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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先锋文学运动与文学史写作

更新时间:2007-05-21 01:28:03
作者: 李陀  

  

  这是一本有关“重写文学史”的论文集,文章全部选自《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这个专栏始于1991年第三、四期合刊号,终于2001年夏季号,历时十年整。十年,一个学术性很强的专栏,在一个刊物上坚持这么多年,这在学术史上也不多见吧?何况,《今天》本来就是一个文学刊物,学术研究并不是它的重点。

  须要说明的是:“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重写”活动,并不是《今天》首先发动的,开设这样一个专栏,恰恰是担心这个运动在经历“六四”之后半途而废,觉得那就太可惜了。在1991年第三、四期合刊号的《今天》上,有一个关于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编者按”,文字不长,我这里把它引录于下:

  编者按:一九八八年,《上海文论》开辟了一个栏目——“重写文学史”,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反对者看来,文学史(以及所有的“史”)是不准重写的,可恰恰是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叫做历史的东西都在历史中不断地被重写。中国是崇尚历史的国家,有人甚至把中国文化称作“史官文化”;因此历史话语不仅享有特殊的、高高在上的位置,成为一种具有特别权威的话语,而且也成为权力激烈争夺的对象。在这方面,康有为写《新学伪经考》、胡适写《白话文学史》、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简编》,都是很好的例子。其实不管你“准”还是“不准”,历史总是要被重新叙述的,文学史也是如此。真正值得研究的倒是:每个具体的“重写”出来的新的历史话语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为什么会被重写,重写的历史情景是什么,等等。

  “重写文学史”的栏目早就被停掉了,十分可惜。本刊早就有意接过这个话题,使之继续。前不久正好收到王晓明先生的一篇来稿,与“重写”有关,而王又恰是“重写文学史”一事的始作俑者之一,这自然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在本期郑重辟出“重写文学史”专栏,希望这个栏目会得到读者的关心,也希望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各方人士踊跃来稿,使“重写”的事再度热闹起来。

  现在回头看看,当初开辟这样一个专栏,就《今天》的性质和特色来说,并不合适,要是论到《今天》当时的处境,那就更不合适。我至今还清楚记得1990年那个寒冷的夏天,为复刊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第一次编辑部会议的情景:中原岂天上?尺土不能归——一群诗人、作家突然之间无家可归,成了“在路上”的漂泊者,行迈靡靡,中心遥遥,有谁能想得到,大家会在这遥远的北欧相聚?并且,商量的事情不是怎么活下去,而是《今天》复刊?事过多年,到了今天,我还是想不大明白,这些人的激情和乐观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简直像布鲁盖尔的《盲人领盲》画里那群瞎子,他们好像完全看不见眼前的现实是多么严峻:《今天》早在1980年就被迫停刊了,十年之后,而且是“六四”之后,再把这刊物在海外恢复出刊?在哪儿出版?谁来编辑?钱从哪儿来?稿子又从哪儿来?

  有时候,奇迹的形成很平淡。《今天》不但在1990年真的复刊了,而且一年之后,在1991年的三、四期合刊上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并且坚持了十年。现在,当这个专栏几乎要完全被人忘掉,正成为一缕烟尘渐渐消散的时候,我们有了机会从中遴选十篇文章,编辑成一本书,放在《今天》丛书里出版。

  出版这样一本书,当然有一个立此存照的意思,它是《今天》发展历史的一部分,变成历史纪录是应该的。但是,除此之外,出这样一本书,还有没有别的意义?何况,近些年在国内,有关“重写”和对“重写”进行再讨论的文章相当不少,有些还出了集子,这样,再出一本差不多的书,到底有什么必要?这不能不是一个编辑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自从北岛嘱我编选这样一个集子,我就一直在琢磨:到底该怎么看《今天》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这件事?如果说在当时,开设这样一个专栏主要是出于一种责任心,那么,在今天,在十五年之后,当二十一世纪在无数人的期待中拉开了序幕,而这序幕中演出的种种贪婪、疯狂和残忍(让人想起“残忍的四月”),让全世界的人都目瞪口呆的时候,又该怎么看这件事?怎么看在“专栏”中发表的这些文章?怎么评价体现在这些文章中的写作?还有,这些写作和《今天》的关系又该怎么看?要知道,《今天》和“重写”相遇,相当偶然。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重写”的夭折,也没有一群作家在海外的流亡,那压根不会有“重写”的历史和《今天》的历史的长达十年的重叠。可是,历史本来就是偶然性造就的历史,“重写”既然已经获得了一个完全意外的环境和语境,这机遇是不是偶然就不那么重要了。我想,更重要的,是这个重叠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可能把“重写”不是放在“文学史”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机制里进行分析和讨论,而是放在《今天》的历史和命运里给与审视和评判。也许,由于这样做,我们恰恰可以扔掉一些包袱,澄清一些遮蔽,给文学史的重写一个新的方向,提出一些新的可能。

