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推崇私有财产制度、礼仪等级秩序、士绅商业文化精英的价值观念，以及君相共治的宪制秩序等，这两种文化观念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承认政治”；后者形成与共产主义理念相互发明的左翼儒家传统，比如推崇“公而忘私”的新民理念，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乃至平等观念，顺应天命的变法乃至革命思想，“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等等。这两种文化政治传统支撑着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国民党的“承认政治”道路认同了西方资本主义确立的文明标准，服从于西方建立的世界帝国秩序，而共产党推动的“革命政治”致力于推翻世界帝国体系，并以主人的姿态建立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两条道路与全球冷战格局交织在一起，迫使现代中国回答：究竟是以奴隶心态臣服于西方建立的世界帝国体系，还是以革命立场打碎一切压迫制度，以主人的自由精神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现代自由精神基于独立、自由的主人精神，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构建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对于后发达国家而言，“革命政治”才真正彰显了现代自由精神。13

　　

　　 五四运动以来两种文化政治和政治道路的分歧和冲突在香港就集中体现在如何面对西方文明主导的殖民主义问题。港英政府为了抵制“五四”革命思潮对殖民统治的冲击，开始在香港大力推动传统儒家教育。因此，从“承认政治”的视角看，香港一直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典范，是中国人眼中代表现代文明的“洋气”的“大都会”形象，中国人论述中的“洋”与“土”，文明与愚昧等新的观念等级秩序就是在香港的具体形象中确立起来的。然而，从革命政治的视角看，整个中国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洗礼，唯独殖民地香港却将儒家封建礼教的等级观念和殖民统治的等级观念勾结在一起，共同抵制“五四”革命思潮，维护港英殖民统治，以至于内地已经采用平民主义的白话文，而香港依然保留繁体文言文。因此，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眼中，香港的商业大都会反而成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腐败沉沦的形象，未经革命新文化洗礼的香港无疑就变成了“文化沙漠”，成为“漂泊儿童”（闻一多语）。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双重国籍的取消，殖民地香港与内地的边境管理越来越严格，两地的政治、文化渐行渐远，香港慢慢成为“海外游子”。14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针对中国建立了华盛顿-台北-香港轴心对华“文化冷战”战略，香港因毗邻东南亚而成为笼络海外华人的重要支点。美国一方面支持钱穆、唐君毅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利用右翼儒家理念来笼络海外华人群体，抵制共产主义革命思潮；另一方面支持张爱玲的文学写作，利用她对情感与欲望交织的“夜生活”书写来抵消共产主义没有夜晚只有“白天”的革命激情。由此，在西方自由主义以及新儒家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华人精英群体恰恰成为殖民体制的捍卫者。费正清提出的“条约下的共治”概念就是强调将中国纳入西方用不平等条约建立的殖民帝国体系中，用西方人和西方文明驯化的华人高等精英共同治理中国，其潜在的理论逻辑是：既然儒家知识分子可以和清朝统治者合作，也就自然可以和英美殖民者合作，香港就是这种“条约共治”的典范。15正是在这种“共治”理念指引下，金耀基用“行政吸纳政治”这个概念生动地展现了华人高等精英如何与港英殖民者结成一种“勾结式殖民主义”。16

　　

　　 在文明冲突背景下，港英殖民统治的核心乃是用英文教育取代中文教育。然而，恰恰是香港高阶层华人呼吁港英政府推行全英文的“深度教育”，反对推行中文教育。被港英政府“吸纳”到立法局的第一位华人议员，后来成为民国外交精英的伍廷芳在港英立法局辩论中留下的经典名言乃是：中文教育纯属“浪费时间”。同样，当港英政府试图通过香港中文大学来收编新亚书院，提出用科学专业教育来取代中国文明教育，用英文教育来取代中文教育的时候，右翼儒家对这种殖民统治没有任何批判和反抗能力，只能妥协并最后投降缴械。海外新儒学逐渐沦落为国际化英文知识体系中的文化多元点缀，落入“花果飘零”的境地。17

　　

　　 唯有在这种殖民主义与右翼儒家相勾结的文化政治中，我们才能理解1967年香港激进左翼的反殖民主义抗议运动的历史意义，即以“革命政治”来挑战这种“勾结式殖民主义”。这场革命运动虽然被港英殖民统治者镇压了，但它却点燃了20世纪70年代香港左翼学生运动，使其成为70年代中国全力推动的全球反帝反殖民的“火红革命岁月”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保钓运动”和“法定中文语言运动”在海外华人中激发出巨大的爱国热情和中华民族认同。在此基础上，香港青年一代率先提出了“回归”的政治主题，试图将“文化”与“政治”进行新的连接，不仅认同新儒家论述的“文化中国”传统，而且认同新中国奠定的“政治中国”传统。然而，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工业化起飞，逐步形成了不同于内地的本土文化、本土政治乃至本土的生活方式。“香港是我家”的身份认同开始出现，国际化大都市的优越意识也在滋生。“认识祖国，关心社会”成为一代香港新人的共同政治主题。正是在70年代这种左翼革命传统中，台港澳地区以及海外的华人成为脱离政治中国的“海外游子”，由此在《龙的传人》和《我的中国心》的传唱中迎来20世纪80年代中央推动的“香港回归”。18

　　

　　 （三）直面“勾结式殖民主义”：“去殖民化”的三种路径

　　

