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帝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出发，基于地缘空间和文明形态将香港定位为中国立足大陆面向海洋世界、面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边疆，提出“以边疆为方法”的跨文明研究方法，展现边疆地带对于文明中心的能动建构意义。边疆不仅可以推动文明中心吸收外来文明来丰富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边疆对于文明中心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会不断刺激、挑战乃至摧毁停滞腐朽的文明中心，推动文明的自我革新。基于这种研究路径，本文认为，所谓香港人心回归的“深层次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传统、中国文明传统和社会主义文明传统在香港交织、斗争和融合的产物，香港文化精神的“去殖民化”需要指向中国文明未来建构的更大视野。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香港为方法”，高度重视香港作为新边疆在中国文明未来建构进程中的积极能动的战略定位，并以此开辟“一国两制”的新篇章。

　　 【关键词】 一国两制,跨文明,新边疆,以香港为方法

　　 2022年7月1日，在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期节点上，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郑重宣布“一国两制”方针，“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这是自邓小平宣布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之后，国家最高领导人进一步做出“一国两制”将长期不变的政治承诺。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主要是为了解决香港人的“信心”问题。然而，“五十年之后”怎么办？虽然邓小平当年提出“五十年之后也不会变”，①但毕竟只是期望，而没有变成正式承诺，以至于随着“五十年不变”中期节点的到来，香港社会不断争论“五十年之后怎么办”。这种预期的不确定所引发的对香港前途及家庭个人命运的担忧也不时冲击着香港人内心，加剧了香港在“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中形成的“海外游子”的漂泊感。特别是中央采用霹雳手段迅速结束香港乱局，在香港引发巨大震动，不少香港人因为不了解中央政策而出现情绪波动乃至移民国外，再加上疫情肆虐，两地无法通关和香港经济下行引发的悲观情绪，甚至有人认为中央会逐渐用“一国一制”来逐渐取代“一国两制”方针。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适时释放出“一国两制”方针“必须长期坚持”的信号无疑有助于稳定香港政局，推动香港实现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历史性飞跃。

　　 习近平从中国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待香港以及“一国两制”，不仅着眼于解决香港当下的政治疑虑，更是从大历史高度将“一国两制”理解为一项长期国策。事实上，从新中国确立“保持不变，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以来，中央始终从战略高度强调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一国两制”也是这种战略的产物，即充分利用香港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紧密联系，发挥其引进西方资金、技术、知识和经验并输出中国产品的“通道”作用。我们唯有从全球地缘格局出发，认识到香港处于中国大陆迈向海洋边疆地带的地缘优势，才能真正理解香港独特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国家战略中的独特定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香港”这个概念不仅表明香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把香港问题作为理解中国问题的“钥匙”或“索引”，乃至于成为一种“方法”。

　　     本文以香港为例，认为要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内含文明秩序的超大型政治实体，就应当从“跨文明”（trans-civilization）的理论视角入手，高度关注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长期互动形成的两个边疆地带，不能简单地将边疆理解为落后、消极的边缘地带，而是要关注边疆地带对于中国文明的不断发展和更新变革所发挥的积极能动的作用，由此突破文明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叙事，以一种质文史观来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此基础上，本文着眼于香港“一国两制”未来发展的新篇章，提出要建构一套与“一国两制”方针相匹配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边疆入手来反思中心，由此不能仅仅关注香港负面的“问题”，更应该以之为一种积极向上的“方法”，思考香港作为新边疆在未来如何赋予中国崛起并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意义。

　　 一、香港“深层次问题”的根源：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从2003年中央提出香港要注意解决“深层次问题”以来，香港人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如果说经济问题乃至政治上层建筑问题都是表层问题，那么深层问题乃是涉及文化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问题。这就意味着不能单纯从支配政治的角度关注香港的“法律回归”，还要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关注“人心回归”，这必然触及香港深层次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

　　 （一）文明的冲突与融合：香港深层次问题的根源

　　 人心问题涉及信仰、价值、意义、认同乃至情感以及由此奠定政治活动的正当性问题。“政者，正也。”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③政治之正，首要在于正名，确立对政治统治行动（包括暴力施行）的正当性认可。人心问题才是真正的政治问题，礼乐教化乃是政治根本。将此归结为“文化领导权”或“软权力”，④不过是弥合西方现代政治传统中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引发的问题。

　　 在汉语中，“政治”这个概念生动地将“政”与“治”结合在一起，由此产生“政权”与“治权”这两个概念。在香港问题上，我们经常用“主权”与“治权”两个概念，其实“主权”就是“政权”。⑤遗憾的是，我们对“主权”的理解往往从法律视角出发，强调行使暴力的绝对性，理解为驻军、外交、立法等权力行使，而忽略从文化的视角看，主权也意味着拥有对真理问题乃至宗教价值观的最高裁断权。因此，在“一国两制”的宪制结构中，中央在香港行使其法律主权（比如驻军、外交和立法等），然而香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再生产体制继续保留原来的制度不变，意味着香港掌握着关于正当性再生产的“文化领导权”（或“软权力”），由此产生中央在香港行使法律权力的“认受性”问题。这个围绕“认受性”展开的“文化领导权”不断冲击中央在香港依法行使主权的正当性，由此引发香港内部文化政治上的分裂，甚至产生“港独”分离主义思潮。