  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国内有关“重写”的批评和讨论,虽因“六四”而终止,但自九十年代末,又死灰复燃,有了不少回顾和检讨,但是,这些讨论很少提及《今天》开设“重写”专栏这件事,似乎“重写”和《今天》的历史重叠根本没发生过。这当然可以理解,以目前国内的政治环境而论,《今天》在今天仍然是个政治禁忌,让它在官方主导的言论空间里得到公开的讨论,恐怕是有困难。另外,由于《今天》通向国内的邮路常常被阻隔,很可能不少人没有机会看到专栏里的文章。但是,我认为这些还都不足以说明这段重叠历史为什么被忽视,事情如此恐怕还另有原因。文学史写作,不管重写不重写,在文学史家和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看来都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一个专门的领域,有规矩,有传承,并且有各种机构和机制(专门的刊物、大学课程、各种研究机构、评价体系等等)为这些规矩和传承作保证。《今天》是什么?一个自打出生起就在民间沉浮的一个民间刊物,可以说和维持、保证文学史生产的那些机构和机制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仅如此,如果在《今天》和文学史写作之间寻找什么联系,那完全是一个颠覆和破坏的关系——正是《今天》的出现,还有在《今天》带动下涌现的文学变革,使中国文学领域中的旧秩序,无论是“五四”之后形成的秩序,还是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形成的革命秩序(这两个秩序之间有着又断裂又连续的复杂关系),全都遭到质疑和颠覆;而这旧秩序里,组织被破坏得最深刻,经纬被撕扯的最破碎的部分,我以为恰恰是文学史写作,因为文学史是任何一种文学秩序的最权威的设计师和保护神,因为文学史中潜伏着让这个秩序得以正当存在的政治理由。换句话说,《今天》的挑战和质疑的矛头,并不是只指向文学写作,而且也直接指向文学史写作。

  不过,也许由于这种挑战关系在表面不那么直接,也许由于一切维持旧秩序的机制和机构的力量都非常顽固,在近些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并没有人认真思考《今天》的出现和文学史写作的这层关系,当然也就不会注意《今天》历史和“重写”历史之间的重叠。

  这在《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中发表的共二十九篇论文里,就已经有尖锐的表现:这些文字没有任何一篇对这“重叠”的历史有所关注和讨论。很明显,论文的作者们并没有考虑在《今天》里发表“重写”文章,和在其他理论或学术刊物“重写”有什么不同。《今天》的特殊历史和它的特殊意义,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也许,激动文章撰写者们的唯一念头,是被无情腰斩的“重写”竟然死里逃生,大家终于又有一个空间可以思考和写作。这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将要窒息而死的人,突然又可以呼吸,当然是大口喘气要紧,谁也顾不上其他。但是,今天回顾起来,这个顾不上,还是可以追究,比如,如果那时候有人提出:这儿是《今天》,欢迎你们来继续“重写”,可是诸位能不能琢磨一下,你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否应该有所不同?是否应该尝试一种新的写作——因为这里是《今天》。如果有人(比如说是北岛)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作者会怎么反应?会响应吗?会尝试吗?

