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学界关于莫迪政府的外交战略是否颠覆了印度传统外交模式存在不同看法。本文认为莫迪执政后印度的外交实践总体保持在一个延续性的框架内。莫迪政府虽然继承了印度大国梦想传统，但认为印度已经是大国 ,主要任务是如何维持和利用印度的大国地位。印度战略界一直具有把中国视为重要参考对象的传统，只是不同时期表述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中国是被界定为印度的现实威胁还是潜在威胁，或者说印度战略界的分歧在于中国是哪种性质的威胁以及应该如何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莫迪政府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日益从零和思维的角度看待中国的行为，所采取的制衡策略并没有严格区分权力制衡和威胁制衡，且不断主动加强冲突和对抗的频度和力度。莫迪政府在对华方向的进攻性态势突出表现在2020年中印边界西段的对峙危机中，加勒万河谷冲突后莫迪政府对华采取了多种充满进攻性的主动策略。本文认为莫迪政府受限于自身实力不足，将己方充满进攻性的策略成败寄希望于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在主权受损情况下依然保持克制。印度对华策略的进攻性与自身的侥幸心理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一个先天不足、注定失败的策略。

　　 【关  键  词】印度外交    战略自主    中印关系   边境对峙   进攻性威慑

　　 自独立以来，印度在各种国际场合都极力彰显自己的大国梦想，但是人们很少能够看到印度政府发布相关的国家战略文件，借此主动对外厘清印度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手段。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指引，印度外交实践更容易呈现领导人的个性特质，例如莫迪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看起来就与尼赫鲁时代完全不同。尼赫鲁及其领导的国大党强调自己的世俗主义思想，号召尊重印度的宗教和族群多样性，而莫迪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则秉持“印度教特性”思想，有关执政理念强调印度教徒的主体族群地位，被认为是代表了印度北部高种姓印度语群体的利益。在具体的外交实践方面，莫迪政府似乎正在颠覆此前尼赫鲁思想主导下的印度外交模式，一些印度学界人士也有关于莫迪改变了印度外交的论述，其中著名学者拉贾·莫汉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这种改变的程度很大，可以说开启了（印度的）‘第三共和国’”。当前莫迪政府的外交战略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学界关注。

　　 本文认为，印度外交战略和实践存在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其中既有来自体系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大国间竞争制约了印度外交选项，也有来自印度独特战略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这种稳定性和延续性还经历了印度政权更迭的考验，特别是在国大党一党独大时代结束之后，执政党轮替和更换并没有导致印度外交和军事战略发生性质上的变化。本文提出了对莫迪政府外交战略方向的不同研判，并力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印度战略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印度是如何看待自身的国际地位的？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对华政策在印度外交战略中占据怎样的位置？随着世界权力的中心全面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印度当前的战略是否有助于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通过审视印度战略的演变路径，本文希望揭示莫迪政府当前的外交战略和对华策略的性质并提出我方应对策略。

　　 一、印度外交战略理念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独立后的印度面临冷战环境对其外交的严峻考验，当时印度选择在美国和苏联之外建立自己的阵营，即不结盟国家阵营，目标是帮助印度在激烈的大国竞争中坚持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这项战略能够发挥一定的效果，主要得益于印度自身独特的地缘优势，由于次大陆并不是当时体系内两大超级大国开展激烈战略竞争的主要焦点，使得印度并没有面临紧迫的站队压力。

　　 （一）印度外交战略中的独立自主理念及其影响

　　 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主要的外交目标是保持印度的独立自主地位，执行的不结盟政策帮助印度赢得了较多国际支持。作为一个刚赢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希望摆脱大国政治的束缚，以推进自身的国家建设，在此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外关系和提升国际地位。这一战略的效果也比较明显，印度在冷战时期的美苏两个对立阵营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抵御住了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不结盟也因此成为冷战期间印度外交的主要标签之一。从宏观层次来看，次大陆相对次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印度发展相对独立外交理念和开展相应外交实践的重要原因，也因此使得美国和苏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印度与对手保持合作关系，印度由此成为冷战期间极少数能够与美国和苏联同时保持一定程度战略合作的地区强国之一。

