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浦劬：宝煦先生政治思想探析
2.马克思主义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主体和指南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主体内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生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过程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多年钻研，使得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政治思想观点具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其建构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和论述的政治思想，主体内容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作为自己的主体思想，首要的是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对此，先生认为，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必须严格遵循其原意，掌握其精髓。为此，先生对于“以恩解马”（以恩格斯的说法来理解马克思）“以苏解马”“以西解马”的说法和做法未予认可，而是赞成“以马解马”，即“我们必须从马克思的原话中寻找马克思的本意”，然后紧密结合发展着的历史实践给予科学的解释。
在先生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内容都是政治学的内容。先生的政治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作为主体内容的特点，集中体现在1980年我国政治学科恢复重建后先生主持编写的第一部政治学原理作品《政治学概论》中。《政治学概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建构阐述了新时期我国政治学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成为我国新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展开政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先生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政治发展实际，积极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思想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由此使得先生的政治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基本立场和深厚意蕴。
其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是先生的治学原则。
先生明确指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我国政治学研究之所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发展性。对此，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科学认识，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因此，它是一种科学的宇宙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正因为如此，先生认为，我们研究政治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否则，不但无法满足科学性的要求，而且还将迷失方向。”“我们这里说的指导思想，既不是僵化的教条，也不是束缚科学发展、束缚思想发展的清规戒律。首先，它不是以任何一种一成不变的主观意图，强加于千变万化的客观现实；其次，它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而不能违反科学的要求。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再次，推进中国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先生的治学追求。
先生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基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人进行政治学研究，双脚必须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要熟悉中国国情，要深入社会，深入基层，多种调查研究。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必须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它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发展变化了，人的思想认识就也要跟着发展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生动活泼的发展的科学，而不是死的教条。”
在实践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具有时代性，先生就此指出，“政治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政治学研究必须‘敢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话讲得非常好。政治学研究要敢于创新，是指刻苦钻研、全面分析，充分做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从而提出新理论、新观点。”
又次，汇聚吸取多种文化优秀要素，是先生的治学主张。
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在不同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中实现的，因此，先生认为，“交流是文化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封闭则导致僵化，而无法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总结吸收当时人类科学文化的成就，我们也应该吸收总结今天的科学文化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只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3.人民民主是先生政治思想的基本主张和取向
分析先生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可见其具有丰富的人民民主的思想理念和特质。
在政治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先生对于人民民主有一个从向往到明确主张的演进过程。这种人民民主的首要特征和根本基础是人民至上。早在1946年，先生就十分关心人民利益，他曾赋诗《老百姓至上》以述情，吟曰：“昨天，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女，今天，我们是老百姓的兵。……让我们年轻的血，为老百姓流，因为老百姓养育了我们。让我们年轻的生命，为老百姓去死，因为我们属于老百姓。”这其中充盈着先生的人民情怀。
其次，实现人民民主，既蕴含着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更体现着人民政治的治国主张。在革命时期，先生毅然参加革命，追求人民利益和人民解放的民主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后，先生热切向往的是“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文化大革命”使得人民民主的建设遭到巨大曲折，先生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不公正待遇。但是，这一切并未动摇先生追求人民利益和人民民主的不渝之志。
