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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检查、控制与导向――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更新时间:2007-05-21 01:35:15
作者: 汪朝光  

  

  自电影进入中国并开始商业性放映之后,其放映规模和社会影响即不断扩大,至1920年代中期,电影放映已在中国各大城市蔚然普及并向中小城市扩展,看电影已成为市民百姓最喜好的日常文化消费活动之一,由此亦导致警示其“不良”影响的舆论及对电影进行检查的呼声渐起。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电影检查逐渐由舆论呼吁而向实际操作层面扩展,并在江苏、浙江等沿海经济文化消费发达地区有了初步的实践。不过由于当时北京政府治下行政权力的弱势,使得需要强势行政权力支撑的电影检查基本上未能进入普遍与强制的进程。及至1927年国民党上台当政,中国的政治格局与权力运作为之丕变,各级行政权力在“党治”体系下得以集中并大大扩张,为实行普遍性与强制性的电影检查创造了先决条件,而国民党力图通过电影检查建构对三民主义一元意识形态之尊奉和“党治”下的民族国家之认同,则为其电影检查打上了鲜明的、独有的“党”的印记。上海是民国年间中国电影制作、发行、放映与进出口之中心,在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由自愿而强制、由个例而普遍、由民间而官方、由地方而中央的发展进程中,国民党主政上海之初实行的电影检查制度,扮演了承先启后、承上启下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对此之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制度之源起、内容及其初期运作,从而可以更进一步地研究国民政府的电影政策与文化政策及其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和民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扩展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多重面相的深入认识。[1]

  

  一、建立一元意识形态与“党治”国家认同之要求 ――上海电影检查制度建立之背景

  

  1920年代中期,上海已是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活跃、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最密切的第一大都市,并以其得天独厚的经济文化环境,成为中国电影制作、发行、放映与引进的中心。1920年代中期,上海有电影院近40家,占全国总数的近三分之一,票房收入约占全国总数的一半;电影制片公司130余家,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1926年出品影片的数量首次超过百部,占国产影片总产量的90%以上;引进的外国影片数量每年亦超过百部,位居国内各城市之首;上海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电影之都。[2] 由于电影的广泛上映及其影响的扩大,出于对其“负面”影响的担忧,对电影应行检查的呼声亦自1920年代而起。在国民党当政前,江苏省电影审阅委员会已经开始对在上海放映的影片进行审查,尤其注重审查“奸盗邪淫妨碍风俗之影片”,并“依其情节轻重,分别依法处罚,或勒令停演闭业。”[3] 但由于江苏电审会为民间组织,缺乏行政权力的依托和支持,因此其实际效能有限,国民党当政前上海的电影放映基本上仍处于自由状态。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4月1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江浙地区因此成为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关乎其统治稳定的各种资源大半出自于此,上海尤然。因此,国民党对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设之重视亦势为必然,于此构成了国民政府首先在上海建立电影检查制度之大背景。

  国民党建政后,建立了由其一党“训政”的“党治”统治体系,施政理念有着明显的中央集权趋向,企图由“党治”而全面掌控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建立国民党在中国长期执政的统治基础。与只凭武力呼风唤雨的北洋系军人相比,国民党在依赖枪杆子起家的同时,也相当注重意识形态的“基础”功用。蒋介石有言:“如果中国各派的思想不能统一,中国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思想之统一,比什么事情都要紧”。[4] 所谓“思想统一”,当然是“统一”于被国民党奉为“立国之本”的三民主义,而在三民主义之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的内容中,国民党尤奉民族主义为圭臬。国民党负责上海文化工作的主要人物之一潘公展,提出应发展“恢复中国民族地位”、“唤起中国民族自觉”的“新文艺”,力言“发扬民族优良特性和唤起民族感情和意识的文艺作品”,“必须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5] 由于近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处之弱势地位,民族主义最能引发各阶层民众之共鸣,并可以此建构有利于国民党统治的一元意识形态体系和普遍的“党治”之下的民族国家认同。[6] 此外,国民党在北伐期间对于宣传的运用,将己方定位于“革命”,将对手定位于“反革命”,并由此发展出一套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表述方式的新型宣传方式和话语系统,在动员民众进行“革命”对“反革命”的战争中取得了相当功效,也因此而使国民党更加体认宣传之功用而加以运用。作为新兴艺术且影响越来越大之电影,自然也进入了国民党的视野。国民党文艺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陈立夫认为:“电影不仅是娱乐的东西,而必须在娱乐之中包含着多量的教育文化上的意义。”他将发扬“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扫荡“那些充满着淫靡妖艳肉感等宣传罪恶的片子”作为中国电影应遵循的“新路线”。[7] 国民党对于三民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以及大众宣传手法运用之重视,对我们理解其后上海电影检查制度的建立与运作有重要的意义。

