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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哲:“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研究”前景的一些反思

更新时间:2007-05-15 00:36:03
作者: 潘光哲 (进入专栏)  

  胡适才于1955年在《美国历史评论》(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发表英文书评,「从基本的架构上来全盘否定冯着的价值」95。和政治等「公众领域」始终关系密切的胡适,努力过的层域相当广泛,如面对国民党的训政体制,在1920、30年代之交,他有过激烈的反应,以他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组成「平社」,对政治与社会等领域都有所主张,对「平社」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活动实况,便需要细致的「历史重建」工夫96;胡适的未刊稿:〈我们要我们的自由〉97,更彰显出胡适等人组成「平社」,企望力争「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的用心98。在1949年之后的风雨岁月里,胡适做出「支持蒋介石」,并为重建「自由中国」而努力以赴的政治抉择,行止所及,曲折幽微,也必须在更详密的史料基础上,始能得其确解。如《自由中国》这分被公认为1950年代台湾自由主义的代表刊物99,胡适于其间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他为《自由中国》撰写〈自由中国的宗旨〉,其中提出的若干主张,刊登在每一期《自由中国》的封面上,俨然具有「灯塔」意义。但是,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并不觉得满意,先后在1949年4月16日、1950年1月9日分别致函雷震、王世杰等人,要求朋友群再行讨论100。又如,胡适于1951年5月31日致函蒋介石,函里把「一党专政」作为国民党的「大错」,并提出「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的方案,高唱「今日要改革国民党,必须从蒋公辞去总裁一事入手,今日要提倡多党的民主政治,也必须从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一事入手」的声调101。诸如此类的事例,正显示了要评断胡适在1949年之后台湾的自由主义/民主运动脉络里的地位,还有待于大量的史料搜寻与分析工程。

  「回到胡适」,不是意谓着对他的生命旅程提出某种「根本」的解析,或是进行「玄学化」的游戏。毕竟,历史的认识永远不会与历史事实本身相合,史学工作者得面对的挑战,不是类似于「后殖民批判/论述」这样的理论架构,也不是历史哲学家建构的宏观「历史心灵」,而是如何穷搜深究具体的史料,以尽可能地逼近胡适这个人的具体存在而又多样复杂的历史事实。胡适的书函、英文著述或是未刊文稿信函,是「胡适研究」这座宝山的丰富蕴藏,在在等待研究者的深掘细磨。当然,即便是面对史料,我们的解读视野和观点也都可能存在着恒难自知的局限,却很容易被人一语道破。然而,在「胡适研究」的领域里并不存在「不证自明」的绝对理念,如果将分散于各种文集、出版品的论说,依我们今日的观念,分门别类,系统条理,不思考胡适思想的整体立场,也不顾及胡适立说倡论的原来脉络(及其可能受到的外来影响),而以研究者自己的思路,将资料甲、资料乙与资料丙......串连成一个「系统」来描写他的生命样态,还进行「评价」与「反思」,这样的「胡适形象」,其实是研究者自己的心灵画像。

  如何形塑出胡适的遗泽所在,又如何藉以助益于我们对前此历史发展迹向的理解,必定是有意涉足于「胡适研究」领域的学术工作者无可推卸的挑战。但是,对廿一世纪的后来者而言,迂回彳亍,前景所向,还是得面对着前辈学人荜路篮缕,如何为这个学术领域发凡起例的心血。「胡适研究」之所以应当/如何做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可能性,是在他们那儿开创出来的。无限的天地,正等待着后继学人施展身手,好让前行者的栽植,长青永茂。本文之作,野人献曝,期盼可以成为学界同好在持续奋力以进的路途上,开展反思与批判的一粒基石。

  附录一:1925年4月12日胡适致钱玄同函系月考

  胡适这一封给钱玄同的信,一般系年为1925年4月12日,它的资料来源是《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目前尚未见到原信(或景本),其原貌何若,莫得其详。然而,细绎函内述说:

  谢谢你的长信......《今文家书目》,真应该磕头道谢的。我一定依这个指南针去寻求......《华国》、《学衡》都已读过,读了我实在忍不住要大笑。近来思想界昏谬的奇特,真是出人意表!我也想出点力来打他们,但我不大愿意做零星的漫骂文章。这种膏肓之病不是几篇小品文字能医的呵。「法宜补泻兼用」。补者何?尽量输入科学的知识、方法思想。泻者何?整理国故,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

  对比于1925年5月10日钱玄同给胡适的信:

  《华国》二册奉上......《学衡》第三十八期一本,亦奉上。我送给你看,并非因为其中有〈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乃因有吴宓底二篇和景昌极底一篇,你看他们底议论和思想,昏乱到什么地位?......你叫我开关于晚清今文学底书单子,兹另纸开奉......102。

  因此,这一封信必当是胡适对钱玄同此函的响应,系年绝对不可能是1925年4月12日;至于它的确切日期,自当有待于原信(或景本)问世,始得其详。

  附录二:支伟成致胡适函系年考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收录支伟成致胡适函共6通,此处系年考证者为第6通(页562-571)。

  是函未署年,系日为「十月十六」,函内云:

  昨由黄任之先生偕台驾莅临敝社参观,幸获一瞻丰采......,

  又云:

  留呈《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切望先生详加指正(此书甫印就......)。

  按,黄任之先生即黄炎培,敝社当为「甲子社」103,查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于1925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104,是书〈凡例〉自署系年为「民国十三年甲子冬十一月二十八日」,书末附〈叙传〉,略云:「年二十二,......方肄业沪之大同大学」,辑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时,「年概盖二十有六矣」,「于甲子之冬付梓」(〈叙传〉,页22)。

  再查胡适行迹,他自1925年9月到武汉讲学,10月赴上海,10月23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讲演105。因此,胡适于1925年10月15日是否曾参观甲子社,《胡适的日记(手稿本)》未见此一纪录,但仍可断定本函系年当为1925年10月16日106。

  附录三:吴文祺致胡适函系年考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8册收录吴文祺致胡适函共3通,此处系年考证者为第2通(页351-374)。

  本函未署年,系日为「七、三○」。函内谓:「现在【徐】志摩已经死了」(按,徐志摩逝于1931年11月19日);又谓:

  数日前因事去找周启明先生,......

  按,周作人,「1932年7月25日日记」:「吴文祺君以平伯介绍来谈」107。是以,本函系年当为1932年7月30日。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研究」前景的一些反思〉〔摘要〕

  胡适(1891~1962)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有着深切的影响。本文针对已然成果丰硕的「胡适研究」成果,提出若干的初步思考。

  本文强调,对于已然成为我们理解胡适的认知基础的那些既有成果,都必须出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想要藉由「胡适研究」汇集而成的历史图像,从而可能为我们自身进行自我的反思批判,瞻望前景,提供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也应该出以「回到胡适」的取径。本文以这样的主张,做为此后开展「胡适研究」之方向的结论。

  * 本文初稿原题:〈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脉络里的「胡适研究」〉,发表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胡适与近代中国学术之建立与转型」学术研讨会(台北:2001年12月17日);发表时,得到翟志成教授的评论,并陆续承蒙朱维铮、周质平、罗志田、杨翠华、陈平原、陈仪深、张淑雅诸教授教正;经修改后,承会议主办单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允准,发表于本刊,期间亦得本刊匿名评审先生教正,均此特致谢忱。又,本文引用文献较多,对学界诸师长前辈的敬称,一概省略,以省篇幅。

  #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注释:

  1 胡明,〈胡适批判的历史理解与文化诠释〉,收入: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页113-137。

  2 胡适,〈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收入:《胡适手稿》(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第9集,下册,卷3,页489-557;按,胡适撰述此文之时间为1955年,因他在此文中说:「去年(一九五四)」中国大陆决定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页523)。

  3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1日),原刊:《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收入:《胡适文存》,卷四,页151-164;本文引用的版本是: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4 耿云志,〈重新发现胡适(代序)〉,收入:氏着,《胡适新论》(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5 〈编后记〉,丘为君(编),《民主与独裁论战》(台北:龙田出版社,1981)。

  6 前此可供检索胡适著述的依据是:徐高阮(编),〈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徐高阮(编),〈胡适先生中文遗稿目录〉、袁同礼(等编),〈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胡颂平(编),〈胡适先生诗歌目录〉,均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册(台北:1963年12月);前三分目录,又大体依据原样收入:胡颂平(编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10册;这几分目录,着录的胡适著述并不齐备完整,也未据年系文,检索颇为不便。此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每一分册亦附有该册所涵括胡适事迹之年分的著述索引,但以笔划顺序为次,亦难免检索之苦。

  7 杨承彬,《胡适的政治思想》(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出版,1967);类似缺失的作品,不一而足,傅丰诚之作亦为一例,见:傅丰诚,〈理想与实证的结合:胡适的政治思想〉,收入:周阳山(等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页345-376。

  8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再版〕)。

  9 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再版〕)。

  10 这是借用C.Geertz的论说,参见:C.Geertz,"ThickDescription:TowardanInterpretiveTheoryofCulture",in:idem.,TheInterpretaionofCultures:SelectedEssays(N.Y.:BasicBooks,Inc.,Publishers,1973),pp.3-30;当然,C.Geertz的论点,在人类学界也引发若干的争议,例如:AdamKuper,Culture:Th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p.109-113;本文不详述。

  11 即如朱文华提议「胡适研究」成为「胡适学」,并主张「胡适学」的内容可分为「内学」与「外学」部分:「内学」部分至少有三大基干,即「生平活动研究」、「思想研究」以及主要以传记(评传)为载体的「生平思想综合研究」;而「外学」部分,主要有两大方面,即「传记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与「对胡适研究的研究」。参见:朱文华,〈"胡适研究"所涉及的学术课题--试为"胡适学"初拟内容框架〉,收入: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沈寂(主编),《胡适研究》第1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页309-342。

  1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页152-153。

  13 即如唐德刚的有趣比喻:「他【胡适】底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它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行......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见: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页3,《胡适口述自传》。

  14 正如Hans-GeorgGadamer提出的「效果历史意识」(wirkungsgeschichtlichesBewusstsein)的思考,参见: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页237-241;当然,关于Gadamer诠释学理论的述说和检讨,不可胜数,汉语世界里最新的专书,厥推:洪汉鼎,《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其余涉及的课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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