改革开放后，先生对于人民民主的追求更加坚定而强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民主。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不是一句空话，而应该有其切实的具体内容，这些具体内容的妥善实施，必须通过不可或缺的法定程序。因此，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不能离开法治。”
第三，推公共利益优先，以天下为己任。作为见证中华民族世纪发展，追索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代学人，先生与同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历史和时代特征，就是抱秉“天下为公”的情怀，奉行公共性优先的政治哲学和价值选择。经历了国家与民族的世纪沧桑巨变，先生深沉地指出，国家、民族、公共利益优先，是浸淫东方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人格和素养所在，“知识分子的应该具备的素质主要有：1.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良知……社会良知也就是社会责任感。知识分子要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要有忧患意识，一定要以天下事为己任，为社会进步、国家的富强发挥自己的作用。2.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3.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思想。”
第四，社会和谐，多样性统一共存共处的人民共和的政治精神。在先生追求和主张的人民民主思想中，核心是人民内部多样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政治理念。在这其中，在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中，先生强调的首要精神是多样性统一、矛盾性同一意义上的“和”字。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先生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阐述过“和与同”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和而不同，这话讲得好。只有人人都有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既勇于发表不同的意见，也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对各种意见都作认真的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才能真正求得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把各方面和各种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共同为我们的事业而努力工作。”“团结、和谐只能是矛盾的统一，而不能是机械的一致。和，可以解释作矛盾的统一。”
在先生晚近的政治学研究中，人民共和与和谐的思想表现得更加强烈和直接。先生对于不同社会背景下不同性质的政治艺术进行了阐述，尤其对于人民夺取政权以后，人民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多样差异性进行协调的艺术进行了深刻阐发，他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就是不断产生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而运用国家政权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和艺术，就是“摆平矛盾”的过程和艺术，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政治是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艺术。”
先生进一步强调，社会和谐与和谐社会，需要依靠民主法治来保障，在人民内部实现多样的统一、矛盾的协调，达成和谐社会，就是先生所谓作为“摆平的艺术”的政治的真谛，而实现这一真谛的现实路径，则是法治和民主，适如先生所言，“如何摆平？离不开法治和民主。没有法治与民主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更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社会。”
4．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是先生政治思想的学术原则和规范追求
先生追求精神世界、知性人生和社会理想，在这其中，追求科学，求真务实，是先生的学术原则和人生原则。
先生晚年回忆这些原则形成时曾自我内省道，“现在想来，对我后来影响较大的有两本书。一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集《门槛》，一是南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郎执着的殉道者精神，使我后来毫不犹豫地参加革命；《世说新语》……又使我崇尚纯真、自然，本能地鄙视各式各样的道学和教条。”“我厌恶伪道学，不喜矫饰造作，更反对千篇一律、机械一致。”对于政治学研究，先生尤其强调其研究的科学性，明确指出，“坚持科学性是当前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关键问题。”在先生的著作、文章乃至序言、书评、会议发言中，先生多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展开科学的政治学研究，不仅需要乐于追求真理，善于发现真理，更加需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维护真理。
先生认为，政治学研究科学性的实现，首要的前提在于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也是它的科学性所在。”遵循这一精髓，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就要在政治学研究中大力贯彻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使得政治学的研究真正立足于社会实践和社会需求，“政治学的研究，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
政治学研究科学性的实现，必须深入研究和充分尊重学科发展的规律性和科学性。为此，先生深刻指出，政治学术研究虽然具有介绍知识和政策宣传的功能，但是，其根本任务是要探讨政治现象的发展规律，以国际政治学为例，“国际政治学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它的任务，不只是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作客观介绍或政策宣传，而更重要的是要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科学的理论性的研究，提供一个对国际政治问题的规律性的认识。”
在强调政治学研究科学性的同时，先生十分注重政治学研究的人文关怀，并且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性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完全可以与其科学性有机结合的。他明确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人文特质出发，“社会科学者遇到的最大挑战，往往是难以测量的心理因素。但这不等于说社会现象完全没有规律。譬如有些西方政策分析家往往爱说：‘分析共产党国家的政策趋向很难，因为他们不按规律出牌。’其实，任何一个人、一个政党或一个国家，他们的行为都是有规律的。只是因为你不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你不理解他们的某些措施的来龙去脉，就认为他们不按规律出牌。事实上，他们是按他们自己的规律出牌，而不是按你习惯的规律出牌。”
三、内在结构
先生的政治思想具有丰富深厚的内容，而且具有严密统一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强烈的辩证特色，进而使得先生的政治思想呈现结构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特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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