  国民党当政后,社会舆论对电影“不良”影响的反对声仍不时可见,而当这样的反对声被当局所重视,并引以为制订与实行政策之“舆论”基础,且又与强制性的行政权力相结合,则其效果自非此前之“空谈”舆论可比。1928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在南京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其中有不少提案涉及电影检查,如张之江等认为:“海上新出电影,既无主义,又乏常识,仅取古今寡廉鲜耻之事,编为脚本,如绘如生,不忍卒睹”,要求对“诲淫诲盗”之电影,“永远加以禁止,犯者施以相当制裁”;刘湛恩认为:电影“凡有害社会国家者,应积极改良,并严重取缔,以为社会教育之补助”。[8] 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董事的张元济,致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称:“近来有数事于社会教育最有关系而影响于青年者尤大”,欧美电影情节多诲淫诲盗,“偶赁数椽,便可开演;今且推行及于内地,取赀极廉,故人皆趋之若鹜,冥冥中我少年品性不知被破坏几许矣”;若不严加取缔“禁遏”,必将“导致教育于破产”。[9] 因此,“大学院鉴于我国电影事业日形发达,而其内容多诲淫诲盗,离奇神怪,影响于民众教育,社会安宁甚巨,爰有依照各国检查电影片成例,举行检查国内外电影片之计划,于十七年开始蒐集各项有关检查电影片材料,以备逐渐进行。”[10]

  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号令全国,其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与措施亦随之而陆续浮上台面。1929年3月28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批评西方“产生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之资本主义与海外殖民竞争,造成以特殊阶级为中心之军国主义与虚伪的民主政治,于社会则酿成阶级斗争,于国际则形成海陆争霸,而弱小民族遂备受侵略与压迫”;要求奉“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惟一之准则”,“对于民众之宣传、组织与训练,自当继续为加倍之努力”。[11] 6月5日,国民党中宣部以此为指针,召开全国宣传会议,通过《确立本党之文艺政策案》,要求创造三民主义文艺,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如斫丧民族生命,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12] 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政治控制效用于此而基本底定,其电影政策亦因此而被纳入其文艺政策的总体框架之中――即将电影这一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娱乐形式置于国民党官方的控制之下,以电影作为掌握民众的工具之一,并服务于国民党创立的“党治”国家。其间浓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对三民主义的强调与重视,凸显了鲜明的国民党印记。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基础尚欠稳固,内部纷争不已,权力所及有限,加以电影业的特殊性(高投资与高技术),国民政府一时尚无力建立对电影的全面统制,基本上未涉足电影制片与发行放映业,而主要是通过建立电影检查制度,引导电影制作至其建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与民族国家认同的预定政策框架之中。上海电影检查制度的建立,就是国民党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影检查制度、干预电影制作与放映、实行其统一电影政策的先声与重要环节。

  

  二、国民党党方的积极推动参与 ――上海电影检查制度的建立

  

