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2年11月18日为赵宝煦先生诞辰百年，当此缅怀先生人生之际，结合先生的学术人生，研究和阐释先生的人生学术和政治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是继承先生的品格和精神，光大先生的未竟事业，推进我国政治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本文据《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5期刊文《宝煦先生政治思想初释》改写，其中既有对于先生政治思想的探讨，更有对于先生的深切怀念和纪念。

　　 赵宝煦先生，著名政治学家、国际政治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先生自西南联合大学始治政治学，至2012年驾鹤西去，毕生致力于政治学的学习、研究、发展和建设，为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作为世纪学人，先生不仅见证和经历了我国现代政治学科的生成和发展，参与和推进了我国当代政治学科恢复重建的奠基和进步，而且广泛涉猎社会、哲学、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研究，孜孜以求，探索人类社会政治本质和发展规律、中华民族复兴和走向高度文明的治理之道，深得精要，形成了丰富深厚的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实是我国社会文化和政治学科的宝贵精神和学术财富。

　　 一、思想源流

　　 自西南联大始，宝煦先生治学从教近七十年。在中国社会现代变革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他经历了旧中国和新中国两重时代和社会的历史变革，经历了战争、革命、运动与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剧烈转换，其政治思想既浓缩了中国现代社会巨大历史变迁，也融合了多方面的思想因素。正如文生在“赵宝煦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八十七华诞庆祝会”发言中所述：“在赵先生学术思想中，他本身就兼容各种不同思想，所以很多思想、很多主张在赵先生学术思想当中都可以找到印记。”

　　 梳理先生的政治思想，追溯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可见其思想源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的现代转换

　　 先生少时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既及长成，传统文化学养深厚，尤精儒学、墨学等，爱好诗词歌赋、书画戏曲。因此，在进行政治学研究时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先生政治学术研究的特点，如他在论及政治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强调的那样，“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学，最主要、最现实的就是要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服务，因此，研究中国政治学必须熟悉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

　　 在先生的政治论述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要素俯拾皆是。同时，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哲理箴言、经书典故、诗词歌赋都参透精髓、运用自如，其政论学论、道德文章中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在这其中，先生特别看重的是“和为贵”与“中庸之道”，按照先生的说法，这两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做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两个命题，即‘和为贵’与‘中庸之道’”。“主张仁爱和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在长期研究和参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先生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传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各国和民族生存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先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标尺，对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双重性形成了精辟的看法，“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我们自豪地说，世界上不乏文明古国，但只有中国是有不间断文字记载历史的文明古国，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要明白，五千年传统文明中不都是优秀文明。……我们的五千年文明中也有糟粕，……然而不论精华或是糟粕，都深深地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身上打上烙印，这些精华与糟粕都时时在我们的血管中跃动着。我们心里必须明白这一点，而时时加以区分，对于遗传来的糟粕，需要时时警惕而自我克服。”因此，先生在分析社会政治现象时，都积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性、选择性地吸收传统政治文化的营养，并且对其进行分析、剖析、扬弃和现代转换，逐步将其融入自己的政治思想。

　　 2.西方政治思想的批判、扬弃和吸收

　　 在西南联大，先生从化工系转到政治系学习时，选修的是西方政治思想相关课程。根据先生的回忆，当时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就更少。”

　　 先生学习和吸收西方政治学理论和知识的过程，是与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并行的，因此，作为其政治思想的知识源流之一，先生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学习和取舍也是逐步发展和深化成熟的。早期，先生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将其作为他的专业知识基础。嗣后，先生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生信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政治思想。他在晚年总结自己对待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看法，代表了他对于西方政治学说采取深入研究、合理吸取和扬弃的科学态度，先生说，“西方学者研究国际政治学起步比我们早，而且由于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比我们高，科学技术进步，所以他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拥有比中国学者远为有利的手段和条件。因此，他们成果多，成就较大，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因此就盲目崇拜西方学术著作，不加分辨，不加选择，亦步亦趋，照抄不误，……它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相反，把所有西方学术成果，包括理论和方法，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给它们扣上‘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帽子，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作法。它同样也是错误的。……对于西方学术成果，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决定取舍。第一，我们应该先弄清它的内容，不要在还没有弄懂人家说的是什么之前，就轻易地否定或肯定；第二，对其内容的正确与否，应该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地作出自己的判断，不要人云亦云；第三，如果经过研究，肯定是正确的，也还要检验是否适用于中国，能否全部或部分为我所用。”