　　 可见，所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冲突、“两制”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乃是源自“一国两制”这种独特的国家宪制形态在主权内留下的裂隙，就像在“利维坦”图像中，宝剑与牧杖无法完全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从而在其之间出现内在的紧张。而中央之所以采取“一国两制”这种在主权内部包含着裂隙和分歧的宪制结构，恰恰源于近代以来香港与内地在文化政治上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而后冷战以来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强化了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以至于“一国两制”默认了香港拥有其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可以说，由于中国在后冷战时期被整合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在法律上拥有其政治支配权，但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受制于世界帝国体系中的文化领导权。2008年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开始崛起，然而中国主流文化知识人依然处在冷战思维中推动“历史终结”的到来，希望成为世界帝国的臣民。“中国的忧郁”问题由此而来。⑥而在香港，2008年以来围绕政制发展的政治斗争始终伴随着文化斗争，从“本土主义”到“国教风波”，从“全面管治权”到“城邦自治论”，从“普选”概念争论到“爱国者”概念界定，都集中在文教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而内地学术界也产生围绕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争论，围绕“历史终结”与中国道路的争论，围绕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新清史、西方中心主义论述及重建中国文明传统的争论；在文化艺术领域，有围绕“民国风”与红色传统的争论，“眯眯眼”乃至“毒教材”引发的争论，以及网络上关于“公知”与“自干五”，“恨国党”与“小粉红”的争论等等。可以说，无论是国际上发生的大事，还是中国发生的事情，都会在文化政治领域引发类似的分歧争论。可见，香港问题虽然发生在香港，但其症结却在中国、在全球，香港作为中西文明接触的边疆地带，反而成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和全球问题的“索引”，乃至成为一种“方法”。

　　 政治正当性或文化领导权问题隐含着“文化政治”这个主题。⑦这些问题最终凝结到信仰和价值观问题上，从而构成“文明”概念的核心内涵。亨廷顿也因此将全球秩序理解为“文明的冲突”，而台港澳地区作为中国文明面向海洋世界的新边疆，恰恰处在与从海洋世界而来的基督教文明冲突对抗的“文明的断层线”。⑧香港在政治认同、人心回归问题上出现的深层次矛盾恰恰源于不同文明秩序之间的冲突。然而，台港澳地区不仅是“文明断裂带”，同时也是“文明接触地带”，既是西方人了解、研究乃至学习中国文明的“窗口”（比如耶稣会就通过澳门这个窗口进入中国来了解和学习中国文明），同时也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窗口”。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到传播西方文化推动中国改良变法的王韬；从以香港作为基地来发动革命的孙中山，到将香港作为储蓄、流转革命力量的“第三空间”的中国共产党，近代以来的香港始终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知识、文化并探索救亡图存道理的启蒙学校，始终是中国人推动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革命性力量。⑨由此，香港在中国的话语叙述中，一方面在文明冲突背景下成为中国文明被西方文明打败从而开启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起点，以至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叙述模式已成为我们理解近代历史的标准语式，另一方面在文明融合背景下成为中国文明学习西方文明并推动中国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起点，以至于香港成为中国文明保持开放，吸纳其他文明，推动自我更新、自我成长的符号象征。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缠斗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深层的意识形态密码。正是在这种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的有机互动中，才能真正理解香港回归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二） 香港的文化政治想象：“大都会”“文化沙漠”与“海外游子”

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文明尤其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价值尺度发生了冲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集中展现了这种文明的冲突。曾经让中国人作为“文明人”倍感自豪的朝贡天下体系道德礼仪，在西方人眼中被看作“愚昧”；同样，中国人认为属于“野蛮人”的暴力崇拜（“尚力”）和“小人”锱铢必较的利益计算，在西方条约体系中却被看作“文明”的象征。⑩因此，中国人在器物、制度和观念层面不断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一套关于“文明”与“野蛮”的价值尺度，并按照西方文明的标准来推动中国文明的转型，尤其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试图按照西方标准将中国建构为自由宪政的主权国家，希望其被纳入西方列强所建构的“文明”的国际社会，这无疑构成近代以来持续不断、或隐或显的“承认政治”的主线。11五四运动毫无疑问是按照西方的“文明”尺度对中国文明沦为愚昧野蛮所展开的一场激烈批判乃至全盘否定的思想启蒙运动。如果把中国传统儒家理解为将政治与思想融为一体的政教体系（儒教），五四运动就类似于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将儒家文化与王朝政治乃至朝贡天下体系的政治建构剥离开来，改造为现代西方科学意义上的学术思想，形成“文化”与“政治”的相对分离。然而，不同的政治主张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主张，政治分歧也会发展为文化分歧，“文化政治”由此而来。12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中国出现了文化政治上的道路分歧。一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典范和样板的“承认政治”，由此形成“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是在西方初现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主张，用“革命政治”建立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两种现代性构思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两个理论路径上展开其创造性转化。前者形成与自由主义观念相融合的右翼儒家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