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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真:他不应该被遗忘

更新时间:2007-05-11 00:22:50
作者: 杜小真  

  

  在历史下面,是记忆和遗忘。在记忆和遗忘,但书写生活是另外的历史。没有终结。

  —— P.利科

  

  在法国二十世纪的哲学、思想发展历史中,一些非法裔的思想家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比如二、三十年代对德国哲学介绍到法国起过决定性作用的科热夫(Kojève)、让华尔(Jean Whal),最早把德国现象学和存在哲学介绍到法国的勒维纳斯 (Levinas)等哲学家,还有让凯列维奇(Jankélévitch)、西约朗( Cioran)…….当然还应该说到五、六十年代以来颇受瞩目的托多洛夫(Todorov)、克莉斯特娃(Cristeva)等…….这些多来自俄国或中、东欧的法国思想家实际上已经与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思想的历史融为一体,他们的名字为法兰西文化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光彩。

  但是,有一个名字多年来很少被人提起。这位学者曾对当今许多重要哲学家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启迪和影响,他的学术成就和曲折的人生经历令人感叹、深思。他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知识界享有盛名的越南裔学者唐.迪克陶(Tran Duc Thao)。

  唐.迪克陶(1917-1993)早年从河内的法语学校毕业,之后赴法国巴黎,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先后就读于路易大帝中学和亨利第四中学。1939年,他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他是有史以来这个思想家摇篮接受的第一位亚裔学生(第二个亚裔学生进入高师要等到三十多年之后,是一位极出色的华裔女性,以当年第一名的成绩入校。她就是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程艾蓝 )。1943年,迪克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法国大中教师学衔考试。唐.迪克陶和当时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一样,热衷于左派革命运动。他在学校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明确地支持越南在印支战争中的态度,为此他还进过监狱。

  唐.迪克陶是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早在四十年代初,他就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与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梅洛.庞蒂一起在1944年亲赴比利时卢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因为这里保存着从纳粹重压下抢救下来的大量胡塞尔未发表过的珍贵手稿:这多亏了比利时青年学者万.布雷达(Van Breda )神甫在胡塞尔逝世(1938年)后不久冒着危险去弗莱堡,从胡塞尔夫人家中得到的。胡塞尔夫人害怕这些珍贵手稿会遭厄运被烧毁(因为,那时胡塞尔大部分的重要论述都尚未公开发表),而且她自己也要离开德国去美国避难。布雷达向胡塞尔夫人建议由他负责把这些手稿带出纳粹的德国。胡塞尔夫人于是信任地把约4万张手稿托付给了布雷达。在比利时驻德使馆的帮助下,这批手稿被装进外交文件箱,由有宗教身份掩护的布雷达细心护送,从弗莱堡辗转到达柏林,然后又从柏林最终被安全地转移到卢汶。这个功劳在现象学历史上真是可圈可点。而胡塞尔的两个学生欧仁.芬克和路丁.兰格瑞伯马上就开始了整理、誊抄工作。卢汶也从此就成为了世界各地的现象学者查找资料、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迪克陶这次卢汶之行还带回了部分胡塞尔的手稿誊抄件回巴黎,为法国现象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根据。

  应该说,德国哲学,特别是德国现象学进入法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国哲学改变了法国哲学的面貌。从勒维纳斯开始,梅洛.庞蒂、萨特、利科等一代学者都是从现象学起步的,他们对德国哲学的阐释和论说奠定了法国现象学研究的深厚基础。直到今天,谈到法国现象学运动,人们会很容易地说出《整体与无限》、《知觉现象学》、《存在与虚无》等书名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但一部同样重要而且可能与法国现象学运动发展关系更加紧密的著作现在却鲜为人知。那就是迪克陶在1951年发表的著作《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1998年夏,笔者在巴黎见到法国当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曾提起过唐.迪克陶的名字和他的这本书。德里达先生首先对现在有人(还是亚洲人)提到迪克陶感到意外。然后,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和他的许多从现象学开始哲学生涯的同代人都受到过迪克陶的《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这部著作的影响。在德里达的第一部著作《胡塞尔哲学的起源问题》(Le Problème de la genès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1962年,这是他的博士论文,这部早期著作实际是研究德里达思想的一个入口,是了解德里达哲学发展不可不读的重要论述)中,德里达曾多次由迪克陶的这本书引发评论并提到他的其他一些文章。在1999年出版的德里达最新的一本访谈录《关于言语》(《Sur Parole》,法国文化台曙光丛书)中,德里达也谈到,他最早的现象学研究就特别注重科学对象和数学问题,他从现象学中感到了提出科学和认识论问题的必要性,而《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使他受益非浅。

  《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是他从四十年代开始从事德国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的结果。在这部书中,唐.迪克陶要指出现象学是唯心论的最后形象,不过是怀念实在论的唯心论,他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极力要为现象学奠定一块唯物论的基石。特别是这部书的第一部分被公认为是当时对胡塞尔想象学的原则及其发展的最深入的理论分析之一。这部分的写作始于1942年,用迪克陶的话说是“立足于纯历史的观点,而且立足于胡塞尔思想本身的视角”。这部书的第二部分则完全立足于辨证唯物论,依靠动物心理学和经济历史的材料,提出一种有关意识根源和理性生成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辩证唯物论,目的是要在革命斗争中从哲学观点确立政治和人类的介入,德里达后来认为这是“经验批判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出色统一”。这些思考本身都相关于当时法国知识界、甚至可说相关于哲学内部的许多重要的争论。

