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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 张蓝天: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理性取向

更新时间:2023-03-14 13:15:22
作者: 程美东 (进入专栏)   张蓝天  

   【摘   要】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科学理性至上的价值取向,这个取向贯穿于整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近代以来无论是清政府主持的改革还是士大夫群体对器物、制度变革的设想,都未触及科学理性精神层面。新文化运动以后,以先进的共产党人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增进了对科学理性精神的理解。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求解放的历程中,科学理性精神才得以实践并明晰。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完整工业体系初步建立、国防科技的奠基发展,体现了对科学理性精神的切实践行。改革开放是党领导中国人民重新高举实事求是、群众观点的科学理性大旗,拓展中国现代化生机与活力的生动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秉持了党的历史上一脉相承的科学理性精神,更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其内涵,强调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国,突出制度和人的现代化,继承并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科学理性精神;中国近现代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并深入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战略安排进行了科学擘画。 [1]22这是党在长期探索推进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形成的新的理论硕果,具有重要的探讨价值。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学术讨论主要起步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目前已形成了汗牛充栋的丰富成果,这是当代继续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①不过总的来看,既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两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层面:一是不少研究对“现代化”的概念界定稍显模糊,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论述多等同于中国近现代通史;二是部分研究的理论方法存在含糊不清的问题,或采用西方关于“现代化”的价值判断为标准。当今讨论“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极具生命力的理论命题,更应立足于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时空方位,结合整个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中来考察;此外,“现代化”是16世纪之后世界各国先后陆续开展的普遍过程,需要将“中国现代化”放置于这一整体大势中加以理解。综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人类文明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等多个维度来看,“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主要可概括为“科学理性至上主义的价值准则” [2]。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未出现“科学理性”连用的表达,“科学”和“理性”的含义也与今义不尽相同;而在西方思想界,“科学”和“理性”常被用于界定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西方社会在科学和人的认识上出现的变化[3]3-4,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皮希特则认为19、20世纪文明的历史世界的主体就是“人类理性”,是由“科学、技术、经济、理性政治、行政和社会计划造就的”[4]376。总的来看,“科学理性”不是突然出现也并非西方所独有,而是在历史中逐步形成,是人类所具有的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与自然、社会和自身关系的态度及行为,近代以来,逐步由朴素的“科学理性取向”发展出明确自觉的“科学理性精神”,即同时包含了生产力标准和价值观标准的价值观及其实践,其中既包括人类普世的共同价值,也蕴含着应以各民族、国家实际为依据的具体价值。以此为主线加以定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理性精神”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既有共性,更有其独特性,需要具体认识和评价。

  

   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科学理性精神这一主线,关注中国自近代以来至今对于现代化的探索历程,经过这5个阶段的艰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发展需要的科学理性精神得以形成并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真正体现了对科学理性的高度尊重和时代升华。

  

   一、近代以来科学理性的初步发展

  

   在近代以前,古代中国虽有农学、天文学、医学、数学等传统科学的发展,但主要停留在器的层面,尚不存在系统的科学体系和科学思维;价值观也主要是强调天人合一之“道”,“道”居于更高的地位。中西科学传统的分野,起源于古希腊文明“超越的突破”与春秋时期中华文明“内向的突破”的差异。古希腊哲学重视超越性的思索,逐步发展出以数学表达宇宙秩序的基本范式,抽象的理论体系极为发达,讲求逻辑、论证;与之相对,传统中国科技实用性、经验性强,技术高度发达,而理论和实验长期发展停滞。儒家认为得“道”的方法并非研究宇宙的奥秘,而是向内穷尽自己的内心,即“知其性则知天”[5]11,体现出二者在技术进步、价值世界上的差异。明清时期,虽然也有一些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但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尚未引起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广大中国内地仍处在封闭传统的状态。

  

   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列强的船坚炮利,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启了艰辛曲折的现代化历程,传统的“道器分离”逐渐向“以器济道”转变。

  

   晚清统治阶层虽然主持了被动走向现代化的部分改革,但不过视西洋器械为救急之术,难以谈上发展科学,根本目的仍是为维持“皇朝国体”这一根本之“道”。这一蹒跚前行的步伐还遭遇了强大的阻力。甲午战前主持洋务者基本均为地方督抚,中央很少有高官坚定支持改革。他们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尚认识不到学习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6]172,被认为是“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体现了强调伦理教化、统治者本位的思维方式,根本上制约了近代科学理性精神的发展。

  

