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希特勒借民主选举而上台，随后即推翻原来的魏玛共和国宪法，取缔其他政党，建立起纳粹YD独裁。因而政治腐败不仅自始至终伴其而生，普遍存在，且比较魏玛民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重，触目惊心。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依据大量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和纳粹党内报告等历史档案资料，对纳粹腐败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写出专著《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德】巴约尔著，陆大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7月），用丰富的案列和数据揭示腐败存在的体制性原因，印证英国学者“腐败实际上是第三帝国的组织原则”的判断，也再次证明“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一亘古不易的政治铁律。

　　 纳粹德国乃一个元首、一个政党的JQ政体，其腐败也就具有独一无二的纳粹特色。主要表现为腐败行为是国家和纳粹党组织的滥用权力，国家和有组织的权力滥用，不是为了某些个人的私利，而是出于有利于体制的功能稳定，是一种体制性腐败，一种由制度来合法化了的腐败。

　　 如劳工部门采取所谓“特别行动”，有组织地对纳粹党员，尤其是“老战士”们，进行特别的优待照顾，赋予其某些特权，提供种种额外的好处和油水。按照纳粹的说法，“这些战士为了一个新的德意志而奋斗，”他们“做出牺牲、蒙受折磨，为了让德意志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实现伟大复兴，投入了自己的全副身心，甚至牺牲了生命”。党员和老战士为纳粹上台作出了牺牲和贡献，需要得到格外的回报和补偿。

　　 于是，在纳粹党统治的最初几年内，几十万纳粹党人在政治庇护下挤进了公共事业单位的新岗位。仅仅德意志帝国邮局一家，在1933至1937年间就接纳了三万多名“有功的纳粹党员”。根据1936年5月26日帝国财政部的通令，所有“老战士”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在党卫军、冲锋队的服役时间以及担任纳粹党干部或演讲家的时间都可计入公共事业单位的工龄，由此可以领到更高的工资。甚至可以慷慨地将党龄和其他的“贡献”计入工龄，由此得到更丰厚的退休金。例如，已退役的警察总长威廉·伯尔茨于1936年底被安排到港口轮船航运公司董事的职位上，他的工龄被一直倒推到了1918年，因为他的军龄、党龄和在冲锋队服役的时间都被算了进去。

　　 不惟如此。在干部使用方面，帝国奉行的完全是结党营私，用人唯亲的路数，让一大批文化水平低、自身条件较差、不符合中下级干部岗位要求的纳粹党人在“私人劳动合同”的帮助下，得以在公共管理部门飞黄腾达。汉堡冲锋队干部保罗·埃勒胡森原是个学徒未满师的售货员，从1929年起就一直处于无业状态，却在1933年7月通过“私人劳动合同”一跃成为帝国总督的“私人秘书”，并获得了“行政专员”的头衔。不久又被提升为州政府高级顾问。纳粹党省部监察官马克斯·拉茨原先仅是熟练的白铁工，从1925到1933年以小贩为业，1933年4月被任命为委员会主任，当年9月被提升为委员会主席，1934年3月成为汉堡判决执行办公室主任。1938年1月，他又换了一个油水丰厚的岗位——汉堡自来水厂厂长。纳粹党县党部书记威廉·特格勒原是个小学文化的会计，1933年10月通过“私人劳动合同”进入汉堡财政管理部门任职，接着只用了短短数年时间，他就攀升到了汉堡公务员的最高位置，成为州政府国务秘书，不仅领导着整个建设管理部门，还兼任“汉萨城市汉堡展览馆”经理这一肥缺。

　　 结党营私还表现在工程项目优先安排上。纳粹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对此专门作出指示，要求纳粹党各个省部的经济顾问，要大力提携关照党员同志，“将国家出资的项目都交给党员同志去做，因为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要感谢国社党”。于是，哪怕竞争对手的报价更有利，纳粹党人也能中标，抢到生意。例如“希特勒青年团员奥托·布勒克尔的母亲在我党掌权之前，在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尽管她的报价比竞争者高出10%，政府还是把一笔很大的生意给了她。