  1928年9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鉴于电影检查行政与国家警察权有关”,乃颁布《检查电影片规则》,订于1929年1月1日起施行。“后以当时国内交通不便,前项规则恐有窒碍,乃决议暂缓施行,并准各省市暂定单行规则”。其后,“以电影与社会教育均有关系,乃与教育部会商,另拟检查电影片规则”,于1929年4月11日公布,7月1日施行。该规则规定,国内外影片均须经检查核准后方能上映;检查标准为:不违反党义及国体者,不妨害风化及公安者,不提倡迷信邪说及封建思想者;检查方式为分级检查,省级由民政厅、教育厅与大学区之大学办理,县和市由社会局、教育局与公安局办理,并由同级国民党党部派员指导。[13] 4月23日,教育部长蒋梦麟与内政部长赵戴文将此项规则呈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认为“我国电影事业日形发达,所有影片内容必须经过审查,庶免于社会风化有所妨害。”[14] 得到蒋之核准。该规则为国民政府公布的首部具有约束力的电影检查法规,但在实行过程中,由于将检查权交给地方行使,而各地民情互异,检查尺度不一,“沪上民众知识风俗习惯与内地廻不相同,在上海认为可以映演者,在内地多不甚适宜,因此各省市纷纷设立电影检查会,检查手续至为繁重,于是纠纷益甚,而影片商人方面亦弥感困难。”[15] 结果此项规则未能全面施行,各地的电影检查机构以至检查标准仍各行其是,其中以上海的电影检查制度建立最早也最具影响。

  1927年8月18日,上海市公安局公布实行《戏园营业取缔规则》,规定“不准开演淫亵戏剧或词曲及有淫秽之讲演”,并曾据此规则“查获明星影戏院不宜公开之影片十本,为生理解剖医疗手术影片,其中三本不宜公开映演者,已限制,嗣后不得再演”。[16] 不过这一规则还是对于影戏院的管理规则,并非本来意义的电影检查。

  国民党建政后,上海地方当局对电影检查制度的建立较中央更为热心,其主要推动力来自国民党党部方面,因为国民党党务系统一般较行政当局更为坚持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党统”,且往往因缺乏实际权力而不惮越位之举,并有与行政当局争风之意。上海市党部认为,“戏曲电影能深入人心,影响于社会者甚大”,“深恐有违背党义之戏曲或影片出现”,力主建立电影检查制度。[17] 潘公展认为:“电影虽能造福社会,辅助教育,而同时也能为害人群,引人入恶,其为利为害,全视政府监督的完密与否以为断。”[18] 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认为,电影“为宣传之利器,关系民众观感,至重且巨”,因此积极推动建立电影检查制度,并主张将该部所拟之检查委员会组织及审查条例交由国民党中宣部“裁核公布,并即日通令大学院、内政部及各省各特别市党部,一致遵照是项条例,严密组织,切实审查”。[19] 与党部关系密切的上海市教育局,对电影检查也颇为热心,局长徐佩璜认为,“市上所行之影片,则惟娱乐之是求,于是制作者,务投人所好,而诲淫诲盗,及违反潮流之片,遂日出不穷”;国产影片“大率剧本怪诞,艺术幼稚,惟以卑鄙猥屑之状态,诱惑无知之青年”。因此,他“力主从事审查”,并“为上海一埠风化平均改良起见,拟组织上海电影审查委员会,由市政府主持,办理召集租界华界营电影业者,会商妥善办法,然后从事审查。”[20] 上海的电影检查制度之所以先于全国而建立,除了上海电影市场的客观要求、社会舆论的呼吁以及国民政府在上海的统治已较为稳固等情形外,与上海地方当局尤其是国民党党部方面的上述认识与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

   1927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宣部驻沪办事处编审组艺术股设立影戏、新剧、歌曲、说书等部,负责有关审查工作。[21] 其后,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决定与市教育局合组戏曲电影审查委员会,后市教育局因种种原因,对于检查事宜“延不实行,该部以事关社会教育,实不容缓,遂决定单独办理”。1928年8月18日,上海市戏曲电影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社会局局长潘公展担任主席。根据该会组织条例,市党部宣传部秘书及指导、编审、总务三科主任为当然委员,其余委员由党部就艺术有高深研究者及党部附设之革命剧社中物色任用,并请市教育局派遣二人参加。[22] 这是在上海出现的第一个具有强制性行政权力的地方电影检查机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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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科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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