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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试析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

更新时间:2007-05-04 19:28:00
作者: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文化分层与经济分层错位的现象就变得十分普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文化破碎”。自古以来,高品位的文化当然容易与士绅阶级联系在一起,结果,在打碎士绅阶级的同时,高品位的文化也被打碎了。尤其是在“文革”中,试想如果连“旗袍”、西装、高跟鞋也要毁掉,哪里还有高品位的服饰文化呢?改革27年来,我们确实恢复了很多高品位文化,但是,文化的建设需要“练内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其次是“文化张扬”。中国的富人阶层正在出现,这并不是坏事情,但是,由于时间太短,一些富人阶层仍然具有“暴发户”的特征。他们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的财富,在文化的外在符号上尽力张扬,比如,用豪华轿车张扬富裕,宾利、法拉利、悍马、劳斯莱斯等牌子的轿车成为他们竞相争购的对象,据报载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牌轿车在中国18个月内售出82辆,售价高的上千万元一辆。此种张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表现为“纸醉金迷”的特征,与中国的国情十分不协调。再次,“文化拾人牙慧”。由于自己的文化破碎了,于是就模仿外来文化,引入外来文化本是好事情,但是,在太短的时间内大量引入,不辨优劣、鱼龙混杂,结果将负面因素也当作好东西引入。最后,文化复古。由于文化破碎了,一时找不到替代物,于是就从老祖宗那里寻找,文化复古也不是坏事情,但是,要复古首先要读懂古代的文化,如果根本就不懂古代文化,结果把一些糟粕也当作好东西来恢复,那就是坏事情了。

  第七,社会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社会关系,可惜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论构建和理论总结,反而是西方学者提出了系统的社会关系理论。从理论脉络来看,在社会分层中最早重视社会关系资源的有沃纳(W.Lloyd Warner)等人。他们在《美国社会阶级》(Social Class in America )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对于进入上层社会的重要作用等。当然,如果就社会资本概念溯源的话,也有主张追溯到布迪厄的,他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资本随笔》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⑥。科尔曼(JamesColeman )则认为,“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⑦此外,格兰诺维特(Mark S.Granovetter )和林南(Nan Lin )等人则更注重于实证的研究和对于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等等。

  其实,论起社会关系,在实践的层面上,中国最为发达。改革20多年来,在中国社会分层关系发生巨大变迁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渠道,大多是通过“熟悉人”关系、社会网络、社会圈子等。笔者在这里使用“熟悉人”一词而没有使用“熟人”一词,因为前者涵括了所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而后者仅仅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在此,有必要对于笔者所使用的“熟悉人”概念做一点解释。“熟悉人”特指在中国的场景下,因多种社会联系而形成的具有比较频繁社会互动的社会关系群体。⑧传统上,人们常说中国是“关系社会”,而“熟悉人”就是对于我国的“关系社会”的概括。在中国,“熟悉人”是社会信任的基础,社会信任则是社会成员能够相互联结、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费孝通先生曾经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关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结构。笔者所说的“熟悉人”与“差序格局”是一致的,差别仅在于解释的向度不同。“差序格局”是解释中国人以己为中心而形成的像水波纹一样“近强远弱”的社会关系结构;而“熟悉人”是解释中国人相互联结的本质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场域里,“熟悉人”对于资本、资源、财产、收入等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的本质就是人们或人群利益关系的调整。在不同的社会里,利益调整的渠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熟悉人”就是利益调整的重要渠道。

  “熟悉人”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亲属关系。中国社会历来重视亲属关系,传统中国社会是家族、宗族型社会,亲属关系的队伍十分庞大。亲属关系是社会信任、社会团结的主要纽带。正因为如此,责任也是连带的,于是才有所谓“诛九族、满门抄斩”,被视为最严酷的处罚。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是以小型家庭为主的,但是,家庭、亲属的社会纽带作用仍然十分突出。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里,当众多的业缘关系随着企业、单位的转制而解体以后,传统的社会纽带和信任关系瓦解了,于是亲属关系作为社会依赖、社会信任的地位有所上升。90年代末,根据全国的调研数据,笔者对于失业下岗的研究曾经发现,职工失业下岗后,生活来源的主要依靠,排在第一位的是家庭成员和亲戚,其他关系和因素的比例都远远小于亲属关系。同理,在转型中,当家庭某一个成员获得巨大利益后,他往往会将资源在亲属内部再分配,因此,亲属关系也就成为改革以来物质利益再分配的重要渠道。譬如,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私营企业里,老板多是将最重要的经营管理权托付给亲属来控制。以上仅以亲属关系为例,说明中国“熟悉人”的体系是怎样调节利益分配的。至于其他的“熟悉人”,比如老同事、老战友、老首长、老部下、老乡、老同学等等,也莫不如此。

  总之,在转型时期,“熟悉人”关系对于分层的影响,同时存在着两个方面:聚集财富的作用和分散财富的作用。在聚集财富方面,特别体现出了“关系就是财产”的特点。一些人通过“熟悉人”关系获得了各种具有垄断型的特权,比如土地使用“批件”、获得各种特殊的经营许可证等。通过“熟悉人”来聚集财富,手法十分隐蔽,能够钻很多法律的空子,表面看来是公平竞争,实际上是资源为极少数“熟悉人”群体所控制。而且,很多的腐败、贿赂、回扣、资金返还,也是通过熟悉人实现的。当然,“熟悉人”也有分散财产的作用。如前所述,一些失业下岗人员从家庭其他成员、亲属那里获得救助,就是分散财产的重要例证。那么,“熟悉人”究竟是聚集财富的作用大?还是分散财产的作用大呢?这当然需要实证的数据证明。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假设,即亲属关系所起的作用,还是以分散财富为主的。