　　 实际上，正是对于西方政治学这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扬弃和科学吸收，使得先生政治思想具有内容的丰富性、发展的开放性和视野的开阔性。

　　 3.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接受和服膺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在学术界，适如先生所说的那样，“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已有一些政治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这些研究，形成了为数不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成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开始集中关注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根据先生回忆，“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吴（恩裕）先生却是我第一位启蒙老师。我在他的课堂上第一次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后来，追求真理、勤于钻研的先生在众多政治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其人生的信仰，求索人类政治规律和理想的社会和公共生活之善。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先生不断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认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奉。这个过程使得先生从一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追求者，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生在北京大学担任全校马克思主义教研室负责人，承担全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在长期学习、钻研和教授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先生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培养并树立了北京大学一代代学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内容成为先生政治思想的主体内容。

　　 多年钻研，使得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政治思想观点具有很高的造诣。在先生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联系时代发展，广泛涉及、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和方法，均体现了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和精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学术风范。

　　 二、基本内容

　　 先生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社会政治和对于政治学的研究认知方面，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先生人生和学问的统一。

　　 1.爱国主义是先生政治思想的基础和起点

　　 先生对社会政治的认知和对国家政治和治理之道的探索，是以爱国主义作为起点的。在先生毕生的思想发展和现实关怀中，爱国主义一直是其重要思想基础和主线，这一基础和主线集中体现为他对于国家主权和统一、民族独立和富强的追求。

　　 先生青年时期即执着追求光明和真理，曾以诗作表达其高远志向，他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诗作中说道：“我有一个爱，早已献给了光明，……在暗夜里追寻我的爱，展翅向昏黄的烛焰飞来。纵使灯火会烧焦我的肢体，我不埋怨，这一切原是我自己安排。”在革命年代，先生的追求集中体现为他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黑暗统治的深恶痛绝，对真理和理想社会的向往，进而发展成对于国家主权统一和民族独立富强的深入研究。

　　 先生的爱国主义首先发端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和历史情怀。先生在阐述爱国主义的信念时，敞开心扉，直抒经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中国历史转变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胸臆，“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1822年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录》里，曾经这样评论中国，他说：‘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有连绵不断、由历史学家著述的历史。在亚洲，还有其他民族也有古老的传统，但是没有史籍。’五千年悠久的具有灿烂文明的历史，使中国人充满自豪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遭受到一百多年的屈辱。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个东方的文明古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顽强反抗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为了民族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曾经有无数革命先烈（包括当时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和革命的国民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中国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由，曾经艰苦奋斗了一百多年，真是漫漫长夜啊！直到1949年，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不容易。因此，中国人珍视自己国家的独立尊严甚于一切。”先生传承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他热爱祖国的深沉情怀体现在其漫长的人生经历中。先生回忆40年代追求光明的文章《南行记》，即是抗日战争时期先生爱国主义的典型记录。在西南联大，先生本科专业起初是化学工程，但是，面对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和生死存亡的处境，先生以为国家政治变革才是救亡图存更加有效的出路，从而毅然转向政治学专业，并且以此作为终身学术事业和志业。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一如既往，并且集中体现在对于国家主权、祖国统一和国家发展的强烈关切之中。

　　 在先生看来，主权对于现代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主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领土，而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又事关祖国的统一，这是作为跨越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不同时代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要政治关切。先生就此指出，“中国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方针，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设想的一个国家长期分裂，又各自施行不同制度的两部分之间，和平统一方案的最佳选择。”

先生的爱国主义还集中体现为他对于国家繁荣富强的渴望和信心。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信心和渴望始终如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