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和历史的概念:一个实验性的跨文化对话
【编者按】欧盟正在主持编辑一本实验性的跨文化学术字典,欧盟驻华大使郁白先生为项目负责人,人类学家阿兰·乐比雄(Alain Le Pichon)、语言学家廷卡·莱希曼(Tinka Reichmann)、社会学家黄平、哲学家赵汀阳为联合主编。这本《跨文化误解字典》主要包括欧洲和中国思想中一些容易引起误读的基本概念。方法论是,对基本概念进行个性化的专业深度解读,相当于短论文,并非一般字典的语文解释。结构是,每个概念都有欧洲学者的论文+中国学者的论文+互读后补充评论。本文包括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ois Hartog)和赵汀阳关于时间与历史概念的一组解读,是为该字典准备的初稿,与字典的最终版本有些出入。在这里发表也是征求批评之意。阿赫托戈是法国当下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提出了“历史性的制式”理论。这里的短论文为首发。双方作品原文均为英文,阿赫托戈的文本及双方的补充评论由贾祯祯译为中文,赵汀阳的文本由王惠民译为中文。
摘要: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和赵汀阳两位学者分别从西方和中国的概念系统与理解方式出发,讨论了时间和历史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与其核心问题,以及理解时间和历史的概念坐标,包括时序(chronos)、时机(kairos)与危机(krisis),占卜与史诗,昔与来,古与今,开端与作。
关键词:时间;历史;跨文化
西方的“时间”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尽管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事情,但不同的人类团体——无论他们身处何方,以何种身份——都从未放弃寻找理解它的方式,甚至想将其规驯。圣奥古斯丁(354-430)常为人引用而至今著名的沉思,最终达到了取代对时间进行反思的结果,就是说,他免除了“到底何为时间”的疑问。他说,对于时间,谁能给出简洁的解释呢?谁能用语言阐释它,或用思想捕捉它呢?我们的言说唤起的是什么?又是什么比时间更令人熟悉和为人所知?……什么是时间?如果无人问我,我尚且知道;如果有人问我,我便不知了。那么,该如何来阐释时间所构成“绝境”(aporia)?这里的“绝境”即为字面意义:无路可通。理解时间的一个常见方式是设定关于生命有限的人类之短暂时间经验的对立面,而达到关于至上者、不朽者、神圣者的永恒不灭的时间观念。众多宗教、神话学、宇宙论便建立在这一思想裂隙之上。
因此,希腊神话中存在一个置于宇宙起源之初的原始时间之神克罗诺斯(Chronos),这是奥尔甫斯(Orphic)神谱中的情况。“时间”因而被神圣化为一个“不会老去”的事物,不灭不朽。作为一条统一与永恒的原则,它表现为对与之相反的人类时间的彻底否定。人类时间是变化的,它消失、湮灭并导向死亡。对于阿那克西曼德——一个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学派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来说,克罗诺斯并未被神化,但是存在一个与正义相关的“时间秩序”。他写道,事物依据必然性代代毁灭,依时间秩序公正对待彼此并修复不公。时间与正义不同,但它即使不是某种媒介,也至少是使正义展示自身并使不公被修复之物。这里我们能够把握到作为判断的时间周期的第一个开始。这一设定中有关时间与正义的关系,将为许多世纪之后,“历史”作为世界法庭观念之可能作出贡献。即使在阿那克西曼德与黑格尔之间,也有着一整个基督教时间的组织结构,并在最后的审判中达到顶峰。
