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患失而无不可为者，识之所及，志之所执，习之所安，性之所成，以是为利用安身之至要，而天下之道无出于此。切切然患之，若疾疢之加于身而不能自已。

　　                          —— 王夫之《宋論》

　　 在今日“宋热”的社会思潮中，人们很少会思考到中国人的国民性与宋代有什么关系。“宋热”热衷于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惊人的城市化程度、优雅精致的士大夫生活方式和传统精神文化的高度（陈寅恪称道的“宋学”）。

　　 宋是中国历史一千年来的关键时代，因为它的经济、文化成就，更因为它致力于对外自弱致国族忍辱负重而终至覆亡，故决定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命运。

　　 宋人对外自弱，其于国民心性有根本性的奠基，最大的影响就是“苟且”心性。

　　 “苟且”在国民性研究中是一个被忽略的主题。其生成奠基固远，成因复杂，然其深入定性，洵为宋代之作为。

　　 一.循默苟且的本质问题

　　 何为“苟且”？

　　 苟且的问题本是宋人自己发现的。

　　 嘉祐四年（1059）三月，欧阳修称：“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熙宁变法的主角王安石表示，其变法就是针对苟且之势：“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临川集》卷四一）

　　 朱熹也说：“亦是当苟且废弛之余，欲振而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法制》）

　　 因循末俗之弊带来的就是精神之运的沉落、士大夫官僚集团耽于空名而不务实事。

　　 “精神之运不加”一语击中了命脉。

　　 在众多批判中，叶适的反思最为透彻，高度概括了整个宋朝的缺陷：

　　 “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靖康以后，本朝大变，乃与唐末、五季同为祸难之余，绍兴更新以至于今日；然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提防扃钥，孰曰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也哉？”（《法度总论二》）

　　 一面是儒术文治使宋人心性柔弱怠惰，另一面是专制法禁过甚过严，致人人皆以懦弛的品性与繁密的法禁周旋，尤以小心翼翼、因循苟且为保身之策略。而南宋的法制，士大夫的议论，对国家权力关要尤其提防，矫枉过正而趋之保守紧缩。

　　 文治是“仁治”吗？与专制法禁完美结合的文治，恐怕是赵宋创造的更精致的“儒法一体”的统治术而已。看看新、旧党几十年互相迫害的历史，详细了解一下宋代文官政治斗争的内幕，对宋人“精神之运不加”会有深刻的认知。

　　 从宋人自我批判的论述看，其心性包括循默苟且、颓堕宽弛和耽于空洞。

　　 后来王夫之则用一“弛”字概括这种苟且委顿的总体大势：

　　 “宋自神宗而事已难为矣。仁宗之弛已旧，仍其弛而固不可，张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渐张之，犹可为也，过此而愈难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进富公与谋，而无以对也。宋之日敝以即于亡也，可于此而决之矣。（《宋論·神宗三》）”

　　 就是说，宋朝之亡，乃“弛”（苟且）势因之。

　　 苟且是一种心理性格，它的基本意义是只顾眼前，得过且过；草率，不认真；马虎，敷衍；勉强。

　　 苟且是中国人的一大本性，它源于“出死入生”的农业民族根性，这是一种“活命哲学”。中国人视生命和稳定为最高原则，可以牺牲其他，尤其是精神上的价值，包括勇敢、独立、自由、尊严、快乐、平等、公正、理智等。在苟且心性系统里，常常用好死不如赖活着、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态度来表达其价值观。

　　 苟且是不择手段地暂时求存，不惜为奴，遗忘耻辱。努力修炼自己以柔软的姿态接受任何不堪甚至灾难。它更包括无所作为的态度，道家即宣扬这样的人生哲学。

　　 苟且性格与懦弱、委顿、因循、短见、偷安、贪欢、奸巧和奴性等心性融合成一个人格系统。其根本在于私和患、懦和惰。

　　 宋人精神之运不加固有很复杂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1.祖宗家法致懦弱苟且

　　 2.文人政治致困顿苟且

　　 3.道理最大致空洞苟且

　　 这三方面因素贯穿于319年的整个宋代。

　　 苟且的人格心理是与社会制度的残酷统治控制互为因果的。

　　 有宋一代祖宗家法，是由太祖、太宗确立的宋代皇帝统治赵宋江山的根本精神、原则和做法的总称，它完全得到士大夫官僚阶级的认同和维护，主要通过文人官僚集团来执行。这些祖宗家法大致包括：

　　 核心精神是：事为之制、曲（小事）为之防。具体做法包括：守内虚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尊重士大夫；以文驭武；压制宦官外戚；权力分立；不杀言事臣僚，等等。

　　 细析其要点，发现其关键词不断重复的是：

　　 制，防，守，驭，治…

　　 赵宋宗室鉴于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军阀频繁颠覆的教训，为了守住一家一姓的天位，取历史逆反的国策，不惜固执地自废武功，严格地执行“守内虚外”的祖宗之法。

　　 其中显示了其心性的逻辑链条：

　　 深植“患失天位”的心态→取“守内虚外”的国策→苟且以致陷入“习得性无助”的轨迹→劣性循环浸弱浸削而至于亡

　　 王夫之这样叙述北宋百年中的苟且状况：

　　 自从与辽朝缔结澶州和约之后，宰相毕士安撤掉了河北的军防，以休息调养的名义开启了宋真宗假造太平盛世的享乐心理，在大祭天地鬼神和营建工程中度过了18年。宋仁宗以柔道为保国策略，辽使一到，就马上给辽朝增币，在辩论纷争中空耗了41年的时光。宋神宗以迂腐错谬的妄图，既搜刮百姓财富而使之凋敝不堪，又驱使未经训练的士兵到边疆攻打西夏；辽朝来索取土地就慌忙割让，始终没有制敌取胜的实际策略。宋哲宗以来，新旧两党一直争论不休，根本不考虑北边的敌人，蹉跎岁月又过了20多年。边疆无可任用的将领，军中无可作战的士兵，城池堡垒坍塌，戍兵逃离散去。宋徽宗只知道游玩，败坏国家法度，忘记了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这样的日子将近有100年，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势：想进攻而没有进攻的能力，想救援却没有救援的力量，想镇静处之而无法镇静。没有一个人有保卫国家的谋略。（《宋論·徽宗三》）

　　 苟且如此，但对国家英雄却有斩伐杀绝的残酷无情：

　　 岳家军在战场上完胜金完颜兀术，差点就要收复汴京时，高宗与秦桧密室商议，要否制止岳飞的军事行动。高宗踌躇之际，秦桧问了高宗三个问题：

　　 1，陛下，你真的相信岳家军能消灭金军吗？这才仅仅过了十几年啊！（靖康之难时宋兵溃不成军，金军所到之处，宋军纷纷投降。岳家军的厉害和战功应该是吹嘘出来的）

　　 2，陛下还记得前两年的淮西军变吗？（岳飞有兵变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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