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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一位志在扭转西方哲学乾坤的实践哲学家

——莱布尼茨《实践哲学文集》编译者序

更新时间:2023-03-13 09:20:36
作者: 段德智 (进入专栏)  
[17]其实,在一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布朗对弗里德里希的这样一个批评移用到罗素对“莱布尼茨伦理学”的批评上。因为我们同样有理由说:罗素把莱布尼茨的“伦理学”概括为“一团矛盾”的说法是一个“让人非常泄气的评估”,尽管莱布尼茨的伦理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他毕竟为传统的伦理智慧“提供和展现了一种深刻的创造性的哲学根基”,将其提升到了“道德哲学”的层面和高度。

  

   其实,尽管弗里德里希并未深刻理解莱布尼茨对法律、政治和国家问题的“哲学反思”,我们也不妨将其使用的“哲学反思”这个短语视为他那篇论文的一个亮点。因为莱布尼茨之所以能够成为如罗素所说的“伟大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且还因为他对其所掌握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知识(包括种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进行了切实的“哲学反思”,为它们“提供和展现了一种深刻的创造性的哲学根基”,从而对其有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解和把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总体上看,无论就知识的博大,还是就知识的精深,他都是他那个时代无人企及的大家。也正是凭借这样一种“哲学反思”,凭借着他的过人的学养、气质和功夫,莱布尼茨才得以将普通人文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提升到了“哲学”层面和高度,将其提练成作为“实践哲学”分支学科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尽管就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的单个领域看,无论是从莱布尼茨所在的时代看还是从历史上看,都有许许多多的学者的成就高于莱布尼茨,但若就将所有这些学科提升到“哲学”层面,将其锻造成“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并进而将其统摄到“实践哲学”之名下,至少直至莱布尼茨时代尚没有一个学者取得无如此辉煌的成就。无论如何,罗素对此是缺乏认识的。

  

   二、实践哲学的学科定位:对传统哲学模式的根本颠覆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结论,这就是:为要对莱布尼茨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思想有一种切实的理解和把握,我们首先就必须跳出传统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的狭隘论域,逐步上升到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绝顶”。否则,单单就事论事,就事论理,就会像印度“瞎子摸象”的寓言所昭示的那样,非但不能对整个大象有一种总体的了解,而且即使对大象的耳朵、腿和鼻子等各个部分也不可能有真实的认识。我国古代哲理诗人苏轼曾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是谓此。既然如此,我们在对莱布尼茨的作为其实践哲学分支学科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做出扼要的解说之前对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宏观构想先行地做出一个扼要的说明就很有必要了。

  

   在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宏观构想中,最富有创意的当属他对实践哲学的学科定位:首次突破了传统哲学的成规,提出了实践哲学重于和高于理论科学的理念。

  

   我们知道,直至莱布尼茨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理论哲学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诚然,西方哲学史上的实践哲学可以一直上溯到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因为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不仅像米利都学派那样“掌握了意识的实践本质”,而且还致力于“道德神圣化”,将数学和米利都学派推崇的“自然哲学”知识作为其“道德神圣化”的手段,从而使道德实践直接获得了“哲学”的意蕴,被提升到了本体论的层面。《希腊思想》的作者罗斑在谈到毕达哥拉斯的这样一种努力时写道:“毕达哥拉斯被认为是‘哲学’一词的发明者,‘哲学’亦即‘趋向智慧的努力’,这恰是道德神圣化的一个因素。那些已得门径的人之致力于数学、天文学、音乐、医学、体育及荷马、赫西俄德的评注阅读,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些研究看成是不同程度上的纯化灵魂,并相对地纯化身体的手段。”[18]也许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称赞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试图从哲学的高度“讲道德”的人,而黑格尔则称赞他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讲“实践哲学”的人。[19]      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大伦理学》第1卷里所批评的那样,毕达哥拉斯虽然“第一个”试图从哲学的高度“讲道德”,“但是并不是以正确的方式讲;因为他由于把道德还原为数,所以不能建立真正的道德理论”。[20]这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毕达哥拉斯归根到底还是把他的“道德哲学”或“实践哲学”“还原”成他的主张“数乃万物始基”的理论哲学了。

  