　　 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左翼运动将60年代对殖民主义的政治批判延伸到文化批判，无疑触及“去殖民化”问题并推动形成了“民主回归”思潮。然而，80年代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回归、中国的“去革命化”进程以及“一国两制”方针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香港的“去殖民化”主题。港英政治传统在“保持不变”，“能不变就不变”的策略中作为“一国两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被名正言顺地保留下来。香港英文“深度教育”体系继续再生产对殖民体系效忠的精英群体，他们从殖民统治者变成了特区政府管治者；与殖民者勾结的华人高等精英成为身份显赫的统战对象；曾经被他们镇压的左派依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内地对“文革”的否定清算直接打击了香港“认祖关社”（认识祖国，关心社会）运动中的“国粹派”，以至于香港本土的“社会派”在“民主回归”进程中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米字旗、女王像等殖民地的外在符号被取消了，但殖民地的文化精神秩序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在全球化中强化了其优越性。香港变成了“没有殖民者的殖民地”，只不过它有了一个更为中性美好的概念——“国际大都市”。更重要的是，内地改革开放与“告别革命”推动的“与世界接轨”意识导致“承认政治”再度回归，而香港从“文化沙漠”变成“东方明珠”，成为国家发展的标杆和典范。

　　

　　 在这样的精神秩序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口号以及由此而来持续不断的香港政治运动将20世纪70年代滋生的“香港人”的文化身份锻造为一种政治身份认同，而“两制”的制度性隔离让这种身份政治认同与内地产生了天然的隔离。“香港人”由此成为与“中国人”对应的概念，在争取普选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制造“人民出场”，强化其政治主体意识。我们唯有理解香港深层的文化政治矛盾，理解特区管治队伍、公民党、工商界、民建联和民主党等香港政治力量的精神起源及其在香港政治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理解为什么香港政制发展议题推动香港本土主义甚至触发“港独”思潮的兴起。解决香港回归后面临的深层文化政治矛盾必然触及人心回归引发的“去殖民化”问题。

　　

　　 从字面意思看，在香港讨论“去殖民化”显然是要清除港英殖民统治所建立起来的文化精神秩序，那么香港新的精神秩序应该由谁来提供？老左派或许希望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反英抗议运动并由此上溯到五四运动，这就意味着必须为香港提供社会主义的精神秩序，但这显然不符合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因此这种革命政治的“去殖民化”论述从一开始就被遏制了。然而，香港社会本土力量希望回到20世纪70年代香港本土社会兴起以及新儒家“文化中国”论述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结合，共同抵制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论述。在这种关于“去殖民化”的论述中，“一国两制”所肯定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廉洁高效的港英公务员体制乃至行政主导和功能选举的制度统统是香港需要“去殖民化”的对象，他们所期待的是通过普选建立起扎根香港本土的立法主导体制。正是从香港本土派的文化政治想象出发，他们提出将香港回归看作香港从英国的殖民地变成中国的“殖民地”，最多承认中央拥有驻军和外交权力，其他“剩余权力”都归香港的“城邦自治论”，由此，香港在中国秩序中的地位类似于英联邦体系中“自治领”的独立地位。在他们的论述中，“去殖民化”的目的不是实现“人心回归”祖国，而是让香港获得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样，恰恰是在香港本土主义思潮泛滥和“港独”兴起的背景下，香港的“去殖民化”研究才真正浮出水面。19如果我们不能理解70年代香港本土“社会派”的精神起源及其“民主回归”理想，实际上就无法真正理解困扰香港的“深层次问题”。

　　

　　 讨论香港“去殖民化”问题无疑要解决“人心回归”，从而为“一国两制”奠定与其相匹配的文化精神基础。然而，“一国两制”的制度结构不仅要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论述的矛盾，而且要解决左翼儒家与右翼儒家的矛盾，从而将中国文明传统与资本主义传统以及社会主义传统融为一体。“一国两制”概念试图从文明融合的视角消弭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及其背后的文明冲突，而这种文明融合视角无疑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打通中国古典文明传统、资本主义文明传统和社会主义文明传统（所谓的“通三统”）。20这就意味着要推动中国传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推动形成现代中国文明的新形态。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在“文明冲突”的话语体系中讨论香港的“去殖民化”，狭隘地将“去殖民化”理解为清除港英时期形成的文化政治传统。相反，必须在文明互鉴、文明融合乃至文明更新的意义上，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有益要素来丰富和发展中国文明。香港原本就是中西文明交融的产物，并没有什么真正属于香港“本土”的东西。香港的“去殖民化”并不是为了探寻香港纯真的“本土”而去除“殖民遗产”，也不是为了回归中国传统而去除外来文明，而是要去除对西方“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的幻想，去除对西方建立的世界帝国体系的尾随依附心态，树立作为中国人的政治主体性和文明自信心，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吸纳西方文明以及所有伟大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推动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在香港开展“去殖民化”，与其追溯历史，不如着眼于展望更好的未来并开辟出这个未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主权国家理论，回望历史上的帝国，展望未来复兴的文明。

　　

　　 二、回望帝国与文明：“跨文明”的视野

　　

　　 香港“去殖民化”问题引发了“一国两制”内在的文化矛盾，如何消化冷战的文化冲突乃至文明冲突的遗产成为“一国两制”未来发展的关键。从法学理论看，“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主权建构理论，然而，不同于西方理论建构出来的均质性主权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内涵文明的超大型政治实体，内在地包含着中心与边疆的复杂关系，形成“一国多制”的天下格局，这种宪制结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可以称之为“帝国”。

　　

　　 （一）从西北大陆旧边疆到东南海洋新边疆

　　

从帝国的理论视角看，每一种帝国建构都隐含着一种文明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