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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哲:“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研究”前景的一些反思

更新时间:2007-05-15 00:36:03
作者: 潘光哲 (进入专栏)  

  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粪土与香水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如叙述公羊家言,指出他们有何陋处,有何奇特处,有何影响--如斯而已,更不想求得什么国粹来夸炫于世界也45。

  ......

  这是胡适为倡言「整理国故」找寻「合理化」依据的说辞之一,更可视为他对陈独秀近两年前的批评,也是对当下钱玄同的期待的响应。透过如此「脉络化」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活跃跳动在胡适的思想世界里的成分。

  所以,胡适「思想遗产」的形成过程,应当被「立体化」的展现:他可能吸取了谁的思想养分,他的「思想对手」又带给他什么样的思想压力?像是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倡言「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46,这种以「中国文化史」来统勒「国学的系统的研究」,「做成各种专史」的概念,应是受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影响下的产物47。又如,胡适自早先「疑古」的心态泥淖里挣脱,他发表于1934年的〈说儒〉,就是具体的里程碑,这篇文章更引发学界相当的争论48,归根究底,这是傅斯年的「功劳」49。同样地,对于胡适引发的「禅学公案」,倘若不覆按当时研究禅学史的诸家大师的原作,恐怕也不能为胡适的佛学研究成果,进行精确的定位50。在制作胡适的「思想地图」的过程里,如果只停留在水平线层次,便即意欲一笔描尽西江水,那自然可以满足诗人和画家的兴趣;然而,追求严谨实相的学术工作者,却必须高空俯瞰,知其源头所出,主流所历,支源所注,总汇于海的整体形式;兼佐以局部样态的水平线层次考查,透过微观精巧的细密考察步骤,辩证式地形塑立体格局。如此,这张「思想地图」可能才会拥有相当的实用价值。

  这样的努力,要求的是对于胡适思想的整体脉络和外来「思想刺激」的掌握,当然困难重重。例如,胡适藉由西方的思想/人物为例证,鼓吹某种观念的时分,他对于自己宣传的理念,倒底有怎样的理解与认识?好比说,当胡适藉由「易卜生主义」来倡言「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的时候,其实并未做出严格的限定,对于易卜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背景,也没有比较周全的掌握51。同时,胡适把「易卜生主义」视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的模板,这样一种奉「西」为尚,以「外来和尚」为尊的思惟模式52,也很可以招来批判的矛头;更何况,在胡适的思想世界里,以「西学」做为「剪裁」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立场,始终不变,直到去世前三个月发表的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53,他依旧坚持地以西方概念来「剪裁」中国思想54。他的这种思想习惯与立场,在「后殖民论述」的观点里,更必然受到挑战55。像胡适以「文艺复兴」这个欧洲史的概念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历程与瞻望她的前景,至少可以上溯到胡适在1917年6月19日返回中国途中在火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Sichel)的《再生时代》(Renaissance)一书而得到的「灵感」56,此后相关论说,源源不绝57,直至晚年的《胡适口述自传》里,依旧如是言之58。然而,没有清理胡适如何援引这种以欧洲史的发展阶段来诠释中国文明的历程的「概念变迁」的整体历程,便引征「后殖民论述」的理论观点而予月旦品评,大做文章,恐怕不免是种「理论暴力」。

  同样地,从文化/社会背景讨论胡适这位「一代宗师的抟成」59,我们的认识角度,也该从他引发具体社会影响的脉络里,尽可能地显现原来的历史场景。例如,在广义的学术史上引发重大影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即便得到了章太炎的私下批评60和梁启超的公开批判61,他一度还是自信满满,对于陈源评介「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时62,竟选了《胡适文存》而不是《中国哲学史大纲》,深致不平之情:

  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63。

  证诸这部书在当时的「思想市场」上激起的回响,胡适的「夫子自道」,确实有某种可以立足的「社会基础」。姑且不论众所周知的文史哲专业学人如顾颉刚、冯友兰等的回忆述说64,1910年代中期时分同样就读北大的学生辈,日后非文史哲专业此道中人如周德伟,也回忆说《中国哲学史大纲》让他可以藉而贯穿往昔所读「旧籍」的意义65。又如钱穆这样未曾受过现代大学教育,在中、小学里任教,生命旅途上的文化/政治终极立场与胡适也有着巨大差异的读书人,也曾从其中汲取「思想养分」,钱穆在1920年代中末期写就的《国学概论》里即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评价道,此书「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要之,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66。直到1930年,这部书已然印行15版67,可以想见它在出版市场上的流通程度。待得其它同样主题的著述--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问世,《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流行热度」是否已然降温退潮,尚莫得其详;然而,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起点,各种《中国哲学史》其实是研究者依据不同的思想背景进行传统中国学术谱系的改写过程,并且在各别的改写过程里塑造现代价值体系68,它的「典范」意义,非仅在学术史的世界里足供史家沉吟思索69,它的「社会影响」,也还可以再三玩味。例如,后世史家往往援引与胡适学术地位相当的菁英的述说(如陈寅恪与金岳霖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提出的〈审查报告〉)70,或是依据杨树达留下的齐思和的述说:「美国人......其学哲学者,近皆读冯友兰所著书,不复及胡适矣」71,以做为证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学术地位」渐趋「贬值」的证据;不过,如果从1920年代社会地位仍较为逊色的钱穆的述说或是其印行数量为左证,或可有助于观察它的「社会影响」具体历史实况。

