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科学”在自然科技之外，扩充入社会科学的内容，其本身包含了对于探索新的更为科学理性的人类进步发展方式的明确意识，思想界的认知发展也为政党推动现代化实践做了前提性铺垫。

　　 二、国共两党探索科学理性路径比较

　　 张静如曾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近现代社会中，历时最长、党员数量最多的现代化政党”[20]12,48，在现代革命史上，国共两党同时进行了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在共同特点之外也具有各自的政党特性和政治文化，进而产生对科学理性的不同认知，这深刻影响了两党的发展走向。

　　 国民党早期组织者如孙中山、黄兴等曾对建设中国新社会的方案进行了探索，对科学理性初步予以关注。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强调“物质建设计划”，借鉴外国无线电、铁路、飞机等物质技术，但认为中国国情与西方不同，不能直接照搬美法等国发展路径，而应结合中国文化，“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最终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21]210、398孙中山所阐发的“三民主义”思想就其基本内容而言，承认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意义，同时接续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体现了素朴的真理论和对知行关系的自发的辩证观，但对于生产要素、资本、资本主义矛盾等问题的认识是错误和片面的[22]151-179，且将人民划分成“先知、后知、不知”三个等级，其价值理念并未很好地实现对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改造与超越。

　　 在孙中山去世后，虽然国民党也对科学理性的探索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由于其主持的现代化建设痼疾深重，在根本上限制了实际的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国民党党魁蒋介石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崇慕同时期德意独裁统治，未予科学理性以重视。国民党党治文化也日趋保守，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唯生哲学”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力行哲学”，根本否定阶级存在和革命的合理性，核心是提倡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主义[23]419-420，形制上更杂糅以浓厚的传统封建思想，如“新生活运动”[24]、“中国本位文化宣言”等，展现出国民党价值观上日趋传统落后的一面。究其本质，国民党仍只是一个“半现代化”的政党。

　　 现实中，现代化科学工业深刻受制于动荡的战争环境和国民党统治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弊病，未能充分发展。1927—1937年间，中国高等学校科技体制初步形成，科研工作和编译自然科学著作等得到了一定开展，这些努力值得肯定。但长期战争动荡，造成了巨大障碍。到1947年，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总结承认虽然抗战取得胜利，但财政经济和国民生计都陷入了艰苦境地，进一步发展却依然困难重重：“我国之经济建设,既未能迅速获得国际资本技术之充分合作,而经济政策之执行,亦不免将经济措施迁就财政需要”[25]1094。国共内战扩大后，国民党各种弊端愈加暴露，美国等其他国家经济技术援华步伐放缓，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也是其深受限制的根本内因。[25]1094

　　 具体来看，国民党较畸形的经济政治机器也限制了科学工业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党提倡发展“全体主义”经济，经济社会结构日益失调，国家垄断资本膨胀式积累。官僚资本在全国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包括外商）中所占比重，“1936年增长达35.9%，约19.89亿元（不包括东北）；1947年和1948年，陡增至64.1%；在全国金融业资本（包括外商）中，1936年突占达58.9%,约5.64亿元（不包括东北），1947和1948年更增至88.9%”，可谓“登峰造极”。[26]5-10这些财富积累大部分流入国民党内高层巨头囊中，未能切实转化为整体国民经济发展动能，政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更造成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此外，国民党长期忽视作为经济主要来源的农村建设，力图在后方重建现代化工业，导致财政掣肘；内战时期通过赤字财政筹措军费，经济最终走向崩溃。[27]74-78,188这根本上说明国民党不可能发展现代化科学理性的任务。

　　 与之相对照，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理论意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基本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理性价值体系，对中国现代化有着深刻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将中国的改造命题放置于“世界改造”中、将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放在人类解放历程中来理解[28]798，具有开阔视野和总体意识，同时强调“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重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还是中国本位”的争论中，张闻天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解，“使外国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这即是以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帮助解决中国的各种实际问题”，强调应批判借鉴世界科学文化精神，服务于独立自主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问题的立场认识。[29]

　　 在肯定大力发展生产力、工业化，即改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拓展科学理性的向度，关注人与人的关系的变革，进而强调改造人自身。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 [30]283，进一步认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30]296。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实现人们之间相对公平的土地、财产关系作为革命运动的重要指向之一，代表着中国共产党“肯定新的农村秩序的形成”的革命理念和“强烈的让民众翻身做主的愿望”。[31]此外，批评与自我批评、整党整风等在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造目标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逐步形成了自信强大的思想逻辑，吁求个体融入整体之中、刀刃向内实现自我的改造。中国共产党的这些认识超越了斯密等简单强调人征服自然的商品经济“理性”以及韦伯提出的科层官僚制“理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深刻呈现。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理性的落实也做出了一定努力，不过受战争、实力对比等因素的限制，很多措施尚未充分展开。土地革命时期党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大纲草案》中便强调“发展科学和技术，保障青年的一切权利和教育”[32]224。在群团运动中，注重“改革学校制度，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受初步的科学教育”。[33]75到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总体上说，这一阶段根据地发展和国家整体性经济建设不同，很多内容更带有战时色彩。

　　 中国共产党有着高度的探索中国现代化科学理性精神的使命意识，展现出强大的政党能力和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若干实践也为此后科学理性精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主义建设与科学理性的奠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正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但这一探索也面临着冷战两极对立格局加深、国际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总体而言，这一历程在曲折中前进，在秉持科学理性精神下做出了一定的积极探索，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明确要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工业和农业的近代化。人们认识到，像德、意、日等第二波现代化国家所走的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道路行不通，“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中国要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34]139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不可避免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决定提前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35]571

　　 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此后社会主义建设在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等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方面的现代化任务。1956年，针对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强调以苏为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同年12月，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中央高层领导下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但在此后不久，随着大跃进的开展、阶级斗争估计的严重化，经济建设政策和指标多有反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陷入顿挫。1958年苏联宣布撤出全部在华专家后，我国逐步探索自主研发推进科技发展的路径，到1960年，我国机器设备自给率达到85%，钢材自给率提高到93%，其中无缝钢管、矽钢片、薄板等8种重要钢材的自给率升至87%，已能设计、建设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发电站、重型机器厂等。[36]1 318

　　 1961年后，高层逐步做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努力，批准了“科研工作十四条”，取得了一定成效。1963年新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得以制定，以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技成果显著，基础科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先后从其他西方国家引入了一些成套设备，并在常规武器装备、导弹和核武器的发展、水利交通、机械工程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37]370,375-376，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和农村用电及农业生产技术等条件也有所改善。[38]570-571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继承此前1954年一届人大提出的“四化”任务，将“交通运输业现代化”更新为“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强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9]439，体现了对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视和务实倾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宝贵的政策理论遗产。在此指导下，我国通过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逐步积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体系。

但几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未能解决农副业经济、城乡关系、生产力布局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多计划和规程又为十年动乱所打断。就横向对比来看，6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收入总量已和日本、联邦德国相去甚远，尤其是战后日本经济逐渐复苏，1961年已经首次超过中国，到1965年，日本国民收入估计约680.1亿美元，而中国仅为563.4亿美元，超过中国的20.7%，而当时中国总人口约7.15亿，日本仅为9.8千万，中国人口是日本的7倍之多。不仅如此，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甚至还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38]502,509;[40]28-33至70年代中叶，通过农业的高积累支持重工业发展这样一条模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走入了困境。中国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1978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320公斤，仅仅刚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该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也只有74.67元。[41]序言邓小平在1988年6月22日和门格斯图谈话时说：“从1957年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