   在实际施行中,这一改革不仅发展速度慢、举措不彻底且弊端丛生。19世纪60至90年代的洋务新政中,推行者设想虽多,却大多未很好地落实:洋务派意识到铁路在运兵、筹饷方面的重要性,却遭到帝师领衔的京朝官员一致反对,屡屡借助“天象示警”等迷信理由,大肆攻击;各地创设了一些制造局、军械所等洋务企业,运作方式仍近于旧式衙门,人浮于事,弊不胜数。三十余年时间中,新式学堂只办出二十余所,教授内容粗浅,翻译西书亦成效有限。各省练兵有名无实,难以御侮。很显然,洋务运动难以达到“自强”的预期效果,清朝与列强国家的实力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展现出主动变革的姿态,但戊戌变法昙花一现,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统治阶层虽有仿效西方的意识,但多为急章草就,中央要求的改革措施日益繁多但有不少不切实际之处,各级官员疲于应付,实为“纸张天下”。[7]46,55在涉及关键除弊之举时,清廷仍以维护名教为根本考虑,预备立宪延宕日久,最终却炮制出“皇族内阁”,造成民心尽失。新政目的本是为了挽救清政府垂危的命运,但没能改变其最终覆灭的命运。

  

   从“道器分离”到“以器济道”探索现代化的转变,更多的是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被动的选择。但清政府主持的改革未能真正贯彻科学理性精神,相关改革收效甚少。

  

   相较于清政府主持的改革,近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递进探索总体分为三个递进层次: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器械,到甲午之后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五四之后探讨思想的改造。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愈发深入,相应探索的现实影响也愈发深刻。总体而言,科学理性至上主义的价值取向已经在精英群体中间洒下了种子。

  

   首先是“经世致用”学风的兴盛,主张功效和应变技术,因“势”变法,主要以魏源、林则徐、徐继畬等为代表。魏源在鸦片战争后写作了《圣武记》《海国图志》,通过探求清代盛衰变化的内在原因,认为救弊当从法令、人才这两处着手,其中人才最为关键,《海国图志》侧重介绍西洋,但也认为中国内部问题比外部更为重要。[8]41总体上对西方科学理性的理解仍相当表面,其价值观基本上仍在宋明心学的范畴内。不过这一时期,在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中,部分传教士群体与中国士绅合作翻译了一些关于天文学、机械学、航海学、医学、植物学和地理学等著作,近代科学逐步普及开来。[9]7

  

   相比于“经世致用”群体的探索,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寻求改变政治体制,对传统的纲常名教进行了批判。他们推崇生物进化论等自然科学,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部分论述具有机械唯物主义的因素。[10]72-73,78-83但他们的宗教观、世界观仍缺乏坚实的哲学基础,往往是儒家经典、佛道基督等宗教思想与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杂糅,无法针对中国的客观形势,提出科学合理的改革路径。他们对于“取径西洋”的理解仍相当肤浅和功利,认为直接移植西方议院等制度便可解决中国问题[11]396,提出的部分举措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改革方案多是贪大求全的空想,无法成功落实。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在旧的封建政体中的现代化探索告以失败。

  

   随着西方思潮日渐涌入,在知识界与社会民众合力推动下,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科学理性内涵在讨论中进一步丰富,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如李大钊就特别注意对西学应持既有包容又有批判的态度,“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12]431,在关注西方近代以来科学发展与思想进步历程之外,更侧重宣传作为研究人类历史和社会的科学——唯物史观。[13]274-275胡适1923年在《科学与人生观》序言中谈到,近3年以来,“科学”一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14]2-3。但此后这一趋向推到极致——发展出将自然科学看作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则存在一定问题。如丁文江主张“科学万能论”,主张用科学方法统一人生观。“科学”成为打包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15]117一些学者提倡通过发展实业技术进行社会的改良,反对阶级革命,也未尽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实际需要。由此更说明,科学精神本质上需要正确的价值理性的引导。

  

   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东西文化观”“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等几次较大规模的讨论也涉及对科学理性认知的发展。虽然不同群体对之所持具体观点有一定差异,但总体上多认为科学本身即包含物质和文明两层因素,西方科学理性的进步性在于获取“自然界质料”的发达能力和高举“德谟克拉西”的精神形式。[16];[17]10人们的思维范式和社会方案选择本身也都带上了从世界看中国的色彩,由于目睹了原本作为“进步”代表的西方却在一战中兵戈相见、问题丛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西方所具有的科学理性原则也有其利弊②,作为东方落后大国更应考虑借鉴并超越之。[18]217-218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广泛传播,“无产阶级的科学性”得到进一步阐发。如青年周恩来针对社会上将共产主义等同于宗教的谬论,强调用“真科学精神”,即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理解对之加以纠正。[19]467唯物论基础上的科学观批判了种种唯科学主义的“僵硬信条”,包含着真正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科学理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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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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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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