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装，紧密地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了党的任务和目标，制定了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如何认识和总结我党百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不仅是我国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任务，更是我国经济学界最基础的理论建设任务。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的三个组成部分

　　 以马克思《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成熟的英国和欧洲国家，它的研究对象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经济体。它以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为分析的起点，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整个社会化再生产过程，建立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和资本剥削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真理、争取自身解放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在中国传播，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在中国运用呢？这成为1921年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紧迫的理论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理论创造：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

　　 进入20世纪，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不仅领土与主权遭到严重侵犯，而且司法和行政也被分裂。经济上，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农村中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在土地租佃制下形成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经济，依靠手工劳动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被瓦解，但封建的土地关系，不仅依旧保持，而且与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勾结，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中国现代产业和经济，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本虽然有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比重很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汪敬虞，2000）。中国的现实图景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面临十分艰难的理论探索。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像刚出生的婴儿，还缺乏准确的自我表达意识，她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明显带有共产国际“辅导”的痕迹。它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党的奋斗目标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显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能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以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中国这种特殊国情的国家能否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哪些步骤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等重大问题，都还缺乏理论思考和准备。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的运用，需要中国共产党自己根据国情进行创造性发展。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创造性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1925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他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析了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不同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倾向。回答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中，谁是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1933年毛泽东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分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性质和特征，为正确解决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和土地改革工作提供了纲领性指导。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从事了大量理论研究，集中全党集体智慧，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于1939年底至1940年初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18年来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与理论总结，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它回答了中国社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最广泛的同盟军，它包括农民阶级这个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同盟军。由此得出结论，当时的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他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实现耕者有其田。1947年12月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基础上的创立。正如习近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对于实行土地改革和动员苏区人民支持革命战争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指导性论述；对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和财政问题也有许多论述。1942年12月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是一篇战争经济学的经典论著。他指出，只有使根据地的人民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根据这个理论，1943年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精兵简政”，毛泽东由此还提出了人民政府行政工作的五个原则：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1946年他把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方针概括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与节约并重。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要求军事斗争和经济工作两不误。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所有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激发了亿万农民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的热情，而且也成功瓦解了国民党军，大量贫苦出身的国民党军士兵起义、投诚，投降后即俘即补，成为我军人员的重要补充。毛泽东说：“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胜利。

　　 毛泽东不仅创造性总结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在1941年初至1942年初大量阐述了中国理论的研究方法。这个期间他发表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他强调进行社会调查和了解情况的重要性，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他主张研究理论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对象，哲学问题要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经济学问题要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政治学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军事学要研究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他主张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深刻认识中国许多问题的两重性特征，例如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与保护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统一和矛盾统一；区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与反对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界限。他还主张理论研究的具体方法是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阐述的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遵循的方法论。

　　 （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理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这表明问题导向对于理论研究是多么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怎样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设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国要变成工业国，二是新民主主义要转向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目标很明确，但路径又不清晰的问题。1950年5月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全会原来设想是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三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土地改革。而且毛泽东当时说了恐怕得搞十年，这还不叫社会主义。三年经济恢复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首先公私经济比重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国营工业占比提升到52.8%，国营商业提升到60.5%，私营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农村互助组占农户40%，事实上已经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其次是国家工业建设对商品粮、工业原料的需求不能通过分散农户得到满足；与私人资本经济的自由生产和贸易的矛盾显露。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思考的第一个经济理论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工业化道路怎么走，而且这也是二战以后所有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本国的工业化道路怎么走。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回答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理论问题。1953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完整表述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此即“一化三改”，实际上一化是主导，三改是推动一化的手段。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实践的发展，后来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提法做了不断完善，例如1954年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表述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6年“八大”制定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些新表述更完整，但核心仍然是国家工业化。这就是新中国回答的第一个经济理论问题。而国家工业化所秉持的建设方针则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也是国内循环为主的内在要求。虽然我们得到了苏联156个工业项目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但是从资金量上看，苏联给予我们66亿旧卢布的有偿援助（相当于1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