　　 尽管人们没有就大战略的定义达成一致，但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大战略应该至少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和平与战争给予同样的重视；二是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时，目标应与手段相匹配。对于尼赫鲁思想对印度外交战略的影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尼赫鲁的战略帮助印度提升了自身国际地位，相对于独立后印度有限的国力，它能成为冷战期间美苏之外持续发挥一定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说明尼赫鲁外交理念匹配了相应的手段。尼赫鲁的外交理念对历届印度政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因为尼赫鲁是独立后印度外交理念的创建者和主要实践者，还因为尼赫鲁的继任者夏斯特里（1964-1966年间任印度总理）并没有太多外交经验。夏斯特里之后，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尼赫鲁外孙拉吉夫·甘地都先后担任过印度总理，使得印度在独立后的较长时间内都秉持了尼赫鲁主义的外交理念。冷战结束后，有机会上台执政的印度国大党领导人也基本延续了尼赫鲁的外交理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冷战期间印度战略就停止演变。政治学上有一个关键节点的概念，一些重大事件可以带来国家政策或战略的调整。例如1962年印度与中国的边境冲突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印度军队耻辱性的失败不仅导致时任印度防长梅农（Krishna Menon）辞职，印军内部也开始审视自身的战略态势。自此，中国成为印度外交和军事战略思考的重要参考对象。冷战时期印度外交遇到的另一个节点事件至少还应该包括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美国的间接干预。当时因为忌惮外部干预，印度选择与苏联签订军事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选择派遣“企业”号航母进入孟加拉湾震慑印度，这也被认为是刺激当时的印度英迪拉政府于1974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外部原因之一，英迪拉政府借此对外彰显印度的核实力。从总体来看，在尼赫鲁确立的印度外交理念中，保持战略自主可以说既是印度外交战略的目标，也是重要的外交手段，历届印度政府更多的是着眼于如何运用这一理念和手段来应对新环境下印度外交面临的挑战。

　　 （二）政党更迭下印度对外战略的稳定性与延续性

　　 冷战结束后，印度战略界日益发现自身战略自主地位更多地受到美国单极霸权的影响，建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实力加成的综合国力成为国际地位竞争的基础。冷战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国际体系的唯一霸主，与体系内唯一超级大国结盟成为很多国家的外交选择。单极霸权体系下，不结盟运动日渐式微是不争的事实，但印度仍总体上坚持了战略自主，只不过印度在国际层面更加青睐制度化的古典多边主义外交，例如利用所谓四国集团（QUAD）制衡中国和进行国家间资源交换，从而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在区域外交层次，印度致力于提高“在受到外部干扰最小的情况下追求国家利益的能力”。因此，印度虽然事实上已经抛弃了不结盟政策，但通过微调其战略自主策略，总体保持了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灵活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帮助印度保持了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印度国力总体处于上升通道，即便在20世纪末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也并没有摆脱前任国大党政府时期形成的战略路径。但是，不结盟战略无法帮助印度在单极霸权体系下的国际舞台上走得更远。从20世纪90年代末瓦杰帕伊任期开始，印度政府开始微调对外战略，先后提出了包括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ships）、战略联系（Strategic Connectedness）或多重结盟（Multi-alignment）等多种概念，这成为新的国际环境下印度政府调试战略自主理念的新提法。1998年，瓦杰帕伊政府与法国签订了第一个战略伙伴协议，奠定了印度战略伙伴政策的基础。此时的印度，不仅与包括美国、法国和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加强合作，也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这一策略得到随后的国大党辛格政府的承继。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历届印度政府基本保持了国家战略的延续性。印度外交战略的演变具备明显的延续性，例如国大党的拉奥政府原计划于1995年12月进行核试验，最终在印度人民党的瓦杰帕伊任内进行；同样，瓦杰帕伊时期努力与美国达成核协议，最终是国大党的曼莫汉·辛格付出高昂政治成本的情况下才成功签署该协议。这种外交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帮助印度延续了在国际舞台两面逢源的外交地位，使得印度从美欧国家获取更多高精尖技术，美国还主导和帮助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同时印度也得以加入诸如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BRICS Bank）这样的新兴多边机构。

　　 （三）莫迪政府对外战略理念体现了延续性

　　 2014年之后，莫迪和印度人民党的崛起使得印度出现了新的一党独大体系，印度外交也呈现出更多特点。回到开始部分提出的问题，本文认为与其前任相比，莫迪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多于变化，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莫迪时期印度国家利益并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莫迪的外交政策与过去相比有很多新的特点，但总体战略与前任领导人并没有实质的变化。考察在不结盟政策、次大陆政策、文化软实力、国际权力转移（对华政策）、推行民主、地方政府在印度外交中的作用，可以发现莫迪政府在以上重要议题上的外交战略并没有带来颠覆性的变化。由于印度的核心国家利益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即便在印度主要外交议题上，莫迪政府因政党利益和个人兴趣可能有参与程度的变化，但以前参与的议题现在仍在参与，以前限制参与的议题也仍保持限制参与。

　　 从莫迪政府的外交实践来看，更审慎的判断应该是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仍保持在一个延续的框架内，巴斯鲁尔也认为“莫迪任内的印度外交是从其前任留下的基础出发的，总体呈现延续性”。霍尔也认同这一观点，强调虽然莫迪为印度外交带来进取的一面，但是“他并没有修改印度外交的总体目标和手段”。莫迪时期印度外交体现的延续性在于他认为印度已经是大国，这是他承袭印度所谓大国梦想的主要体现，只是他的主要任务转而是如何维持和利用印度的大国地位。

从莫迪政府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来看，也支持了这一判断。莫迪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后，日益强调自身的“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2019年连任后相关特征更加明显，而自印度独立以来所强调的世俗主义特征则日益消减。“印度教特性”思想家们将印度教性（Hindu-ness）等同于印度性（Indian-ness），并借此重建印度教的男子气概和力量传统。印度内政的变化让学界开始思考相关意识形态特征对于印度外交和安全战略带来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