此外在希腊,克罗诺斯仍是一个混乱之所或显露误解之处。一方面克罗诺斯(Chronos),作为时间,他的词源未知;另一方面,克罗诺斯(Kronos),作为一个神话人物,他是乌拉诺斯和盖亚的儿子,并以阉割其父亲(应其母之明确要求)而闻名。他因此获得权力,与瑞亚结婚,并自此开始小心谨慎地吞食其刚出生的孩子,以免反过来被其中一个废黜。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剩余部分,宙斯最终让他经历他留给其父亲的相同命运,并因此而成为众神与人的主人。我们身处最高权威的神话语域,这一语域与时间无关或仅消极相关,因为吞下自己的孩子是中断它的最好方式。然而,时间克罗诺斯与神话人物克罗诺斯之间的混淆仍然发生了。作为一般时间的克罗诺斯,持久地被视为那个吞食或掠夺的人,以土星的面貌吞没他的孩子或以时间老人的形象手持镰刀。
希腊人又对时间进行了一次趋向行动的非常重要的划分。是的,他们把时间分为时间克罗诺斯(Chronos)与卡伊洛斯(Kairos),前者为一般时间,指流逝的与可被度量的季节之类;后者为意想不到的时间,包含可被把握的时机、利好时刻和决定性瞬间。知晓如何明智调动克罗诺斯与卡伊洛斯是成功行动的保证。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别,此差别并非本体论的,而只是质性的不同。从一般印象上说,卡伊洛斯是转瞬即逝并非人人可以察觉的机会窗口,否则拿破仑便不会赢得奥斯特里茨战役!在第一组区分之外,希腊人又添加了第二组区分,这一组范围更为有限,由卡伊洛斯(Kairos)与克里斯(Krisis)组成,希波克拉底医学派尤其精于此道。首先,克里斯指判断。从该概念在疾病上的应用来说,这意味着指明病程朝向好或坏的改变时刻,它取决于医生知道如何定义“最关键的日子”,同时知道何时是对其进行干预的利好时机。在卡伊洛斯与克里斯之间,存在着语义的近似。
如今这三个概念从希腊世界传到了《圣经》被译为希腊语的世界。如我们所知,《圣经》是三大启示宗教即“经书宗教”(亦称“亚伯拉罕宗教”)的基体。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犹太先知和《启示录》,便不会有《新约》和基督教时代。同样,如果没有这些经书以及公元7世纪生活在阿拉伯地区的犹太教、基督教及多神教的崇拜团体,便不会有伊斯兰时代和《古兰经》。
为了只遵循基督教时间,《新约》的作者们为了自身目的接受了这三个概念,并加以修改。如果时间克罗诺斯保留了普通时间的观念,克里斯则通过命名最后的审判或主的日子、通过被指定为卡伊洛斯,而被给予了更强烈的意义。在犹太教的《启示录》中,在将正义与邪恶永远分开的审判之前,是《启示录》中的末日动乱。第一批基督徒,一个小的犹太末日教派,以弥撒亚已经到来之故,继承了这一体系并深刻地改变了它。时间克罗诺斯没有改变,克里斯也没有改变——最终序列确实是天启、审判与时间的终结——但卡伊洛斯变成了核心概念。事实上,卡伊洛斯被指为道成肉身的时刻。基督是这一时刻,甚至是卡伊洛斯本身。他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事件,那个切进一般时间并将其彻底变成一个新的时间的事件。时间转变为以基督为中心的时间,并愈演愈烈直至基督成为世界时间的核心。这一进程的结果便是,克罗诺斯即一般时间,被挤压在了道成肉身与近于审判的两大边界之间。在两者之间,只有当下,没有真实的历史。因为如果一切尚未完成,一切便已然完成。因此有必要被转变、被觉醒,为即将到来的末日做好准备。伴随这三个观念的崭新序列而来的,是一个历史性的基督统治的具体成形,它可被定义为一种末日的现世主义。道成肉身开启了时间的终结,奥古斯丁认为它开启了世界的暮年并等待着时间与世界的终点。这个令人恐惧却期待的终点,只有上帝知道其具体时刻,所有的猜测都须被禁止。然而,猜测从未停止,教会也从未停止对其加以谴责和严厉镇压。
在不同人类社群所使用的时间与历法的巨大多样性中找到定向,第一步便是建立共时性——这一战斗是与另一战斗同时进行的,这位君主与另一君主同时在位,等等。这是第一批希腊编年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任务。因此,通过确定奥林匹克胜者的名单,他们建立起一个共享的时间度量工具,每个城邦都可将自身置于其中。这是泛希腊的,不是任何人的财产。基督徒需要做的工作更多。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同步性的问题,还是同步化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基督占据着过去、未来所有时间之同步协调者的伟大地位。道成肉身之后,一个彻底不同的新时间得以开启,它的使命在于通知所有其他人,无论他们在哪,无论他们是谁,都须被通知。并且,这一时间必须持续至恰在末世动乱之后的最终审判日。这便是为世界历史所设置的那两个限制。
