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党加强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国防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在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事实充分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坚持党的领导的认识不断深化。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和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强调要建立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作为实现阶级解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列宁在领导革命和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时，也深刻论述过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是“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并很快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但由于这一时期党处于幼年，忽视和放弃了对领导权的争取，使革命遭到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积累了在革命根据地坚持党的领导的宝贵经验，但领导的范围还是局部的，被领导的阶级和阶层还不是全部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缓和，党深化了对自身领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我们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的政治论断。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问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指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他强调：“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深刻阐述了党的领导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党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很快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第一次对党的领导给予了明确定位：“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进一步确立了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继续提出了这样一些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同时，邓小平强调：“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二大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写入党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继续反复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把“两个先锋队”写入了党章。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强调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切实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党的十七大把“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写入党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对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把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新境界。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九大把“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写入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党的领导制度作为根本领导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明确了这一制度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统领地位。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越往前走，我们遇到的风浪会越高越大，甚至是惊涛骇浪。现在形势环境变化之快，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对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价值立场问题：坚持人民至上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坚持人民至上，是党总结百年奋斗历程得出的第二条历史经验。坚持人民至上，才能拥有党的领导。这条历史经验是从党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观来讲的，强调的是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阐述的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是如何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至上，相辅相成、相互依存，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

　　 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人民。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人民谋利益。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是无产阶级运动性质所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和本质规定。

　　 1921年我们党诞生时就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1943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生动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不可分离的关系。他指出：“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1944年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为人民服务”，并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还强调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的七大把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党的宗旨，并正式写入党章。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是为了人民群众；在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也还是为了人民群众。正是因为坚持人民至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党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为了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真正翻身解放，当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1954年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后来他还反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党的“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面对一些党员、干部革命意志衰退问题，1957年毛泽东告诫全党：“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为了解决党员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多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