  胡适其它著作的出版数量,也可以做为他的社会影响力的指针之一。胡适的多种著作原先多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72,他的新诗集:《尝试集》,开风气之先,至1953年亚东图书馆结束营业为止,总印数为47,000册,数量远远超过郭沫若等人那部也广受好评的《三叶集》73;另据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工作过的汪原放的回忆述说74,可以将胡适著作的出版数量初步整理如下表75:

  书名 时间 印数(册数) 资料来源

  《胡适文存》 1921年12月15日初版 4,000部 页75

  1922年年底 共印三版,12,000部 页82

  1928年 十版以上(册数不详) 页139

  《胡适文存二集》 1924年初版 4,000部(每部4册) 页103

  《四十自述》 1933年 5,000册 页176

  《胡适文选》 1933~1934年间 4,000册 页176

  其它著作也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五四」人物,其出版情况则如下表:

  书名 时间 印数(册数) 资料来源

  1921年9月初版 3,000部 页75

  《吴虞文录》 1922年年底 共印二版,5,000部 页82

  1928年 五版以上(册数不详) 页139

  1922年11、12月左右初版 3000部 页75

  《独秀文存》 1922年年底 共印二版,6,000部 页82

  1922年初版,至1927年止 共印29,000部(版数不详) 页168

  1933年重印,至1934年止 共印3,000册 页168

  大体而言,胡适著作的出版数量,都超过同代人物。这样的现象,应当可以显示胡适的著作确实拥有一定的读者群,是他能在「思想市场」上充当「青年导师」的「社会基础」76。

  胡适的文化/学术活动,多采多姿,影响所及,非仅只在纯粹的「学院象牙塔」里而已,他还也自觉地/被有所期待地扮演「学术导师」的角色。搭建起社会流动的渠道,竟具体而微地改变了许多边缘知识分子77的生命道路78,使他们有向上跃升的可能。例如,罗尔纲、吴?等知名学人的学术生涯的开展,胡适有提携之功79;透过他所倡议的「整理国故」等类似活动,也让原先没没无闻的知识分子找到可以施展拳脚的天地。像出身于上海大同大学这所非学术主流学校,以《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而使自身名讳留诸学界的支伟成,在1925年时「拟编《民国政变记》及《近三十年学术史》二书」,就请胡适提出意见80。又如,身为「小学教师」的吴文祺81,历数自己如何受到胡适的启发,也想投身于「整理国故」的洪流里,于是「冒昧」写信给他,还拟向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投稿82。自言对于胡适「所提倡的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也觉得实获我心」的吴文祺,于是就「先后写了许多文章在各报各杂志发表」83,他的「努力」,当时多少也得到学界的注意84。历经时光的汰洗,吴文祺的著述犹且持续刊布,传诸后世85。胡适曾自言道,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元培的着意提挈,「他底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86。显然,当胡适身列学界领袖之后,他自觉地扮演某种「学术导师」的角色,而且,不仅适用于如罗尔纲、吴?等日后成为知名学人的身上,对于若干声名不是那样显著的知识分子而言,亦复如是。

  像胡适这样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上有独特地位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历程亦或是人际关系,总有诉说不完的故事87。例如,是否能以胡适和他的朋友为中心,从而创造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类型学88?好比说,提出「胡适派文人集团」这样的概念来概括那群汇聚在胡适这面大旗之下的知识分子89,便是意义深长的企图。但是,如果只从政治立场取向为某些知识分子做定位,就必须注意同一种政治立场的人物之所以能够被贴上这个卷标,究竟历经了什么样的心路转折过程?这样才能够增强论述的力度,避免浮泛的议论。「胡适派文人集团」的成员,当然可以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基本团队;可惜,在时局变幻莫测的二十世纪中国,某些自由主义者有时候一点都不像是自由主义者: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时期的蒋廷黻、丁文江与吴景超,可都不是鼓吹民主、自由这些理想的号手90。这样看来,析论「胡适派文人集团」的政治意见的时候,确实还需要仰赖更精细的个案研讨。

  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从布贺岱(F.Braudel)的著述里得到关于把资本主义「颠倒过来」看(seecapitalism"upsidedown")的认识基础91。相形之下,目前许多精彩的「胡适研究」的成果,其实还停留在把胡适的生命史及其影响「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的层次;至于能够带给我们胡适与他的世界「颠倒过来看」的思想刺激的「典范」,还处于持续形塑的阶段。

  

  四.结论:「胡适研究」形塑「典范」的可能性

  

  胡适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许多深刻的印记。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大量出土,让这个领域的「知识探险」活动,从而创造「胡适研究」形塑「典范」的可能性,应当不再是只是梦想。亦且,「胡适研究」的成果,应当不仅仅只是「学术」课题而已,它应当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价值重估」的资源。然而,「胡适研究」汇集而成的历史图像,如何可能为我们自身进行自我的反思批判,瞻望前景,提供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回到胡适」!是笔者的初步结论。

  胡适自问自答:

  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92。

  在「胡适研究」的领域里,「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则是实践「回到胡适」这句口号的方向。确切资料证据的持续开发和缜密解剖,是胡适开创「新红学」的根基(尽管批评不少,不详述)93;「胡适研究」也应当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从而为胡适的生命史肖像,添上无数笔细腻的彩绘。

  例如,在胡适生命个体的「私人领域」里,他和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EdithCliffordWilliams)长达半世纪的情谊交流,在挖掘与整理两人往来书函这种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终于重见青天94。在学术思想方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竟被学生辈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后来居上」,他自身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则可以从他的英文著述里,得到更清楚的认识。原来,待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英译本出版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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