　　 颇具讽刺的是，这种结党营私与任人唯亲，或者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式的升迁，所带来的“底层逆袭”，被戈培尔操控的宣传机器粉饰包装，说成是纳粹致力于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构建，奋发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给下层民众提供了上升机会。纳粹的弥天大谎让成千上万不明就里的局外人奉为圭臬，信以为真。

　　 其实，还在希特勒上台之前，针对纳粹所谓“理想主义”的宣传，有识之士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纳粹党人的“理想主义”宣传的光辉外表背后，藏匿着一种没有理想的理想主义，他们并没有把物质上的贪婪掩饰好。纳粹党人的基本态度“绝非理想主义的”，而是“极端的经济和物质主义的”；“他们没有克服经济的、物质主义的心态，而是遮蔽着自己的物质主义。”

　　 帝国高层盛行的赤裸裸而数额巨大的利益输送与获取，更为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希特勒为确保权力的牢固稳定，“将身边的人的道德败坏作为犬儒主义统治手段的基础”，以提供馈赠、资助和赠礼的方式，腐蚀拉拢党政军各界精英，与其建立起恩主——门客式的亲密关系。例如，陆军元帅凯特尔获得元首馈赠礼金约76.4万帝国马克（注：1935年1帝国马克相当于2020年7.54美元，见知乎“浅谈纳粹德国马克”），陆军元帅冯·里布骑士得到礼金88.8万帝国马克，而古德里安大将则获得一块价值124万帝国马克的地产。又如，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在50岁生日时收到了100万帝国马克的礼金，总理府幕僚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在65岁生日时收到了60万帝国马克。军队元帅得到的礼金平均在25万帝国马克，党政要人一般在10万到25万帝国马克之间。希特勒用重金铸就属下的忠诚可靠，建立起以元首为核心的权力圈，使帝国机器得以高效运转。

　　 对一些在党内斗争中落败失势、被投闲置散束之高阁的人物，希特勒也不惜慷慨解囊，施予恩典。党卫军大将库尔特·达吕格丢掉政治权力之后，希特勒将萨姆特县的伊尔泽瑙庄园馈赠给他，作为抚慰。前总理府幕僚长菲利普·布勒在与拉默斯和鲍曼的权力斗争中落了下风，一败涂地，希特勒赠给他10万帝国马克，以纾其忧。元首如此慷慨大度，固然不乏朋党之交的怜惜旧情，更多的则是政治的深谋远虑，用绥靖安抚手段来消解政治落败者的不满情绪，以防困兽犹斗，狗急跳墙，做出一些可能不利于党国的行为。

　　 至于那些迎合纳粹意识形态、符合其个人审美趣味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希特勒也不时施以恩惠，给予赞助和鼓励。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尔就从希特勒手里拿到了总计80万帝国马克的财产；女演员汉妮·波滕获得了每月1000帝国马克的终身退休金。

　　 这些供希特勒支配使用的巨额资金，除了部分出自国家财政，《我的奋斗》版税与稿酬，主要源自于来路不明的特别基金。特别基金可以用来为五花八门的目的提供资金，不受到任何开支检查和金融监管，因而特别适合用来供养私人亲信和追随者。因此，特别基金成了帝国腐败的一个核心来源。

　　 用重金收买人心，培植亲信，巩固权力，非元首个人之特权和偏好，而是一种普遍的统治原则。很多帝国高官权要追随元首，效仿此法，尤其是纳粹党各省部的书记，他们常常兼任该省的总督和帝国国防专员，利用职权，在自己的领地恣意妄为，或创建基金会和特别基金，或设立秘密小金库，作为资金来源，用以馈赠和赏赐，既不受国家财政监管的限制，也不接受纳粹党总财务官的控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萨尔茨堡省部书记兼总督控制着大量风景秀丽的地产，不仅建有避暑宅邸，豪华别墅，还有狩猎小屋和高级“羚羊猎场”，总督深谙物尽其用的妙道，慷慨地用来赠送党国要人，勾兑关系。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帝国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纳粹党全国领袖瓦尔特·布赫、国务秘书汉斯·菲施比克以及党卫军上将赛普·迪特里希无不享受到他的好处。