  《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正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时代,是革命、介入的热情的时代。迪克陶强调行动的优先地位和劳动的最高价值,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现象学,这符合当时知识界的主要倾向,故而一些评论称《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为“令人震惊”的作品,它观点的大胆和陈述的清晰都足以使之列为“经典”。许多学者纷纷对之作出各自的反应:梅洛.庞蒂、罗兰.巴尔特等都写了文章,利科也在《论现象学》中发表了评论,这些评论都对迪克陶的著作予以高度评价。不过,利科在肯定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后,批评了迪克陶把“实践劳动”视为一切的极端观点,是“……要让实在劳动的结构成为全部语言意向性的根源,并由此产生逻辑理性的全部建构”。利科的评论甚至引起《精神》杂志内部的一场争论。

  随着《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的影响,迪克陶在法国学界被看好,他完全有可能象二、三十年代那些流亡到法国的知识分子那样在法国从事哲学研究。但是,这位越南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却选择了另一种道路,也由于这种选择,决定了他的另一种命运。1954年,他的祖国获得独立,他义无返顾地回到河内。他在1956年开始担任河内大学历史系的主任。但是,他的教学生涯只延续了二年:他很快就被赶下课堂,因为,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个特殊小集团的“头子”。为生计所迫,他不得不作些翻译。迪克陶后来直至1992年的情况,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但我们从我们的那一段历史可以想见这位在异乡做出过那麽多文化贡献的爱国知识分子、优秀哲学家可能受到的对待和可能承担的苦难。从此,他的名字就消失了,绝少有人会谈起他…….

  但是,迪克陶的故事却悲剧性地结束在他曾经辉煌过的巴黎。三十八年瞬间而过,其间风雨沧桑不堪回首。1992年,迪克陶回到法国。曾经与他熟悉的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萨特的亲密战友德桑第(Toussaint Desanti)把他介绍给了哲学家马尔谢斯(T.Marchaisse),因为马尔谢斯为著名的色伊出版社主持了一套哲学丛书。在与马尔谢斯的谈话中,他解释了他来欧洲的原因:他说他在80年代支持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苏联第一号人物的离去引起了越共中央领导的变化。他所代表的路线立刻就受到批判,于是,“那些人”就要他去法国接受审判。于是他得到一张去巴黎的单程机票,他要在巴黎接受由法共党员组成的审判庭的审判。“一切按程序进行,我可以讲话,我长时间地为事业辩护。不过,我审判前就已经失败……我象一个叛徒被判罪并被驱逐……”他说,他在判决后接到越共的一封信,被告之他的所有财产已被没收,他知道他失去了一切。他踯躅街头,衣食无着,无依无靠,困顿巴黎。看来,他是要在巴黎度过他最后余下的时日…… 马尔谢斯记录下了迪克陶上面的讲述,但这份资料并没有公开发表。这究竟是一个专制恐怖制度造成的妄想,还是真的有过从莫斯科到巴黎的对一个越南人的审判,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马尔谢斯说,这更是因为“迪克陶的时钟停在了50年代初”。在谈话中,迪克陶流露出想见见他信任的为数极少的几个哲学家中的一个:利科。马尔谢斯马上写信给利科,并安排了迪克陶与利科的会面。不久,马尔谢斯接到了利科有关的信件,信中,利科不无痛心地这样说:“我几个星期前见到了唐,这次会见让我震惊。我不知道在无论如何已被恐惧和谎言腐蚀的关系中什麽是虚构,什麽是真的……我感到这是一个受到过死亡威胁的人……我不知道,我们能给予他什麽真正的帮助…….”笔者在1999年在巴黎与利科先生会面时也谈起了迪克陶,谈起了这次会面,利科先生也是对有人还记得迪克陶感到意外,在回忆他与迪克陶的会见时,我看到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无奈的神色。他说:“我真想不到他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他说的什麽是真,什麽是假,太可怕了!”

  在利科与迪克陶会见后不久,即在1993年的春天,那个象影子一样来到巴黎的迪克陶象影子一样离开了巴黎,这次他是永远的离开了。迪克陶在四十年之后回到巴黎结束了他的一生。

  利科先生今年9月出版了可能是他的封笔之作《记忆、历史和遗忘》,在这本书中,利科先生说在历史之下的是记忆和遗忘,在记忆和遗忘之下是生活。面对迪克陶的个人生活的历史,我真不知道这部叙事该如何书写。我只知道,那个在巴黎曾为亚裔学生增光的唐.迪克陶,那个在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立过功绩的迪克陶,那个曾让德里达等著名学者如此敬佩的迪克陶真正地消失了,连同他那充满秘密、永远无法知晓的人生的后四十年……而唯一留下而不可能被遗忘的是他的作品,是他那本《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

  

  200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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