  我想不会。因为无论“六四”带来的冲击是多么深刻,又无论这冲击给知识界带来多深刻的蜕变和分化,中国的学者、教授和批评家与学术体制的关系,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不但没有多少疏离,反而日趋紧密。这说起来这有点奇怪,可事实如此。检阅“六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体制的关系,恰恰是一个结合越来越紧密的历史,这和具体的某个人与学术体制之间建立了什么样的感情形式,是紧张、对立(仔细推敲,这紧张和对立往往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还是亲密无间,可以说关系不大。即使是一些和体制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的文化人,他也很难减低对体制的依赖,更不必说摆脱。某种程度上,1991至2001年发表于专栏中的多数论文,可以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于一个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脱离学术规范进行文学史写作,那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拿在《今天》发表论文章的这些作者(这里主要是指国内来稿的作者)来说,明显的,大家都想以自己的“重写”,来对旧的文学史做出质疑和批判,但是,这样做的同时,每一位作者又都同时在努力保持写作的“学术性”,使其符合学术体制所要求的规范。如果放在一本正常、普通的学术论文集里,这种做法是当然的,没有什么特别,只能如此。但是这些文字,还有这些文字所负载的学术性和学术规范出现在《今天》这本刊物里,就显得十分不大协调,甚至怪异。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此,每当一辑“重写”文章刊出时,不论这些文章写得多么出色,心里总有点别扭,觉得它们不过是混迹在《今天》里,这儿其实不是它们呆着的地方。当时我说不清楚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现在才明白,《今天》代表的写作和学术性写作之间,天然有一种不和谐,或者说敌对。也许这些“重写”文章在客观上和《今天》的写作是盟友,是支援,是合作,但绝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因为《今天》生来就是一切体制、也包括文学体制的敌人——在“我不相信”这面旗帜下,《今天》所追求的写作永远是拒绝和反抗的象征,是对现存世界的种种压迫关系,对现今一切统治秩序进行批评和反抗的不屈不挠的表达。

  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今天》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写作都具有这样不妥协的反抗性质。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今天”文学运动(或“今天”所代表的文学运动)像历史上所有的文学运动一样,有过起伏和曲折,分化和重组,危机和衰退。这样一个漫长的运动,内部也当然不可能完全统一,被卷入其中的诗人、作家、批评家以及学者,在文学和政治立场上更不可能完全一致;特别是刊物的作者,几十年中出出进进,变化很大,比起八十年代初,不再有那么明显的“圈子”色彩(但我要指出,仔细检索,在刊物上经常发表作品的无论诗人、小说家,还是学者,都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群体)。还有,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禁得起时间之流无情的激荡冲刷?土崩瓦解,大浪淘沙,任何一个运动都不可能没有种种调整和应变,《今天》自然也不能例外(对这些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我想是未来“今天”运动史研究者的一项有趣又引人入胜的工作)。但是,经历这一切变化之后,如果认真追索《今天》的历史轨迹,我以为有一点非常重要:无论这个刊物,还是在它周围聚集起来的反叛者,在根本的意义上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作为一个文学运动早就结束了,自1978年十二月创刊,至1980年十二月被迫停刊,那两年前后,才是这一运动的发动和终止的大概时间。实际上,很多有关当代文学的著述也都持这样的看法,例如,影响很大的洪子诚著作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一书,就是把《今天》放在“八十年代”的“新诗潮”这样一个框架里叙述的。《今天》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文学运动来评价,而只是八十年代很多文学思潮中的一个诗歌思潮而已。这样讲《今天》的故事,显然不符合事实。先不说此类故事忽略了以《今天》为象征的写作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期,其源头深深隐藏于文革期间,甚至更远,而且也忽略了《今天》在被迫停刊以后的曲折发展。把“今天”的写作只归结为诗歌写作,而不是把它看成由诗歌打先锋的一个全面的先锋文学运动,当代文学研究就不可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运动并没有随着《今天》停刊而停止,相反,这个运动贯穿于整个八十年代(这给当代文学史研究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今天”的先锋写作和八十年代所谓“先锋小说”或“试验小说”的关系就需要仔细分析和梳理)。《今天》在海外复刊,不过是这个运动的一个必然的持续发展。或许有人认为,1990年在海外复刊的《今天》,由于长期和国内隔膜,它已经是个流亡刊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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