在公元2-10世纪之间,这一新的时间观念逐渐征服了罗马西部,包括之前继承它的一些王国和部分欧洲大陆,从公元16世纪开始,它继续殖民到世界其他各处。那些传教士,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是基督的使徒,但同时也是这一时间结构的使徒。通过传播基督,他们带来真正的时间真理。依据基督教时间,人必须真正理解一种被祈祷和日课所强调的日常纪律和一种历法(首先是礼拜仪式的),同时也须真正理解一种普遍的年表与历史神学。转变世界即为时间的终结而工作。
在这一简短的西方时间观念谱系中,我们必须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腾出空间——这就是14世纪的机械时钟。想要精确地知晓时间本是不自然的,但事实是15世纪的城市和修道院皆配备了时钟。对布洛赫(Marc Bloch)来说,度量时间的进步构成了一种真正的文化革命。那么,这是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想的从“教会时间”过渡到“商人时间”的阶段吗?未必,因为教会这次并未拒绝使用时钟节拍来分割并计数日夜。比如在中国,尽管经过利玛窦努力,机械时钟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好奇,但它仍被视为一种“复杂的怪物”。17世纪一本中国的小册子写道:“彼之钟表远逊吾人漏壶,钟表难制,易显乖差,岂不糜费?”小时的概念对于工作的组织尚不重要,遑论分钟。
接下来便是关于克罗诺斯即一般时间如何逐渐逃离它的两个守卫者——卡伊洛斯与克里斯,即道成肉身之时与审判之时——而获得自主权,并随着现代时间观念扩张其版图至整个西方世界及其之外的方式问题了。我在这里只保留两个特性。如果克罗诺斯逃离了卡伊洛斯与克里斯,它们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可以说它们能够在时间克罗诺斯的控制与为之服务下持存。事实上,现代派用它们来思考时间的断裂,从革命开始,他们发展出一整套对于危机的分析,时至今日仍然相关。此外,18世纪末,现代时间观念中确实遗留了《圣经》年表的桎梏。传统的六千年时间已经站不住脚了:地球的过去必须以数百万年计,未来则朝向无限前景而展开。这样的时间尺度只会削弱道成肉身与大审判的两大里程碑,在保留其神学意义的同时,它们在其长期统治的一般时间领域失去了它们的地位。然而对于所有那些有点“开明”的人来说,它们离开了历史进入了寓言。从那时起,现代历史政权具备了成功的可能性。1793年,法国的革命者致力于建立纯粹的共和党的新时代与新历法。如我们所知,革命失败了,但历法保留了下来。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人们对时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时间克罗诺斯试图扩展它的帝国。由此,1884年华盛顿特区会议最终导向了这一决议:人们决定使用格林威治子午线作为建立统一世界时(GMT)的基准子午线,并将地球划分为24个时区。这项筹备已久的、进展缓慢的、引起抵抗的行动,由美国、加拿大与英国发挥主导作用。因为被孤立,法国最终只得放弃“他们的”巴黎子午线。格林威治子午线成为了时间的同步协调者。此后每个国家都可以建立自己的时间,每个自己的时间同时也是所有人共同的时间。理论上任何一条子午线都可以作为基准,但恰巧格林威治子午线、那个穿过当时统治帝国势力中心的子午线被选中了。换言之,这个统一的、平均的时间从根本上说是西方的,甚至英美的时间,即便它是以其“实用性”与“现代性”为名义进行推广的。
同年,历法改革方面也进行了很多工作。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成立了很多项目。20世纪20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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