个犹太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随家流亡俄国哈尔科夫。十月革命后又迁居法国斯特拉斯堡。一九三○年,他就预感希特勒会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流亡的历史经验于他的哲学思想形成至关重要,他对历史有特殊的感受。

  勒维纳斯一九二三年进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开始他的哲学生涯。柏格森是他早年最欣赏的哲学大师。他认为柏格森的“绵延”思想打破了钟表时间的传统优先地位。若没有这种不能还原为线性的、一致的时间的绵延的优先性,那海德格尔就不可能有“此在”(Dasein)的时间性概念,尽管二者有根本的差别。而“绵延”的思想对勒维纳斯也实际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使我懂得了一种不断更新的精神性,一种摆脱现象,总是异于存在的存在。”(《道德与无限》第18页)

  真正对勒维纳斯的哲学思想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罗赞兹维格。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勒维纳斯在德国弗莱堡从师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研究现象学。

  勒维纳斯在斯特拉斯堡就曾与人共同翻译过胡塞尔的文章,并细心钻研过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直接从师胡塞尔,使他更加深入地领会胡氏现象学的精髓。胡塞尔对勒维纳斯来说,意味着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方法。现象学对要求彻底的自我进行反思,不仅针对自发的意识,而且更要探寻一切在针对对象的过程中被掩盖的东西。现象学又是对真理进行思考的召唤,即对具体事物,不但要知道它是什么,还要知道它怎么存在,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现象学为勒维纳斯确定了脱离教条体系、严格而又科学的哲学研究方法。

  如果说勒维纳斯是遇见胡塞尔,那海德格尔是他找到的。勒维纳斯直到今天谈到海德格尔,还是那样陶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他看来简直是一部可以与柏拉图的《斐多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及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相媲美的盖世佳作。动性在存在中醒,构成事件,事物与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牵引着“一列存在的火车”,“从事一种存在的职业”。这些描述实令勒维纳斯倾倒。他感到哲学本应如此:回答存在的意义的问题。海德格尔较之其他认识方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哲学确立为“基本的本体论”。勒维纳斯一九三○年从弗莱堡回到法国,加入法国籍。发表第一部哲学著作《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这部书可说是直接受《存在与时间》的启发而写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勒维纳斯应征入伍,一九四○年在汉纳被捕,后转入德国集中营,关了整整五年。只是在战后,他才重新发表著作:《存在与存在者》(一九四七),《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一起发现存在》(一九四九)。

  勒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崇敬始终如一,他认为二十世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不能不吸收海德格尔的思想。海德格尔的思想产生是我们时代的重大事件。但是,海德格尔一九三三年与纳粹合作也始终是勒维纳斯不能忘记的一页黑暗的历史。“承认我对海德格尔的仰慕,使我常常感到羞愧。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一九三三年的事情,即使那一段时间很短,即使他的许多有地位的学生都忘记了这段历史。而于我,那是不能忘记的。那时,人做什么都行,但就是不能当希特勒分子!”(《读勒维纳斯》第104页)“人们可能原谅许多德国人,但有的德国人很难让人原谅。海德格尔就难以让人原谅。”(同上第21页)勒维纳斯在这件事情上态度始终明确,只不过比起扬凯列维奇等对海德格尔持彻底否定态度的学者们,他还是不放弃对海德格尔学术成就的肯定,也不愿意否定海德格尔的理论天才及海德格尔在他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还应该提到的是罗赞兹维格(Rosenzweig,一八八六——?),这位完全欧化了的犹太贵族。他早年接受希伯来文化,又学了很短时间的医学,最后转向哲学史。他有着先皈依基督教、后又回归犹太教的复杂经历。他的重要著作《拯救之星》(L’Etoiledelarédemption)借助基督教精神最后达到犹太教精神,其中对黑格尔整体、国家的批判,对与整体进行决裂的死的经验的阐述,对主体不可还原为整体化观点的证明都极富诱惑力。在罗赞兹维格的生活中就如同在他的著作中一样,犹太教精神出现在对异于它的东西的寻求之后。这一切正是吸引勒维纳斯的地方。

  勒维纳斯受罗赞兹维格影响最深的是这种对基督精神的趋近。勒维纳斯多年来致力于犹太教教义与基督教的结合,他希望二者的共在就象世间众生一样融洽而又互助互补,这在勒维纳斯的许多著作中(如《困难的自由》,一九六三;《来到思想中的上帝》,一九八二……)都有明显的体现,也成为勒维纳斯有关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要基础。