　　 在汉堡，几乎所有的纳粹党机关领导人和州政府委员都操控着不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列出的特别基金，用来资助下属和亲信。卫生与救济部门领导人的特别基金就以“扶持”为名，向纳粹党组织的干部和成员，以及机关的职员和干部发放金钱。汉堡州内政部长和冲锋队干部阿尔弗雷德·里希特就从警察局的小金库里拿钱，向他的亲信们赏赐计划外的补助金、旅行及疗养津贴，以及各种医疗补助。他的小金库还为送给汉堡盖世太保主管布鲁诺·施特赖肯巴赫的“生日鲜花”买单，并替因毒打政治犯而被判处罚金的臭名昭著的冲锋队打手付罚金。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纳粹掌权还有另外一个伴随现象，同样促进了党组织内部的腐败。在消灭工会和左翼党派的过程中，纳粹党人没收了大量的“国家公敌财产”，这些财产除有一部分被有秩序地控制起来，大都往往就不受监管地被党员们自行分配了：冲锋队员们在冲击工会办公室时将钱箱洗劫一空，纳粹党新闻企业将社会民主党报业的设施和机器占为己有，甚至有些工人体育或文化协会的财产也神秘地流入了纳粹党人的秘密小金库。

　　 腐败的恶劣影响在德意志劳工阵线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中显得特别突出，这两个组织内部的贪污、诈骗和其他腐败行为发生得特别频繁。仅仅在柏林，两个组织内每个月就有2.5万至3万帝国马克被贪污。这两个组织是滋生腐败的绝佳温床，因为它们是在纳粹党掌权后才兴建起来的，很快就膨胀为超大规模的巨无霸，其成员数量远远超过纳粹党员的数量。

　　 纳粹腐败之严重程度，就连一些自己人都觉得看不下去。“在统治了九年之后，领导层已经极度腐化，甚至在战争的关键阶段也不肯放弃自己已经习惯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为了‘扬威’，他们全都需要豪门广厦、狩猎小屋、地产宫殿、前呼后拥的扈从、摆满山珍海味的餐桌、储藏高档葡萄酒的酒窖。”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绘纳粹领导层的生活方式。早在1945年接受盟军审讯时，施佩尔就承认，纳粹领导层的很大一部分已“腐化堕落”，尤其是省部书记们“生活过于奢侈”，“给人民做出了非常恶劣的样板”。

　　 有意味的是，这位建筑师出身的施佩尔，深受希特勒青睐，本着“当时流行的理想主义的奉献精神”，投身纳粹事业，决定放弃自己做建筑设计的报酬，遭到戈林一顿嘲讽：“您这想法完全是胡闹。有钱怎么能不挣呢！”自加入纳粹，在很短时间之内，施佩尔的生活水准和财产状况就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他自己的申报，他在1940年的私人财产为142.3万帝国马克。除了家境富裕的帝国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之外，没有任何一位帝国部长或者纳粹党的全国领袖拥有像他这么多财产，或者说，没人向财政部门申报个人财产时报出了这么高的数字。1941年，他在施拉赫滕湖的第一所住房的建造费用仅为7万帝国马克，而这座新房子仅仅是改装就花了1673631帝国马克。

　　 如果施佩尔自诩的理想主义所言不虚，那么毫无疑问，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很快就被权力所腐蚀，迷失并沉醉在了帝国特权腐败的染缸里，成为权力导致腐败的典型。

　　 与施佩尔一样，戈培尔在纳粹党内也一度享有清誉，以廉洁而著称，却后来也是日进千金家财万贯。1932年纳粹上台前，戈培尔还是柏林省部书记，年收入仅为619帝国马克。到1943年，他的总收入就高达424317帝国马克，其中约30万帝国马克是他给《帝国》报纸撰写每周社论所得的稿酬，是从埃尔出版社领取的。他作为部长的年薪为3.8万帝国马克，与之相比，稿酬高得实在离谱。这当然不是他写社论得到的报酬，而是埃尔出版社及其社长马克斯·阿曼巧立名目，给戈培尔的献金。攀上了宣传部长这棵大树，阿曼事业无忧，钱途无量，到1944年时已经控制了全国报业市场的将近80%。

戈培尔敛财有道，在搜罗豪华地产方面尤有过人之处。他从柏林市政府低价买下了施瓦嫩维尔德岛上的一座别墅，这是柏林市不久前强行从一犹太人手中低价收购而来；然后高价转手给企业家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