   应当说,在这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真汲取了毕达哥拉斯的教训。为了避免落入毕达哥拉斯的“还原论”,亚里士多德着重从思维功能、存在者中的对象域和学科旨趣三个方面入手对理论哲学(理论科学或理论知识)和实践哲学(实践科学或实践知识)做出了明确的区分。首先,从思维功能看,理论哲学是一种纯粹“认识的思维”和“静观的思维”或“思辨思维”,而实践哲学则是一种“计算性思维”和“实践思维”或“筹划思维”。[21]其次,从存在者中的对象域看,理论哲学既然是一种“认识的思维”和“静观的思维”,其对象也就无关乎人的行动,就是自然事物中永恒不变的东西,而自然事物运动和静止的本原也就存在于这些自然事物的自身之中,而不存在于实践者之中,我们因此也就不可能对它们进行任何实践改造活动,我们即使将一块石头抛上天空一千次,我们也不可能使之习惯于上升而不至于下落。相反,实践哲学的存在者中的对象则不是普遍的和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总是具体可变的东西,其运动变化的本原则不存在于对象自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实践者之中。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强调说:在理论哲学中,我们思考的是“存在者中那些其本原不可以是别样的东西”,但在实践哲学中,我们思考的却是存在者中那些“可以是别样的东西”,因为“没有人筹划那些不可以是别样的东西”。[22]最后,从学科旨趣看,纯粹理论哲学的旨趣仅在于分辨真假,而实践哲学的旨趣则重在褒贬善恶。诚然,无论是理论哲学还是实践哲学都有一个思考问题,但其思考的内容和目标却显然有别:理论哲学的思考“只有真假而不造成善恶”,而实践哲学思考的真假则与善恶相关。[23]鉴此,我们不妨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哲学说成是讲“真”的哲学,而把他的实践哲学即伦理学和政治学说成是讲“善”的哲学,只不过他在他的伦理学里讲的是一种“个人善”,在他的政治学里讲的则是一种“公共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尽管藉思维功能、存在者中的对象域和学科旨趣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区分,规避了毕达哥拉斯的“还原论”错误,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这两门哲学进行价值判断的权利,依然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固守理论哲学优先的立场。例如,在《形而上学》里,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即作为研究“最初本原和原因的思辨科学”,称作“最高科学”、“自由科学”和“在诸科学中占最主导地位的科学”,亦即“第一哲学”。[24]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亚里士多德从人是理性动物的高度进而明确地提出了“知德”高于“行德”的观点,断言:“思辨是最高贵的活动。因为灵智在我们灵魂内部是最高贵的,而灵智的对象在整个认识领域内又是最高贵的东西。”[25]亚里士多德这种理论哲学高于实践哲学的观点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

  

   至近代伊始,人们非但没有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向前推进一步,反而在一个意义上出现了毕达哥拉斯实践哲学借尸还魂的场面。享有“近代哲学之父”盛誉的笛卡尔提出了一种“进一步退两步”的哲学观。如前所述,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践哲学虽然与理论哲学也有某种关联,但由于其在思维功能、存在者中的对象域和学科旨趣三个方面明显地区别于理论科学,故而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可能将其由理论哲学直接推演出来。但在笛卡尔这里,事情却出现了根本性的扭转,实践科学(实践哲学)像是由理论科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直接产生出来的一样。我们知道,笛卡尔对哲学有一个著名的“树喻”。按照他的说法,“整个哲学就像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由这个树干生长出来的各个树枝就是所有别的知识分支。这些分支可以归纳成三门主要的科学,这就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26]在这段话里,笛卡尔所说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显然属于“理论科学”或“理论哲学”的范畴,而他所说的“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则明显属于“实践科学”或“实践哲学”的范畴。[27]既然如此,则当笛卡尔宣布说:“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这些“树枝”都是由“物理学”这个“树干”“生长出来”的“知识分支”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宣布:“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这些“实践知识”或“实践科学”统统都只不过是由“理论科学”或“理论哲学”直接“生长出来”或派生出来的。而这也就进一步意味着,在笛卡尔这里,实践科学或实践哲学业已丧失了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享有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最终还是像毕达哥拉斯“把道德还原为数”那样而被笛卡尔“还原”成了“理论科学”(首先被还原成了“物理学”,进而又被还原成了“形而上学”)。毋庸讳言,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确曾使用过“伦理学”乃“心志最高尚也最完满的道德学说”(altiffimam autem ces & perfectiffimam morum intelligo)这样的短语,[28]但当笛卡尔这样说时,他针对的是作为哲学大树“果实”部分的“三门主要的科学”即“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说的,而不是针对派生这些分支科学的作为“树干”的“物理学”说的,更不是针对派生作为“树干”的“物理学”和作为“果实”的“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的作为“树根”的“形而上学”说的,从而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学科地位无关。[29]这一点是需要读者认真体味的。

  

   针对哲学结构的传统模式,特别是针对笛卡尔的“树喻”,莱布尼茨做了大量的拨乱反正、推陈出新的工作。首先,莱布尼茨藉“知识海洋论”一笔否认了传统哲学结构太过简单化和立体化的倾向。如果说毕达哥拉斯的“还原论”是西方哲学结构简单化和立体化迈出的第一步的话,则笛卡尔的“树喻”则显然把这样一种倾向进一步系统化和形象化。为了从根本上颠覆这样一些传统观念,莱布尼茨破旧立新,明确提出了“哲学知识海洋论”,为哲学各分支学科的互通互融及其平面化进行了论证。例如,早在1679年左右,莱布尼茨就在《奥秘的百科全书导论》中提出了“哲学知识海洋论”,断言不管你如何划分哲学或“普遍科学”,不管你断言它包含什么“分支学科”都无所谓,因为这些分支学科“就像海洋一样是个连续整体”。[30]1690年,莱布尼茨在《人类学说的视域》一文中,把这一点讲得更为生动。他写道:“各门科学的整体可以看作一个大洋,它到处延伸,毫不间断,从无间隔,尽管人们想象其中存在有许多部分,并按照自己的便利给它们以各种名称。”[31]1704年,在阐述“科学分类”时,莱布尼茨又重申了他的“哲学知识海洋论”,把“我们知识的全体”说成是“一个连成一片的海洋(un Oceean, qui est tout d’une piece)”。[32]

  

其次,针对笛卡尔的“树喻”从整体主义原则出发片面强调哲学各分支学科的有机统一性,莱布尼茨强调了哲学的学科分际,特别是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学科分际。例如,在《人类理智新论》第4卷第8章里,莱布尼茨就明确地以“实践”和“理论”来概括“道德学”与“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断言:“真正的道德学之于形而上学的关系,就是实践之于理论的关系(la vraye Morale est à la Metaphysique, ce que la practique est la Theorie)。”[33]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莱布尼茨在第4卷第17章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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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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