  

  二

  

  勒维纳斯是一个道德伦理哲学家。在他看来,伦理学是最初的哲学,从伦理学出发,形而上学的其它分支才获得意义。因为,首要的问题是正义的问题——存在由之自我分裂,人类由之成为异于存在的存在者并超越世界,若没有它,任何其它思想探寻都不过是虚无缥渺的。这是勒维纳斯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思想。

  勒维纳斯是从他的“ilya”①概念展开他的哲学研究的。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一书中,他运用“ilya”分析作为动词的“存在”(être),探寻存在者(existant)如何突现于中性的、无人称的“存在”之中的。勒维纳斯在斯特拉斯堡的好友、著名作家莫里斯?布朗肖曾说过:“‘ilya’是勒维纳斯最迷人的命题之一。”“ilya”是一种无人称存在的现象,勒维纳斯用他童年的经历形象地对这种现象进行说明:一个孩子独自在房间里睡觉,大人在旁边房间继续干自己的事。这孩子会感到房间里那么静,静得发出了轻轻的响声,这就是“微微作响的安静”(silencebruissant)。“ilya”还象人们把耳朵贴在空蚌壳上,仿佛听到了某种声音:空无似乎是填满的,安静似乎成为一种声响。“ilya”意味着人们即使明明知道什么都没有但确又感觉到了的某种东西。它并不说明有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它是存在展开的舞台,人们在绝对的空无中想象“ilya”的确实存在,它是没有存在者的存在。

  这中性的、无意义的、无名的“ilya”是极其可怕的。它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总是那么单调、无意义,他与存在者没有任何联系,但存在者又时时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是一片无法驱散的阴影。试想,一个孩子被大人强行放在空房间里,孤单无援,时间一点一点流驶,窗帘一动不动,但似乎在摇晃作响……孩子此时的恐惧是无法言说的。这没有承载者、没有主体的“ilya”如同一种可怕的失眠状态,勒维纳斯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要寻找脱离这种巨大、可怕、无意义的阴影的经验。

  勒维纳斯认为,出路就在于:存在者、存在物都应相应于令人惧怕的“ilya”的制约。面对这恐怖的“ilya”,存在物为自己而显现,它不再被“ilya”所承载,这就如同太阳初升时的一线曙光,这就是说存在物通过存在者、通过承载主体、存在的主人而脱离存在的无名状态——ilya。在这里,勒维纳斯使用的是现象学存在论的方法:主体的显现——同时也显现了诸物——使自身与所指诸物脱离中性的存在,不断成为脱离原有本质的存在者。

  然而,主体要脱离“ilya”,不但要与诸物发生关系,更需与“他人”发生关系,这是更加重要的出路。勒维纳斯把“他人”的问题置于他的哲学的中心。他特别要指出,只有“为他人”才能把某种意义引到“ilya”的无意义之中去。

  在《时间与他人》(一九四八)、《整体与无限》(一九六一)等书中,勒维纳斯对“他人”的概念都进行了引人入胜的阐述。他赋予“他人”及其与“他人”概念密切相关的“面貌”(visage)等久而有之的古老概念以原有的魅力,并且与他自己独有的精神融汇贯通。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他人”被设定为“第二我”,即另一个“我自身”。我之所以有可能认识他是因为他拥有与我一样的身体。胡塞尔的现象学描述了这种确立社会性的认识的形成的复杂过程,不过这种社会性是建立在先验知识基础上的。而勒维纳斯认为,他人之所以于我有意义是由于他呈现为“面貌”(visage)。所谓面貌不是认识的论据,也不是被看见的图像,而是一种外在的无限,面貌一向我呈现,就立刻与我有关系。当他人看我时,我就处在他的目光的逼迫之下,我一下子就对他负有责任。勒维纳斯对他人的这种表述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的有关部分相似,但又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区别。萨特更多地强调他人与我之间的对立、冲突与相争:他人的目光使我物化,他人的出现使我堕落,“他人是我的地狱。”而勒维纳斯更多地是着力于他人与我之关系的伦理意义的表述,特别是用“面貌”来解释说明他人的意义则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勒维纳斯认为:一方面,他人看我,我就会产生一种负罪感,我成为了他人的卫护者。在我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我身上会突然爆发一种责任的意识,他人于是把我从自我、从“ilya”之中解放出来,他人拯救了我。另一方面,他人的含意并不象萨特所说的那样,他人与我的关系其实是宽松的。因为我要对他人负起责任就是要趋向“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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