  我们所承继的是毛泽东革命时代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该结构的主要特征是阶级结构被打碎了。这样,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在社会组织中,社会网络均表现为较强的成员异质性,即同一个社会网络里有处于不同地位上的社会成员。改革20多年来也没有能够改变成员异质性的特征。比如,在同一个家庭里,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却下岗了。正因为如此,中国家庭内部常常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交换资源。当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经济地位差异时,常常是父母出面进行再分配。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在其他社会很少见到,这是中国“熟悉人”社会的经济资源再分配的一种特殊途径。这一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的危机。

  第八,因社会声望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分层群体。这是一种主观分层模型,社会学历来重视主观评价对于社会地位的影响,这是有道理的。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或低,必须要得到别人或公众的认可,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可,他的所谓社会地位也就失去了意义。比如,社会上有一些所谓“暴发户”虽然赚了很多钱、经济地位很高,但是不被上流社会认可,结果就进入不了上流社会的圈子。

  传统的主观分层模型的主要代表有沃纳(W.Lloyd Warner )等人,亦称沃纳学派(Warner school )。沃纳与伦特(P.S.Lunt)、米克(Marchia Meeker)、伊尔斯(Kenneth Eells )等人在1949年发表的《美国社会阶级》一文中提出了主观的阶级模型。他们采用了社区居民相互之间声誉评价的方法,提出了六个阶层的观点,即上、中、下三个阶级各自分为两层,六个层为:上上层,下上层,上中层,下中层,上下层和下下层。

  帕森斯也是主观分层的倡导者,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是由他人的评价决定的,而这种评价是根据这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程度决定的。⑨所以,主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第一位的,而经济的地位是第二位的。此外,特雷曼(Donald Treiman)也是专门研究声望分层的,他用数据证明,世界各国对于职业声望高低的评价非常接近,也就是说,职业声望的排序并不因各国文化之不同而发生差异,并解释说这是因为社会结构相似所致。⑩

  声望地位与经济地位常常是不一致的,比如声望地位很高的人财产地位却可能比较低,对于这种不一致的情况,社会学称之为“地位相悖”(status inconsistency)。改革前期(1980年代),中国社会曾出现了“脑体倒挂”的现象,就是指声望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收入地位很低,结果引发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又如,山西煤矿主的一些“暴发户”到京城来狂购豪华轿车,虽然财产很多,但是声望地位很低,被人们嗤之以鼻。同一个社会群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声威地位也会是不同的。另如,传统中国社会里老人的声望地位高,在村庄里一些争端常常是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裁决的。而改革以来,村庄里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农村精英,在流动中获得了较大的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和文化资源,因而在村庄中的声望地位有很大上升,甚至超过了老年人。

  改革以来,我国的声望地位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目前我国存在着“冲突型”的职业声望评价,即对于同一种职业的评价产生重大分歧,声望评价的“标准差”很高。数据显示,我们的职业声望评价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职业声望评价有着明显的差异,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低于多数国家,冲突性的、分裂性的职业声望评价高于其他国家(11),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传统的观念体系解体,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还没有形成,于是声望评价失衡。所以,声望分层的优点是能够反映社会心态,表现出真实互动的社会成员的地位评价,缺点是很不稳定。

  第九,民权资源的分配。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西方概念。社会学认为民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公民权利,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和自由行动等权利,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第二,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第三,社会经济权利,包括享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权利等。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omasH.Marshall )在其1950年的著作《公民、社会阶级等论文集》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马歇尔认为,早期社会,民权资源是阶级区分的重要标志,有公民权的与没有公民权的、有选举权的与没有选举权的是不同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一般的公民权利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级,既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权就成为各个阶级共享的资源。批评者认为,马歇尔是过于乐观了。民权资源在社会阶级、社会群体中的分布仍然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分层差异还是明显的。

  民权资源分配所造成的社会分层对于中国是否有意义呢?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十分注重身份等级的社会,身份等级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在共和制建立以前的时代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共和制建立以后,确实产生了矛盾,一方面按照宪法的原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民权资源又确实不是平等分配的。直到今天,民权资源在中国公民中的分配也是有巨大差异的,这方面的例证最突出的莫过于户籍制度了。户籍制度将中国的公民按照他们的户籍登记地而区分为享受不同公共资源的区域群体,人们在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当然出现了民权资源的重大差异。更突出的一个事例是,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以前“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所谓“三无”人员(主要是外来农村人口)是可以被关押在收容所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虽然这个《办法》与宪法的民权原则相抵触,但是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社会所认可。所以,研究民权资源的分配,对于我们确实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十,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的分配。研究的是由于资历、教育、工龄等的不同而产生的分层现象。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是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贝克(Gary Baker)等人,他们的研究大大扩展了物质资本的内容。科尔曼(JamesColeman )认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不同的,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人力资本存在于一个人的自身之内,并认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相互补充。(12)由于人力资源的差异而造成的分层地位的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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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06年第4期p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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