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是一个由独立、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外争独立、内争民主的伟大斗争的时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八十年，中国的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激烈变动，社会思潮的新陈代谢十分迅速，各个阶级和各派政治力量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都有过充分的表演。近代八十年的历史进程中，究竟哪一个阶级充当了时代中心的角色，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时代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 [1] 弄清这个问题，不仅对于正确理解八十年历史的基本线索，而且对于正确评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繁荣近代史研究，我们试就若干问题谈些粗浅的意见。

　　 一

　　 关于时代中心的问题，列宁在1915年2月以后所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写道：

　　 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而且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时代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 [2]

　　 列宁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波特列索夫《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一文中混淆不同时代的不同要求，偷运机会主义私货而写的。上述这段话即是全文的论旨所在。这段话阐明，要认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极其重大的事件，首先必须认清产生这些事件的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要认清时代特征，则应抓住哪一个阶级是时代的中心。细读列宁这篇文章，我们体会关于时代中心的命题，本质上是要人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正如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3]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按其性质，通常被列入资本主义范畴。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这类国家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都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时代特征和历史要求的一个基本点。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它有着与古代中国相区别的一系列特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把它概括为六个方面。我们理解这六个方面，尤其以政治上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和经济上发生了资本主义两个方面最为重要。它们构成了近代中国区别于古代中国的基本特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 [4] 毛泽东同志在论及近代史时，也正是强调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主义对中国实行双重压迫，使得中国在政治上外缺独立而成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内缺民主而深受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5] 因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以争取人民民主，也就成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要求。

　　 自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就以大无畏的反帝爱国斗争回应着历史的要求。但是，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如何有效地反抗侵略，中国人民对此却几经摸索，付出了巨大代价。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出于宗教原因，把西方侵略者称为“洋兄弟”，主张“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只是在外国侵略者刀兵相加之下，才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反击。 [6] 宗教思想中引不出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义和团自始至终以反帝爱国为己任，敢于藐视帝国主义，宣传“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为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 [7] ，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伟大气概。但是义和团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洋人和沾了洋字边的一切东西，甚至以“扶清”去“灭洋”，同样反映出他们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模糊。单纯的落后的排外不能战胜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提出了“文明排外”的主张。从陈天华对这个主张的详细解释中可以看到，其基本点是区别对待。即区别平时与战时，侵略者与一般外国人，持枪战斗者与俘虏、投降者，以避免重蹈盲目、单纯的排外行动。 [8] 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到辛亥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相连，构成了近代中国反帝斗争的基本脉络，从“洋兄弟”到笼统排外到“文明排外”，显示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认识逐步提高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但却为尔后现代史上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进入理性认识阶段，积累了必要的感性材料，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反对帝国主义，除了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作殊死斗争外，还有一个学习敌人长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任务。自从地主阶级改革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来，向西方学习一直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思想命题，它的基本点不在“师夷长技”上，而在“制夷”上。方法服从于目的。学习西方是为了反对侵略。因此，并非所有“师夷长技”的政治力量都可以列入爱国反侵略的行列。只有师夷为了制夷，才是当时历史的迫切要求，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魏源提出的这一命题才闪烁出光辉而成为影响至巨的主张。

　　 时代的变化，使得近代反封建斗争有着不同于古代中国的要求。

　　 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武器去批判封建主义？如果说农民的平均主义曾是古代反封建斗争中最革命的思想，那么，在世界范围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时代，在中国已经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平均主义虽然仍然有着一定的作用，但却日益显得陈旧了，它不可能给中国指明出路。农民的民主主义不得不让位给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之必然。诚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敌不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同盟，它也要败下阵来，让位给比它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近代八十年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却是被先进的中国人作为解剖刀和投枪使用来反对封建主义的。

　　 另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反对封建的清王朝？近代八十年中出现过一大批立志改革、不怕流血牺牲的志士仁人。他们对封建弊政的揭露批判，曾经在“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中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们愿为变法而流血，“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 的无惧无畏精神，深深地激励着后来者，他们提出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主张，对封建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也有冲击作用。在国将不国、神州陆沉的情势下，揭露封建弊政和立志维新改革，都是爱国进步的行动。因为救亡图存的本义，原是立于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清王朝外而勾结帝国主义，实行投降卖国政策，内而专制独裁，实行阶级压迫和种族统治，早已自绝于人民。指望这样的政府改革自救，历史证明此路不通。于是维新不得不让位于革命。到20世纪初年，中国人终于喊出了“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的时代最强音。

　　 以上两个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中国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近代各个阶级和各派政治势力都做过回答。地主阶级改革派向往着中国回到三代之治的“盛世”，认为“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 [10] ；地主阶级洋务派以练兵制器为自强之道，希望中国回到“康乾盛世”，让清王朝得以“中兴”；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希望建立以25家为单位，“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境界；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拟出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方案；革命派旗手孙中山提出了“创建民国”的政治纲领，设计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各项步骤。所有这一切，只有“创建民国”的主张在八十年斗争史中得到了实现，武昌起义的炮火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虽然，在尔后，民国成了一块空招牌，人民照旧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中国资产阶级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经过辛亥革命洗礼，中国人民要民主不要封建专制，要共和不要君主独裁，毕竟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经济结构上与封建中国相比，除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外，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的资本主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十分有限，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很大的能量，并且日益显示出进步作用与重大影响。自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机器工业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呱呱出世之后，中国社会再也不是封建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成了时代的要求。19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从大梦中苏醒。改革封建弊政以振兴工商实业，成了中华大地上日趋奔腾的潮流。集资办厂不再被斥为取利忘义的小人行为而被誉为从事实业救国的义举。甚至像张謇这样的一科状元，也毅然弃宦途而营工商。根植于小生产基础上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极大冲击，而投身于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事业，成了当时的爱国行动。如果说，封建时代的中国，曾经以“重农抑商”和防止土地兼并、鼓励农政作为发展封建经济的杠杆，那么，近代中国则是以自然经济瓦解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作为衡量社会前进的尺度了。时代发展的方向显然发生了不同于古代的根本性逆转。

　　 当然，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由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新式工业而产生的。它既不同于欧美国家，也不同于受殖民统治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带上了半殖民地国家具有的“过渡性”和“中间形式”的特点。列宁曾经指出：

　　 至于“半殖民地”国家，他们是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对于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典型的“中间”形式。 [11]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上为了避免沦为殖民地而要做殊死的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